萧红生前大抵走过10个城市，计有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等地。但这一切对她来说，却丝毫不具备旅游和观光的意义，只是无可奈何的逃亡线路，只能说明她生命中的黄金岁月是如何被命运无情地切割；萧红身后墓分几处，也折射出墓主支离破碎的一生。10年写作，10年逃亡；10年乱离，10年挣扎；10年寻梦，10年漂泊。让人心仪的是在这样的常态里，她终其一生都不曾放弃对理想之爱和做人尊严的追寻，哪怕一路走来，备尝艰辛……

上海，是萧红离开哈尔滨后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从1934年11月到1937年9月，其间东京半年，在上海居住时间近两年半；若不是“八一三”的炮火，我们有理由相信，她在上海居住的时间当会更长。

这里是她一生最重要的驿站，是对她最具意义和价值的城市。上海期间，为数众多的作品陆续问世，形成了她创作的喷发期。长篇小说《生死场》在这里得以出版，为她在现代文坛的立足奠基；《商市街》、《桥》和《牛车上》的结集出版，使读者和评论界讶异于她优秀散文家的创作潜质；《沙粒》、《拜墓》和《一粒土泥》，让我们得以窥见作者内心晶莹的诗魂；《女子装饰的心理》等文，初步蕴涵了她对女性问题的深度思考。

上海时期的萧红，因为得遇鲁迅，因为有了鲁迅的关爱和加持，经过生活的磨砺和自己的勤奋，已经成为一名成熟的作家。

逃离青岛

1934年6月，萧红和萧军逃出伪满政权下的哈尔滨，暂居在海滨城市青岛。萧军于《青岛晨报》担任副刊编辑的同时写作《八月的乡村》，萧红料理家务之余勤奋写作《麦场》（后改名《生死场》）。当年9月，《麦场》率先脱稿。在考虑它的出路时，两萧心中茫然，哈尔滨固然有朋友和报刊，但含有反满抗日内容的作品不可能在那里公开发表，可除了东北，他们与文坛几乎没有交往，又无名气。

当时青岛有一个“荒岛书店”，负责经营的孙乐文在《青岛晨报》做兼职编辑，算是萧军的同事，一次闲谈中，他说起去上海办业务时，曾在“内山书店”偶然遇见过鲁迅先生，这个信息激活了萧军的念头，他大胆地给鲁迅先生写下第一封信，以“青岛广西路新4号荒岛书店”的地址寄往上海，时间约在1934年的10月初。对于鲁迅是否能收到此信，是否回信，萧军完全没有把握，心中一片茫然。

这封信辗转到达鲁迅案头已是10月9日，萧军的名字就是这一天首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得萧军信，即复。”

当一封加盖着上海邮戳的信件寄到“荒岛书店”时，萧军和萧红被意外的喜悦和感动淹没了。他们不仅和朋友分享这巨大的快乐，而且两个人都是一读再读，信的内容早已倒背如流。接信后不久，他们就把《生死场》的手抄稿以及自费出版的《跋涉》一起寄往内山书店。

为了让先生对他们有一个更具体的印象，同时寄往上海的还有他们逃离哈尔滨之前的一张合影。

书稿与照片刚刚寄出，萧军供职的报社就发生了变故。这年秋天，山东境内不少地下党组织均遭重创，青岛的组织系统被破坏得相当严重。由于《青岛晨报》和“荒岛书店”都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所以两萧的处境也登时危险起来。他们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决定要去上海，马上告知鲁迅先生不要再来信；于是躲避监控，变卖家什，11月1日，他们和梅林一起，搭乘驶往上海的日本货轮“大连丸”号，“同咸鱼包粉条杂货一道，席地而坐”，匆匆离开了居住了四个多月的青岛。因为已经联系上了鲁迅先生，上海似乎在向他们招手。

1935年春，上海法租界万氏照相馆。萧军穿的是萧红手工制的礼服；
童心未泯的萧红穿了件深蓝色“画服”，并在道具箱里捡出一只烟斗来“装蒜”

鲁迅赏识

1934年11月2日，两萧和梅林一行三人到达上海。他们租住在拉都路北端杂货店二楼的亭子间（今上海襄阳南路283号）。租下房子并搬家之后，又买了一袋面粉，一只小泥火炉，一些木炭，平底锅和几副碗筷，盐、醋之类，他们手里的钱就所剩无几了。在这段赋闲的日子里，在萧红的督促和鼓励下，萧军终于修改完了《八月的乡村》。时隔45年，萧军仍是记忆犹新，“她不畏冬季没有炉火，没有阳光，水门汀铺地的亭子间的阴凉，披着大衣，流着清鼻涕，时时搓着冷僵的手指，终于把《八月的乡村》给复写完了！——即使到今天，此情此景仍然活现在我的眼前，我永远感念她！”

