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叱咤风云、功大于过的历史巨子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1/6/26 16:59:56 1615
90年前，正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李大钊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早有定论。作为党的另一位主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的陈独秀，在学界则是见仁见智，未能形成共识。2002年出版并在今年再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实际上是将他作为正面人物，在总体上以肯定的态度来记述他的。在党史一卷中，他是继孙中山之后上了目标题的又一个历史人物，也是第一个党史人物。当然，没有对他作总体评价。由于自1999年后在负责修订《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过程中，接触了一些材料，使我对他有了一些新的了解，认识在与时俱进。这里，谈点个人看法。
一、胡耀邦谈陈独秀
据我的老朋友郑惠同志生前说，由于陈独秀的后人向中央提出陈独秀的问题，在1984年11月下旬，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召集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专门开会对此进行了研究。参加这个小会的，还有时任胡耀邦秘书的郑必坚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
郑惠说，耀邦同志在会上反复强调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定要非常慎重，并特别提到鲁迅临终前写的纪念章太炎的文章。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耀邦同志在引述鲁迅的这些警策的文句时，很有感慨地说，要学习鲁迅的这种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态度。他认为对陈独秀复杂的一生应当根据详尽确实的材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过去很长时期对陈独秀予以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陈独秀在本世纪的最初二十几年中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犯了错误，但也不能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陈一个人。当时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形势悬殊，我们党又处在幼年时期，缺乏革命经验，即使是中央领导人，在理论上政治上也很不成熟，加上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指导，在这种条件下，陈独秀是很难不犯错误的。耀邦同志主张写陈独秀这种对革命有过很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像鲁迅写章太炎那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采取厚道、宽容、公正的写法，这样才能正确评价前贤，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使后人受到教益。
我觉得耀邦同志的这篇谈话，对于今天评价陈独秀的一生功过仍有指导意义。他道出了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方法论原则，要历史地看问题，不能以后来的历史眼光来苛求前人。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现在许多历史档案材料都公布了，特别是《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出版了，关于陈独秀晚年的许多问题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我以为，建党90周年应该是到了毛泽东讲过的写党史要讲陈独秀的功绩，可以对他作全面评价的时候了。
二、光耀历史的八大辉煌
在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过，关于陈独秀这个人，他是有过功劳的。对于他的功劳，学界不少同志都有专门论著做了大量评述。在我看来，他的前半生是很辉煌的，可以说叱咤风云，神州巨星。他的辉煌，归纳起来，至少有这样几点：
1.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唯一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革命家。出生于1879年的陈独秀，比李大钊年长10岁， 比毛泽东年长14岁。辛亥革命时期，李大钊、毛泽东都还处在学习阶段。毛泽东参加过湖南新军，但时间很短。陈独秀则不然。他在刚进入20世纪就开始了革命生涯。1901年因进行反清宣传，受清政府通缉，逃亡日本。在日本又因从事革命活动，被遣送回国。随后，建立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成为安徽地区的主要革命领袖之一。辛亥革命后，他三度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在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列为“要犯”受到通缉。这个经历说明陈独秀在缔造中国共产党之前就是一个革命家了。在中国共产党内，既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家，又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成为领袖，除他之外就无第二人了。
2.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旗手。陈独秀在逃亡日本后，先是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当时就“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后来在党的七大又说，陈独秀和他周围的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改革开放以来，说五四运动是20世纪三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头一个思想解放运动，首先就是指新文化运动，它开启了中国20世纪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陈独秀就是掀起这一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3.五四爱国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不是书斋里的学者，单纯地呼吁思想启蒙，而是将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传播与推动现实的政治斗争积极地结合起来。这使他的影响力更加巨大。五四爱国运动既是在以他为代表的先进分子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爆发的，他本人又奋勇地投身到这场运动中。他不仅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还亲自上街散发《宣言》，并遭逮捕，被关押近百天。所以，毛泽东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等是起了大作用的。