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5-23  来源：文汇报
 

    本报记者  田晓玲
    
    ◆随着中国逐步走到世界舞台中心，不仅中国的政府外交日益增强，而且公共外交也显现了新的力量。赵启正专心投身其间，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推动者之一。近期他出版了《公共外交和跨文化交流》一书，两周内就印刷了两次。日前，他来到上海，为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培训的政府官员做有关公关外交的专题讲座。讲座结束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和我们分享了他多年来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的经历和感慨。
    
对外交流时，“讷于言”会妨碍中国的公共外交
    
    中国的故事由中国公众来讲，更有益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有益于普通外国公众认知真正的中国形象。
    
    文汇报：“向世界说明中国”，是您的一句名言，也是您这些年来一直在公共外交舞台上身体力行的。舆论普遍认为，“公共外交”成为中国的自觉行为，差不多是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的。您本人也这么看么？
    
    赵启正（以下简称赵）：我不完全认同这个看法。我认为早在毛泽东主席的时代，就有了中国的公共外交，1936年他在陕北接受斯诺采访，就是一种主动的公共外交行为。还有周恩来提倡的大力发展民间外交的理念，指的其实也是公共外交，只不过当时还没有使用“公共外交”这个词来描述而已。
    
    多年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快速增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也在日益增强，许多中国的事情就变成了世界的事情，许多世界的事情也同时是中国的事情，会对中国的发展有所助力，也会有所遏制。在国际社会普遍提高了对中国的兴趣和关注之时，中国的故事由中国公众来讲，更生动、更有见证力、更有益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有益于普通外国公众认知真正的中国形象。如果外国公众对中国有了较正确的认识和较友好的态度，那么肯定也会影响外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会不顾及民意。
    
    文汇报：“软实力”是国家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基石。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日前在《华盛顿邮报》网站上发表文章说，他注意到中国人特别注意对“软实力”的研究，差不多发表了超过1000篇文章。言谈中难免有这位“软实力”提出者的某种得意。难道除了“软实力”一词之外，我们就没有更好的词来说明公共外交的策略了么？您提出的“国缘”不是一个很中国的字眼么？
    
    赵：我说过，“人有人缘，国有‘国缘’”。“国缘”是一个人们比较容易理解的字眼，它是一国的国家形象的另一种表达。单纯强调塑造国家形象，会以为单靠媒体在传播过程中精心修饰文采就可以了。其实，好的国家形象是靠两部分：建设好国家是基础，以及准确真实的传播。
    
    我们说，人缘是个人言行的群众认可程度使然，建立起好的人缘相对容易，所谓“日久见人心”。而“国缘”则因为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外国人基本上是受到西方媒体——报纸、电视、小说、电影和网络的影响而形成的。公共外交活动包括了多种形式的两国公众的直接往来，有利于克服那些往错误方向的引导，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应有的“国缘”。“国缘”好的国家对外国民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就高，国际威望高，国际活动的“成本”就低。
    
    文汇报：您在公共外交中特别强调讲故事，那么，中国人是不是天生就有不太擅长讲故事的短处呢？
    
    赵：的确有这个因素。传统上，中国人一般认为，话太多好像是不成熟的表现，所以中国人往往强调“多做少说”。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和“祸从口出”，都是阻碍中国人表达自我的。事实上，我们恰恰应当培养起交流的能力，在许多种工作中，甚至交流能力要大于业务能力。无论是在家庭还是朋友之间，或者是作为一个好的被领导者或领导者，都需要交流能力。在公共外交中，好的交流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文汇报：不久前从动荡的利比亚成功撤侨，是中国政府一次成功的公共外交行动，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印证了您所说的公共外交应该由政府主导的论断。问题在于，与强大的政府公共外交行动相比，我们的民间公共外交力量似乎明显不足。您是如何看待这一“软肋”的？
    
    赵：从利比亚撤侨展现了负责任的中国政府形象，以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对国际社会影响极大的公共外交的成果。诚然，我国民众的公共外交力量是比较薄弱的，但是还是大有潜力可挖，这需要时间去成长。过去，人们通常将国家形象的展示理解为是一种对外宣传，似乎是一种专业工作，普遍认为应该是报社、电视台的事情；其实不然。在今天，特别是在城市，几乎人人都有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可谓“公共外交，人人有责”。把对外宣传纳入到公共外交的框架内，对外宣传的立意和标准也就更高了。
    