他们仍在不断给鲁迅先生写信，提很多很多的问题；鲁迅先生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也总是“即复”。11月27日，鲁迅先生致函两萧，约他们本月30日下午到内山书店见面。他们惊喜不已，从接信后到见面时，心全是“破轨地跳着”。11月30日下午，是一个上海冬季常有的没有太阳的日子。他们到书店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经到了。随后许广平先生和海婴也到了。初次见面，萧红“不相称的过早的白发衬着年轻的面庞”给许广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临分手的时候，鲁迅先生把一个信封放在了桌上，指着说：“这是你们所需要的……”萧军知道，这是他们信中向鲁迅先生所借的20元钱。回程的车钱也没有，他们又如实告诉了先生，鲁迅先生又从衣袋里掏出了铜板和银角子……

那一天，两萧初次见到的鲁迅先生，“没戴帽子，也没围围巾，只穿了一件黑色的瘦瘦的短长袍，窄裤管藏青色的西服裤子，一双黑色的橡胶底的网球鞋……”“两条浓而平直的眉毛，一双眼睑往往显得浮肿的大眼，没有修剃的胡须，双颧突出，两颊深陷，脸色是一片苍青而又近于枯黄和灰败……”看到鲁迅先生的病后形容，想着他还受到当局的迫害，回去的途中，两萧备感刺痛。回去后马上写信说了这些心情和感受，鲁迅先生回信反倒来宽慰他们：借钱觉得刺痛是不必要的，“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并给他们以建议：“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

第一次见面之后，鲁迅先生在与两个来自沦陷区的年轻人的通信中谈论的话题越来越深刻。12月18日，两萧意外地收到了鲁迅和许广平的邀请函：“本月十九日（星期三），我们请你们俩到梁园豫菜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谈天的。”为了郑重起见，落款署名为“豫广同具”。当天的宴会共有九人到场：鲁迅先生一家，两萧，聂绀弩夫妇，茅盾和叶紫；“主宾”胡风夫妇却因为信被耽误而没到，而此次宴会更是鲁迅先生以胡风长子的满月为名而设。两萧和宴会上所有见到的朋友大都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宴会第二天，鲁迅先生致两萧信中云：“吟太太（指萧红，因萧红当时常用的笔名为‘悄吟’——编者注）的稿子，生活书店愿意出版，送给官僚检查去了，倘通过，就可发排。”稿子即指《生死场》，这自然是很好的消息；但后来还是没通过，又退了回来。

1936年春夏之交，萧红坐在北四川路底的大陆新村九号鲁宅门前

前途看好

1934年年底，两萧搬到拉都路411弄的福显坊22号，当年这里是上海的郊区，在屋子里都能看到菜地。在这前后，他们已经又开始了写作，而鲁迅先生也在向有关刊物推荐他们的作品了。1935年3月1日，萧军的《职业》发表在《文学》上；3月5日，萧红取材于青岛生活的《小六》发表于陈望道主编的《太白》第一卷第十二期。这是他们到上海后第一次发表作品；也是他们迈向上海文坛的第一步。文章的发表带来的收入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窘况。自那前后始，在鲁迅给两萧的信中又有了一项重要的新内容，即关于稿件的具体情况。除了两萧，他们的朋友（如金人等）的创作和翻译，也往往包括在内。萧红在此期间最主要的创作是由41篇文章组成的系列散文《商市街》，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两萧在哈尔滨时所住街道“商市街”上当时饥寒交迫的生活，文字饱满，细节惊人，具有不可抵挡的感染力。

1935年6月，两萧又搬至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90号，这期间认识了文艺理论家胡风，并有了较密切的往来。胡风后来回忆初次见到的萧红，“我觉得她很坦率真诚，还未脱女学生气，头上扎两条小辫，穿着很朴素，脚上还穿着球鞋呢，没有那时上海滩的姑娘们的那种装腔作势之态。因此虽是初次见面，我们对他们就不讲客套，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了。”面对“孩子气”的萧红索要亲笔签名，鲁迅貌似也没有办法：“我不大希罕亲笔签名制版之类，觉得这有些孩子气，不过悄吟太太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可以缩小的。这位太太，到上海以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了，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

1935年12月，长篇小说《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三，假上海“容光书局”之名自费印刷出版；前面有鲁迅脍炙人口的《序言》：“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首次署名萧红。素来喜爱美术的萧红，还为《生死场》设计了它风格独特的封面。《生死场》的出版，除了给予“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还奠定了萧红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抗战文学的奠基作之一，《生死场》的终极价值还远不止于此，它对于生命状态的强烈感慨和对于人的心灵的关注，都超越了当时的时代语境，颇具恒久意义，因而，自问世到如今，久盛不衰。