在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毛泽东也是这个伟大事件的亲历者，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4.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创立者。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新的阶段。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也由此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和上海分别成为中国南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上海，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李大钊在北京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遥相呼应，既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广泛传播，又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尽管党的一大召开时，陈独秀、李大钊都未能出席，但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毛泽东又说，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我们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的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5.中国共产党的前五届中央领导核心。从党的一大到五大，陈独秀都是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论当党的第一把手，毛泽东时间最长，但讲届数多少，则是陈独秀，前后五届。即使到了大革命失败前夕召开的党的五大，尽管对他有尖锐批评，但他仍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党的总书记还是非他莫属。在此期间，他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回击国民党右派进攻，维护了党的独立性；重视工人运动，是五卅运动的中共中央政策的制定者，并直接指挥了这场有巨大影响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伐进军的高潮中，亲自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党成立以后至大革命时期的许多重要决策及其取得的成就，无疑都与他的积极领导分不开。同后来的错误他应负责一样，这时的成就也有他的功劳。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只有50多人的小组织发展成拥有近6万党员的大政党，从那时起就具有初步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一点，他也功不可没。
6.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重要贡献的思想家。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后来的许多认识正是以这时期的认识，包括错误的认识作为先导而积累形成的。同后继者是在探索一样，陈独秀对中国如何革命也在探索。既然是探索，就会有错误，如“二次革命论”；但也有若干积极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认识。如他为党的二大起草的《宣言》，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提出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有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党的二大后，他提出“国民革命”思想，迅即为一切反帝反军阀的人们所接受，成为国共两党共同使用并响遍全国的口号。在党的三大后，他强调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劳动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最勇敢最急进的先锋”，若没有“这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起来奋斗”，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正因为他的认识有了变化，党的四大才能够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此外，他还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基本国情，试图用阶级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并将中国革命放在世界革命大环境中考察，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这对后来党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也有重要参考意义。
7.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敢于说“不”的领导人。从党的二大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此后两者就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无论正确与否，作为组织纪律都应当服从。共产国际对党的指导和影响是两方面的，既有积极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又有不正确的、乃至严重错误的。陈独秀在任时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有时并不完全赞同，但都是努力服从的。但到1927年6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开始明确提出不能同意和执行共产国际关于指望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土地革命的指示。在大革命失败后，当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将其责任完全归咎于陈独秀时，他更是坚决地表示了反对意见，认为中国的问题，中国同志最了解，不能跑到外国去同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因而，多次拒绝邀请去莫斯科说明情况。就此而言，在那时都将共产国际指示奉若神明的党内氛围中，这种敢于说“不”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8.近现代革命史上有高昂民族气节的先贤。陈独秀从投身反对晚清腐败政府开始就遭到多次通缉。从领导五四运动开始直至抗战期间去世，他先后5次蹲监狱，既坐过北洋军阀的班房，也坐过国民党政府的大牢，共达5年多时间。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都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一生都对反动势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不低头屈服。即使到晚年穷困潦倒，也不乞怜依附国民党政府当局。这种硬骨头精神，也会名留青史的。
三、晚年蹉跌的两大错误
