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日报 廖心文 2016年01月25日10:46

 1954年8月2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上作关于外交政策和台湾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谋划台湾和平统一大业


周恩来与台湾义勇队

对台政策伴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发生重大改变

1956年，中共对台政策伴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发生重大改变。这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里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对台方针和政策。他强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到大陆参观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少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他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上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中央关于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并且愿意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此后，对台政策的突出变化是不仅将蒋介石集团包括在团结之列，而且明确了解放台湾的方式要力争和平解决。这一方针在中共八大上得以肯定。

这年6月，中共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又有新的发展。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他重申了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对台政策。最后，他还表示：“祖国的大门对所有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的。”这是周恩来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正式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真诚愿望。这说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从一般号召进入具体寻求接触和协商的阶段。

重视做“人”的工作，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这个阶段中，周恩来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做“人”的工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台工作的重点是“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即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种办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周恩来为此付出大量心血。

为将中共和谈的愿望传递到台湾，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会见即将赴台的英国人马坤，对他说：你是一个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人，我们欢迎你来。你到台湾去，请传话给蒋介石或其他朋友：“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周恩来还强调：“蒋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

中共对台湾的和平呼吁引起台湾方面的注意，当年参与对台工作的童小鹏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进一步摸清中共对台政策的底，国民党遂于1957年春派立法委员宋宜山（在押战犯宋希濂之兄）到北京做实地考察。李维汉和罗青长会见了他。中共提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政务还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 这次会面，周恩来是在幕后。宋宜山事后将有关谈话情况写成长文呈报蒋介石，因蒋本无诚意，派人到大陆不过是为了摸清情况，制定对策，故没有下文。

中共对台湾的和平呼吁，也得到国内外广大爱国人士的拥护，许多人主动提出愿从中斡旋。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见一些朋友时对国共和谈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设想与办法。1956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曹聚仁，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秘密来。”毛泽东还说：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周恩来还做了具体的说明：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周恩来还真诚地表示，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当场，周恩来指示中央对台办公室负责同志通知有关方面，对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尚在大陆的亲属注意照顾。这些工作，有效地推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

到1960年初，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加深了美蒋之间的矛盾，也给中共开展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讨后确定对台湾问题的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要蒋现在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是要有这个想法，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为推动这项工作的发展，中央提出了更为宽松的四点具体意见：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系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等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台重要负责人：“进一步派人到大陆去谈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

为把中共的诚意传递到台湾，促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周恩来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办法开展工作。比如，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台湾当权派深有影响的张治中、傅作义多次致信蒋氏父子和陈诚，转达中共对台的方针和政策。

比如，抓住机会做国民党元老的工作。1961年4月，周恩来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女婿、中共党员屈武写信并准备了礼物。周恩来自己也准备了一些高丽参，请人转交于右任。他还请于右任的挚友邵力子给于右任写信，并关照统战部门要照顾好居住在西安的于右任前妻的生活。比如，通过海内外朋友向台湾当局传话的方式促进相互的了解。他希望与台湾有联系的朋友多做工作。但接触中不要太急，不要挖苦，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工作从长计议。此外，周恩来还请有关人士将蒋介石家乡的照片寄往台湾，照片背后写着：“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他还请统战部门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的内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协委员，并要他们照顾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亲属和陈诚在浙江青田的姐姐。

周恩来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对台湾方面产生了影响，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有了相当的发展。据有关人士透露，台湾当局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曾表示：他们不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扰乱公共安宁和破坏地方秩序的事”。并说：“进一步派人到大陆去谈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

1961年下半年，美国邀请陈诚访美，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的问题上离间蒋氏父子和陈诚之间的关系，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实现他们搞“两个中国” 的目的。周恩来认为，蒋介石和陈诚还是有些民族气节的，决定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来击破美国“拉陈抑蒋”的阴谋。周恩来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 陈诚赴美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蒋的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周恩来申明：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8月，陈诚访美。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他看，想以此进行拉拢。陈诚看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作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陈诚还表示，他们也要向历史做交代。这说明，周恩来的估计是准确的，对陈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

鉴于陈诚思想的发展，周恩来进一步抓紧对台和平争取工作。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谈到对台湾的政策时，信中除重述过去对台湾回归祖国后的建议外，并做了更具体的说明。概括起来就是毛泽东提出并由周恩来归纳的“一纲四目”。“一纲”，用张治中给台湾方面的信中的话来说，就是：只要台湾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等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归还祖国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周恩来表示过去送去的信件虽然是一些朋友个人写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对台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这个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共表达的和谈诚意和提出的具体建议对台湾当局深有影响。他们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

周恩来

1963年7月，周恩来获悉陈诚提出辞职的消息后，于9日约见张治中、傅作义商议此事。周恩来分析陈诚辞职不外三个原因：美国压力、内部矛盾或真的有病。他说：“不管台湾形势如何，我们的政策是要老小合作。” 这年底，周恩来出访十四国时，专程绕道广东，以视察海军舰队的名义，在一个小岛上秘密会见了准备去台的有关人士，希望他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归还祖国固然好，既然暂缺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是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唯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周恩来还请这位密使给蒋经国带了一份礼品。这位密使见到蒋经国后对他说：这是周恩来先生特别嘱咐我送给你的，都是多年陈酒。蒋经国很感慨，表示感谢说：周先生还记得我喜欢饮酒。

1965年3月。陈诚病逝。他去世前留下的遗言，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他向蒋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这表明，几年来，对台通气工作、传话、传信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不负周恩来的一片苦心。

陈诚去世后，周恩来继续坚持不懈地对台进行争取工作，他不止一次讲道：对台工作急是无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了对台工作。在那艰难的十年，周恩来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尽着最大的努力。他保护了大批民主人士和朋友，为改革开放后继续开展对台工作留下了“火种”；他不失时机推动中国进入联合国，促成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为进一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减少了来自国际方面的阻力。1975年9月4日，周恩来看到香港《七十年代》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这篇文章分析了蒋介石去世后台湾的局势，介绍了蒋经国的经历及其他情况。周恩来在这篇文章上批示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和秘书钱嘉东：对蔡省三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并要他们找王昆仑、屈武弄清真相。批示落款“周恩来，9月4日”。后面接连四个“托”字，笔迹是颤抖的。周恩来对罗青长等说：我平常给你们讲的台湾那些老朋友，他们有些人，过去对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你们将来千万不要忘记他们。

（作者为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原第三编辑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