    文汇报：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说过：“在国际交往中，索尼是我的左脸，松下是我的右脸。”这句话形象表明了公共外交中公司的力量。中国的许多公司和品牌，是否也应该为公共外交做出更多的努力，而不是一味地追逐利润呢？
    
    赵：社会组织当然也包括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内，尤其是那些有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业务的企业，它们同外国的接触多，可以在国际业务交流中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比如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作为国际上颇有影响力的非官方经济论坛，各国企业家的表现就相当活跃。而另一方面，企业的公关外交的成功与否也会直接影响到它的经营。如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虽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国会的抵制，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司的公共外交意识不够，没有能够降低美国公众的严重误解；而华为公司获得了印度国有运营商BSNL约20亿美元的订单，也遭遇印度政府的疑虑，但是后来华为自己做了较细致的公共外交工作，最后得以成功地进入印度市场。“华为”是一个初露锋芒的品牌。
    
网络外交提高了公众在公共外交中的地位
    
    国内外公众间的日常联系无论是商业性的、学术性的还是朋友间的，都表达着中国的微观国情，丰富着中国的国际联系。
    
    文汇报：我们看到，当下的经济社会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而发生了很多变革。在您看来，互联网究竟怎样改变了公共外交的生态？
    
    赵：互联网的普及让公共外交变得更加丰富了，但同时也更加复杂了，各种力量都在充分借助互联网表达自己的观点，施展自己的国内或国际影响。在当前的媒介环境下，网络外交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外交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众在公共外交中的地位，使公共外交最终发展成一套包括政府和公众能够分别运作、发生跨国影响的庞大综合体系。
    
    尤其是在公众之间的沟通方面，互联网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公众可以低成本、便捷地参与到国际交流中。而这种日常联系无论是商业性的、学术性的还是朋友间的，都表达着中国的微观国情，丰富着中国的国际联系。
    
    文汇报：您本人目前是否开了微博？跟踪微博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微博上各种批评的声音似乎“分贝”更大。这对于中国的公共外交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
    
    赵：因为太忙，我自己还没有开微博。我认为，微博便于人们表达自己的理念和讲故事，让大家分享，通过微博，公众可以表达自己对国内外事务的各种观点，尤其是一些名人微博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微博总体上是好事。
    
    互联网的“网风”是时代文明的新表现，跟帖、博客、微博的内容和语言可以展现中国网民的水平和社会风貌。对于国际事件的评议，许多国家都或多或少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对外攻击的言论。但是越是大国，越要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言辞。
    
    至于微博上批评的声音，批评得对就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即使是错误言辞，也并不可怕，因为我注意到观点明显错误的言辞也会受到微博群的提醒或品评。真正可怕的东西是所谓“网络水军”，它代表了一些特定群体和机构的利益，混淆了普通网民的判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判断。这才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文汇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前主席卢格不久前有一份报告，说美国出现的一种新赤字是美国的公共外交落在中国的后边了。我们知道，您研究了这个报告。那么，真实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卢格做出这样的判断，其背景是什么？
    
    赵：美国是开展公共外交最早、也是力量最强的国家，每年的花费都超过了10亿美元。卢格议员看到中国在美国已经建立了70多所孔子学院，而美国在中国仅有5个文化中心，而且上海世博会上美国馆的表现不佳，他就有意说美国对中国出现了“公共外交的赤字”。其目的是促进美国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公共外交投入。他还提出，要加强利用互联网向中国输出美国价值观。这才是美国公共外交目标的实质。
    
韬光养晦并不是说要“隐藏能力，装作弱小”，而是不要“锋芒毕露，动辄张扬”
    
    中西传统和生活方式相差很大，很多东西不能做到一一对应，有时候在翻译理解的过程中会出现附会。
    
    文汇报：随着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不少人认为，中国应该改变原有的战略，以崛起的大国姿态在国际上作为和行事。这是否意味着以往中国的“韬光养晦”外交战略有些过时了？
    