陈独秀是个叱咤风云的悲剧人物。他领导中国革命的功劳有如上述。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也没能超越历史，在晚年有两大主要错误。一条是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另一条是参与托陈取消派问题。
对这两大错误，目前陈独秀研究者的认识日趋一致，应当给予重新认识和评价。
关于前者，2002年9月出版的党史一卷，将过去长期讲的“右倾投降主义”改为了“右倾机会主义”。4年后，胡锦涛在2004年4月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谈到大革命失败时，又给予了新的说法，将其表述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这是到目前为止由党中央领导人所作的新的定位，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好评。无论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错误（“左”倾也一样），都是党内路线是非问题，不是革命与不革命问题。这不能构成什么“罪名”。
关于后者，其是非也渐清楚。第一，这主要涉及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过去将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扣以种种罪名。但历史早已翻过了这一页。这属于跨党、跨国之事，要与时俱进。目前俄罗斯人已很少提及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甚至对托洛茨基的问题另有新说，也会对历史问题据实加以再认识。第二，陈独秀参与“托陈取消派”，属于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纷争，其看法有严重错误，也有派别活动，但更多地属于理论论争，不能因有这方面的错误而继续“定罪”。第三，陈独秀对托洛茨基的某些观点是有保留的。他是讲“二次革命论”的，托洛茨基鼓吹“一次革命论”，两者南辕北辙。对大革命后期的一些应对政策，他比较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赞成斯大林的意见；特别是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他一个人来承担感到愤慨，并对托洛茨基遭受的迫害深表同情，这是他参加“托派”的一个重要动因。对这个情况，不能不做具体分析。第四，将“托派”认定为“反革命”，这主要是在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到延安后，根据联共（布）反对托洛茨基的需要，不分青红皂白而作的处置。当时，确有“托派”反对抗战、有汉奸嫌疑的言论，但陈独秀却是主张抗战的，并撰文批评“托派”反对抗战的言论。他在1932年10月（15日）被捕入狱，是由于“托派”分子向国民党告密了才为特务逮捕的。他在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公开声明“已不属于任何党派”。这表明他与“托派”脱离了干系，因此不能老给他戴着“托派”这顶“帽子”。第五，陈独秀参与“托陈取消派”，尽管具有分裂党的性质，但并没有做危害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事情，没有里通外国的勾当。对陈独秀的分裂行为应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加以区别，两者的性质和情节不一样。张国焘是明目张胆地另立“第二中央”，自封主席，要当头；“托陈取消派”是一种不赞同当时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派别活动，并非要自立为共产党之“王”。张国焘在抗战开始后就跑到蒋介石那里去，拿国民党的津贴做事；而陈独秀拒领国民党津贴去另组新共产党，即使落魄江湖艰难度日，仍始终不与国民党为伍。就此而言，也不能与张国焘等同视之。
后来人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经过历史的沉淀，纵观陈独秀一生，我以为，对其做功大于过的肯定性评价，符合党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结论。
叱咤风云一巨子，辉煌蹉跌铁骨铮。这是我在写此文纪念党的90周年时，对党的这位主要创建者和革命家（尽管他晚年有严重错误）表示的敬意之情。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一、胡耀邦谈陈独秀
据我的老朋友郑惠同志生前说，由于陈独秀的后人向中央提出陈独秀的问题，在1984年11月下旬，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召集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专门开会对此进行了研究。参加这个小会的，还有时任胡耀邦秘书的郑必坚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
郑惠说，耀邦同志在会上反复强调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定要非常慎重，并特别提到鲁迅临终前写的纪念章太炎的文章。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耀邦同志在引述鲁迅的这些警策的文句时，很有感慨地说，要学习鲁迅的这种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态度。他认为对陈独秀复杂的一生应当根据详尽确实的材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过去很长时期对陈独秀予以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陈独秀在本世纪的最初二十几年中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犯了错误，但也不能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陈一个人。当时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形势悬殊，我们党又处在幼年时期，缺乏革命经验，即使是中央领导人，在理论上政治上也很不成熟，加上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指导，在这种条件下，陈独秀是很难不犯错误的。耀邦同志主张写陈独秀这种对革命有过很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像鲁迅写章太炎那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采取厚道、宽容、公正的写法，这样才能正确评价前贤，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使后人受到教益。
我觉得耀邦同志的这篇谈话，对于今天评价陈独秀的一生功过仍有指导意义。他道出了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方法论原则，要历史地看问题，不能以后来的历史眼光来苛求前人。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现在许多历史档案材料都公布了，特别是《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出版了，关于陈独秀晚年的许多问题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我以为，建党90周年应该是到了毛泽东讲过的写党史要讲陈独秀的功绩，可以对他作全面评价的时候了。
二、光耀历史的八大辉煌