得萧红赠《生死场》原稿的舒群晚年曾回忆说：“我看过萧红那份原稿后，十分真切地感受到鲁迅对青年的爱护。那情谊太深厚，那份耐心也是少见的。《生死场》几乎每页都有鲁迅亲笔修改，蝇头小楷，用朱砂圈点，空当处写不下时，就划一道引到额上去添加，就是那一道，都划得笔直，字迹更是工整有体。当时我想，就凭鲁迅为青年改稿的细致耐心，他就是不朽的。”可惜的是，这份宝贵的手稿在后来的流离和动荡中丢失了。

这年的春天，两萧搬到北四川路底的“永乐里”，这样离鲁迅家更近了，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去大陆新村。此次搬家，目的明确，就是想离先生近一些，以免先生给他们写信的劳顿，年轻的萧军还想在必要时帮着做一些具体的事务。生长在江浙一带的鲁迅先生偏爱北方的面食，而操持面食恰恰又是萧红的强项，因此常到大陆新村一显身手，做好美味的葱油饼或水饺之后，边吃边谈，彼此之间其乐融融。通过鲁迅先生，他们认识了冯雪峰、鹿地亘、史沫特莱等人，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之间有着长久的友谊。

随着《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出版和热销，两萧的名字逐渐被上海文坛接受；但比较而言，业内似乎更看好萧红，普遍对她有着更多的期待。

1936年5月，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访问中，鲁迅回答了许多关于文学的问题，在列举当时的优秀作家时，田军（萧军）、周文、柔石、张天翼等都在其中，但他更进一步认为：“田军（萧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惜别上海

1937年8月13日，日军奉命炮轰闸北，进攻上海，酝酿已久的淞沪抗战正式爆发；第二天，萧红就写下散文《天空的点缀》，记述“从昨夜就开始的这战争”：

在我的窗外，飞着，飞着，飞去又飞来了的，飞得那么高，好像一分钟那飞机也没离开我的窗口。因为灰色的云层的掠过，真切了，朦胧了，消失了，又出现了，一个来了，一个又来了。看着这些东西，实在的我的胸口有些疼痛。

8月17日又写下《窗边》一文，记录了开战之后作家眼中民众救助伤员的上海街景：

于是那在街上我所看到的伤兵，又完全遮没了我的视线；他们在搬运货物的汽车上，汽车的四周是插着绿草，车在跑着的时候，那红十字旗在车厢上火苗似地跳动着。那车沿着金神父路向南去了。远处有一个白色的救急车厢上画着一个很大的红十字，就在那地方，那飘蓬着的伤兵车停下，行路的人是跟着拥了去。那车子只停了一下，又倒退着回来了。退到最接近的路口，向着一个与金神父路交叉着的街开去，这条街就是莫利哀路。这时候我也正来到莫利哀路，在行人道上走着。两个穿着黑色云纱大衫的女子跳下车来。她们一定是临时救护员，臂上包着红十字。

8月底，胡风召集两萧、曹白、彭柏山、艾青等人具体商议创办一个抗战刊物之事宜，正是在这个小型聚会上，两萧同时结识了另一位年轻的东北作家端木蕻良。在会上，胡风提议刊物的名称就叫《抗战文艺》，但萧红坦率地表示异议：“这个名字太一般了，现在正是‘七七事变’，为什么不叫《七月》呢？用‘七月’做抗战文艺活动的开始多好啊！”大家一听，纷纷认可，于是，《七月》的刊名就正式定了下来；刊名“七月”两个字系采集鲁迅的手迹，主编胡风，大家义务投稿，暂无报酬。

《七月》在勉强维持了三期之后，战局吃紧，上海眼看要沦为孤岛，文化人等也不得不考虑自己何去何从。当时情况下，他们大致有以下几种选择：一是留在“孤岛”（租界）；一是撤离到大后方；还有部分人员去往延安或参加新四军。胡风要去武汉继续办《七月》，他邀请两萧等人一同前去。1937年9月28日，萧红、萧军同部分文艺工作者一道撤离上海。他们从上海西站（当时叫梵皇渡车站）上车，沿沪杭线到嘉兴，从嘉兴再到南京，在那里等候几天之后，挤上了一艘拥挤不堪的破旧客轮。10月10日抵达汉口。

萧红于此惜别上海，再也没有回到沪上。当时存放在霞飞坊许广平寓所里的有关物品，是萧红留在这个世界上数量最多也是最重要的物品。它们包括鲁迅给两萧的五十多封信、少量的衣物、几本影集、几样随身用品、书刊等，这些东西被许广平历尽艰辛保存下来。1956年3月21日，连同大批的鲁迅遗物，一起捐赠给了即将建成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其中的《自集诗稿》手抄本包含近半数在萧红生前不曾公开发表的作品，直到四十多年以后的1980年，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辑上悉数刊出。

[责任编辑:邱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