    赵：邓小平同志说过“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一种战略思想，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不当头”，“不扛旗”。国内有人把“韬光养晦”误认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式的故事。其实，“韬光养晦”一词源于清末的《盛世危言》一书。而英文翻译也不准确（如一种译法是hideone’sabili ty and pretend to be weak，亦即“隐藏能力，装作弱小”），又引起了国外的误解。我认为，韬光养晦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种品质，一种政治品质。不论我们的国力有多强大，也应当长期坚持“韬光养晦”。
    
    文汇报：据我所知，国外也有把“韬光养晦”翻译为“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的。这是否表明跨文化交流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赵：跨文化交流首先是跨语言的交流。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殊性使得中外交流过程中，碰到的语言障碍比西方各国人之间的交流要严重得多。中文是使用者最多的语言文字，但实际使用中文的国家却只有中国和新加坡。
    
    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差异很大。汉字是象形文字和会意文字为主，不像英语等是拼音文字，它们还有词的变化。文法不同，导致了思维习惯也不相同。同时，中西传统和生活方式也相差很大，很多东西不能做到一一对应，有时候在翻译理解的过程中会出现附会，就会造成一些交流上的障碍。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勉强对应中外事物翻译就会失准，如京剧译成北京歌剧（Beijing Opera），就不如日本歌舞伎音译为Kabuki、而不译为东京歌剧（TokyoOpera）来得好。
    
    文汇报：但是，跨文化的障碍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在国家内部也存在。人们通常对一些地区也有一些固定化的看法。可不可以认为，这种现象也是正常的？
    
    赵：文化不是发明的，而是长期自然而然形成的。文化(价值观、信仰、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等)并不存在一个发明人。文化间的差异不仅在民族间存在，而且存在于地缘差异、即地理差异之中。为什么南方人的方言那么丰富？那是因为南方地区河流密布，交通不够发达，交流不便的原因。相比之下，北方没有河流的阻隔，人们容易走动，语言就相对一致一些。这些现象都同地缘因素有关。
    
    文汇报：“严肃的新闻发言人，微笑的公关大使，爱挑战的新闻官，诲人不倦的学者，善解人意的长者”。有媒体认为您综合了上述五种角色。我们想知道的是，在这五个角色中，哪一个角色是您所最为钟爱的？
    
    赵：这样的评语我是绝不敢当的。对于年轻人来说，我应当算是长者；至于善解人意，我希望是这样。我就选“善解人意的长者”这个角色吧。
    
    媒体以“严肃的新闻发言人、微笑的公关大使、爱挑战的新闻官、诲人不倦的学者与善解人意的长者”这五种角色，来描述赵启正的形象。这位早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核物理专业的官员，在从事科技工作20年后并没有坚守自己的老本行，1984年开始，他先后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上海市委常委；1998年，他又出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主要责任还是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文化、国情和政策；现在，他转到了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的位置，主要任务也是开展对外友好工作。过去20年，赵启正先生专心投身于中国的公共外交事业，成为为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不少舆论认为，差不多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始，中国开始有了自觉的公共外交行为。赵启正并不同意这个看法，不过他承认，今天中国的公共外交，已经发展出了越来越丰富的形式，其中包括世博会、博鳌论坛那样大型的活动，也包括由政府支持的学者交流计划和用汉语推广的孔子学院活动；随着国际旅游费用的下降，中国与各国民众间的直接交往日益频繁；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与公众的切身利益关联更为密切，现代公众对于国际事务和本国外交政策的关注度逐渐提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赋予公众参与外交事务以广泛的发言权，公众的话语影响力空前增强，当代的公众不再只是公共外交的“受众”，同时也成为积极参与公共外交的“主体”。一国公众不仅可以和他国公众直接交流，而且也可能和他国政府成员交流。
    
    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事情越来越为世界所瞩目，世界的事情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世界对中国的理解依然尚需时日。向世界说明中国，我们需要做得更多。
    
    日前，赵启正来到上海，为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培训的政府官员做有关公关外交的专题讲座。讲座结束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和我们分享了他多年来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的经历和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