在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过，关于陈独秀这个人，他是有过功劳的。对于他的功劳，学界不少同志都有专门论著做了大量评述。在我看来，他的前半生是很辉煌的，可以说叱咤风云，神州巨星。他的辉煌，归纳起来，至少有这样几点：
1.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唯一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革命家。出生于1879年的陈独秀，比李大钊年长10岁， 比毛泽东年长14岁。辛亥革命时期，李大钊、毛泽东都还处在学习阶段。毛泽东参加过湖南新军，但时间很短。陈独秀则不然。他在刚进入20世纪就开始了革命生涯。1901年因进行反清宣传，受清政府通缉，逃亡日本。在日本又因从事革命活动，被遣送回国。随后，建立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成为安徽地区的主要革命领袖之一。辛亥革命后，他三度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在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列为“要犯”受到通缉。这个经历说明陈独秀在缔造中国共产党之前就是一个革命家了。在中国共产党内，既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家，又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成为领袖，除他之外就无第二人了。
2.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旗手。陈独秀在逃亡日本后，先是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当时就“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后来在党的七大又说，陈独秀和他周围的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改革开放以来，说五四运动是20世纪三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头一个思想解放运动，首先就是指新文化运动，它开启了中国20世纪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陈独秀就是掀起这一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3.五四爱国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不是书斋里的学者，单纯地呼吁思想启蒙，而是将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传播与推动现实的政治斗争积极地结合起来。这使他的影响力更加巨大。五四爱国运动既是在以他为代表的先进分子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爆发的，他本人又奋勇地投身到这场运动中。他不仅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还亲自上街散发《宣言》，并遭逮捕，被关押近百天。所以，毛泽东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等是起了大作用的。在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毛泽东也是这个伟大事件的亲历者，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4.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创立者。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新的阶段。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也由此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和上海分别成为中国南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上海，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李大钊在北京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遥相呼应，既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广泛传播，又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尽管党的一大召开时，陈独秀、李大钊都未能出席，但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毛泽东又说，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我们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的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5.中国共产党的前五届中央领导核心。从党的一大到五大，陈独秀都是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论当党的第一把手，毛泽东时间最长，但讲届数多少，则是陈独秀，前后五届。即使到了大革命失败前夕召开的党的五大，尽管对他有尖锐批评，但他仍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党的总书记还是非他莫属。在此期间，他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回击国民党右派进攻，维护了党的独立性；重视工人运动，是五卅运动的中共中央政策的制定者，并直接指挥了这场有巨大影响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伐进军的高潮中，亲自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党成立以后至大革命时期的许多重要决策及其取得的成就，无疑都与他的积极领导分不开。同后来的错误他应负责一样，这时的成就也有他的功劳。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只有50多人的小组织发展成拥有近6万党员的大政党，从那时起就具有初步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一点，他也功不可没。
6.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重要贡献的思想家。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后来的许多认识正是以这时期的认识，包括错误的认识作为先导而积累形成的。同后继者是在探索一样，陈独秀对中国如何革命也在探索。既然是探索，就会有错误，如“二次革命论”；但也有若干积极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认识。如他为党的二大起草的《宣言》，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提出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有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党的二大后，他提出“国民革命”思想，迅即为一切反帝反军阀的人们所接受，成为国共两党共同使用并响遍全国的口号。在党的三大后，他强调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劳动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最勇敢最急进的先锋”，若没有“这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起来奋斗”，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正因为他的认识有了变化，党的四大才能够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此外，他还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基本国情，试图用阶级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并将中国革命放在世界革命大环境中考察，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这对后来党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也有重要参考意义。
7.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敢于说“不”的领导人。从党的二大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此后两者就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无论正确与否，作为组织纪律都应当服从。共产国际对党的指导和影响是两方面的，既有积极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又有不正确的、乃至严重错误的。陈独秀在任时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有时并不完全赞同，但都是努力服从的。但到1927年6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开始明确提出不能同意和执行共产国际关于指望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土地革命的指示。在大革命失败后，当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将其责任完全归咎于陈独秀时，他更是坚决地表示了反对意见，认为中国的问题，中国同志最了解，不能跑到外国去同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因而，多次拒绝邀请去莫斯科说明情况。就此而言，在那时都将共产国际指示奉若神明的党内氛围中，这种敢于说“不”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8.近现代革命史上有高昂民族气节的先贤。陈独秀从投身反对晚清腐败政府开始就遭到多次通缉。从领导五四运动开始直至抗战期间去世，他先后5次蹲监狱，既坐过北洋军阀的班房，也坐过国民党政府的大牢，共达5年多时间。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都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一生都对反动势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不低头屈服。即使到晚年穷困潦倒，也不乞怜依附国民党政府当局。这种硬骨头精神，也会名留青史的。
三、晚年蹉跌的两大错误
陈独秀是个叱咤风云的悲剧人物。他领导中国革命的功劳有如上述。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也没能超越历史，在晚年有两大主要错误。一条是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另一条是参与托陈取消派问题。
对这两大错误，目前陈独秀研究者的认识日趋一致，应当给予重新认识和评价。
关于前者，2002年9月出版的党史一卷，将过去长期讲的“右倾投降主义”改为了“右倾机会主义”。4年后，胡锦涛在2004年4月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谈到大革命失败时，又给予了新的说法，将其表述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这是到目前为止由党中央领导人所作的新的定位，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好评。无论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错误（“左”倾也一样），都是党内路线是非问题，不是革命与不革命问题。这不能构成什么“罪名”。
关于后者，其是非也渐清楚。第一，这主要涉及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过去将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扣以种种罪名。但历史早已翻过了这一页。这属于跨党、跨国之事，要与时俱进。目前俄罗斯人已很少提及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甚至对托洛茨基的问题另有新说，也会对历史问题据实加以再认识。第二，陈独秀参与“托陈取消派”，属于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纷争，其看法有严重错误，也有派别活动，但更多地属于理论论争，不能因有这方面的错误而继续“定罪”。第三，陈独秀对托洛茨基的某些观点是有保留的。他是讲“二次革命论”的，托洛茨基鼓吹“一次革命论”，两者南辕北辙。对大革命后期的一些应对政策，他比较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赞成斯大林的意见；特别是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他一个人来承担感到愤慨，并对托洛茨基遭受的迫害深表同情，这是他参加“托派”的一个重要动因。对这个情况，不能不做具体分析。第四，将“托派”认定为“反革命”，这主要是在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到延安后，根据联共（布）反对托洛茨基的需要，不分青红皂白而作的处置。当时，确有“托派”反对抗战、有汉奸嫌疑的言论，但陈独秀却是主张抗战的，并撰文批评“托派”反对抗战的言论。他在1932年10月（15日）被捕入狱，是由于“托派”分子向国民党告密了才为特务逮捕的。他在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公开声明“已不属于任何党派”。这表明他与“托派”脱离了干系，因此不能老给他戴着“托派”这顶“帽子”。第五，陈独秀参与“托陈取消派”，尽管具有分裂党的性质，但并没有做危害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事情，没有里通外国的勾当。对陈独秀的分裂行为应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加以区别，两者的性质和情节不一样。张国焘是明目张胆地另立“第二中央”，自封主席，要当头；“托陈取消派”是一种不赞同当时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派别活动，并非要自立为共产党之“王”。张国焘在抗战开始后就跑到蒋介石那里去，拿国民党的津贴做事；而陈独秀拒领国民党津贴去另组新共产党，即使落魄江湖艰难度日，仍始终不与国民党为伍。就此而言，也不能与张国焘等同视之。
后来人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经过历史的沉淀，纵观陈独秀一生，我以为，对其做功大于过的肯定性评价，符合党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结论。
叱咤风云一巨子，辉煌蹉跌铁骨铮。这是我在写此文纪念党的90周年时，对党的这位主要创建者和革命家（尽管他晚年有严重错误）表示的敬意之情。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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