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以心灵温暖心灵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1/4/26 11:55:52 3736
来源：文汇报 2011-04-26 作者：陈青; 张鹏
右图：吴孟超带着学生们查房。 左图：吴孟超认真查看片子。 张鹏摄
本报记者 陈青 通讯员 张鹏
90岁的吴孟超医生还能让我感动吗？因为他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因为曾与吴孟超生活在同属长海医院的大院里，常在家中听父母说起他的许多事，我对他并不感到陌生。自打身为麻醉师的母亲退休返聘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手术室之后，“吴孟超”的名字出现的频率就更高了。进报社工作后，吴孟超便是我新闻职业生涯中采访的第一位医学专家。从那以后，跟他去查房、看他做手术、听他在各种国际医学论坛做学术报告……我已记不清多少回采访过吴孟超。
右图：吴孟超带着学生们查房。 左图：吴孟超认真查看片子。 张鹏摄
本报记者 陈青 通讯员 张鹏
90岁的吴孟超医生还能让我感动吗？因为他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因为曾与吴孟超生活在同属长海医院的大院里，常在家中听父母说起他的许多事，我对他并不感到陌生。自打身为麻醉师的母亲退休返聘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手术室之后，“吴孟超”的名字出现的频率就更高了。进报社工作后，吴孟超便是我新闻职业生涯中采访的第一位医学专家。从那以后，跟他去查房、看他做手术、听他在各种国际医学论坛做学术报告……我已记不清多少回采访过吴孟超。
然而，当我再次走进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走近吴孟超，与他的病人、同事、学生面对面时，我又一次被眼前这位90高龄的医学大师深深地打动了。
回国·参军·入党
吴孟超常说：“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祖国，我也许会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如果不在人民军队，我可能是个医生，但不会有我的今天；如果不是加入党组织，我可能会做个好人，但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份子。而从医，让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
会做·会说·会写
吴孟超常说：“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祖国，我也许会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如果不在人民军队，我可能是个医生，但不会有我的今天；如果不是加入党组织，我可能会做个好人，但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份子。而从医，让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
会做·会说·会写
吴孟超对学生还有“六个字”的要求，即“会做、会说、会写”，这“六个字”是恩师裘法祖教授当年对吴孟超的要求。吴孟超正是深刻领悟了这“六个字”，才成就了以后的辉煌。同样，他也把这“六个字”作为对学生的基本要求。
“会做”就是判断准确，下刀果断，手术成功率高；“会说”就是善于旁征博引，阐述理论，能走上国际讲坛；“会写”就是善于总结经验，能著书立说，发表高质量论文。这“六个字”带给他的成就是：手术精湛娴熟，一气呵成，堪称“神刀”；讲课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四座惊叹；文章概括准确，结构严谨，著作等身。为了让学生真正掌握这“六个字”的内涵，吴孟超把自己所学都教给了学生。
有人称他是“精算师”，但他大方时出手真不小
吴孟超的办公室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行政楼二楼。这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集办公、会客、会诊于一体，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不够明亮。最初我一直以为是办公室所处楼层不高，又朝北，光照不好所致。直到有一次，我带着一位北京来的病人去找吴老会诊，同样是这间办公室，却大放光明，我这才发现办公室不够亮堂的真正原因。
其实，吴孟超的办公室里有两盏灯，平时自己一个人在里面办公时，他只开头顶的那一盏，如果有客人或病人来，他才将两盏灯都打开。
“为了省电，‘老爷子’管得可远远不止自己办公室里的那两盏灯。”医院政委李捷玮说，通常，吴孟超下班时间要比别人晚一个小时，他会利用下班后的这段时间去病房查看自己当天的手术病人。当他从监护室回到二楼办公室，时常看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走廊里亮着灯，这让他心痛不已。
“下班时必须随手关灯！”“老爷子”下了死命令。
没过几天，吴孟超又把相关负责人找到办公室，他问：“为什么办公室走廊里还有一盏长明灯？”仔细排查后发现，那盏灯一直亮着，是出于安保需要，为了确保监视器正常工作。知道了这一情况后，“老爷子”要求把全院上下的“长明灯”都归入备案登记管理之列。
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还有一条不成文的“内外有别”的规定：除了病人来求医问诊或外单位来人外，凡是院内开会，机关工作人员一律自备水杯和茶叶，不再提供一次性杯子。
有人跟“老爷子”开玩笑：“这种小儿科的事，您老就别费心了！”可是，吴孟超却说：“‘一次性’的东西用起来方便，但只能用一次，是一种浪费。一个小小的纸杯，虽然值不了什么钱，但这种节省的习惯可以让人受用一生，勤俭的风气可以让医院获益无穷。”
吴孟超作为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肝胆研究所的掌门人，财务支出只认他“一支笔”。每个到他办公室递交申请报告的人，事先都要做足功课，因为“老爷子”对每一项经费的用途都问得清清楚楚。
“老爷子”的“小气、抠门”出了名，有人封了他一个“精算师”的称号。
2003年，吴孟超应邀到印度和俄罗斯讲学，那年他已经82岁，但是他坚持不带随行人员。秘书问他为什么不带个人照顾一下？吴孟超说：“外国人请我开会、讲学，往返机票和食宿都负责到底，如果带一个人照顾我，就要医院自己掏钱。我们医院成立时间短，底子薄，还有很多需要用钱的地方，还需要艰苦奋斗啊！”
2008年，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副院长沈锋陪着吴孟超去奥地利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抵达的次日早上，沈锋请吴孟超一起去宾馆餐厅吃早饭。吴孟超问：“早饭多少钱一个人啊？你去吧，我不吃了。”沈锋急了：“您省钱也不能不吃饭呀！”顽童般的笑容浮现在吴老脸上，他变戏法似地从衣兜里掏出一个面包：“看见了吧？这是昨天飞机上发的，我有得吃啦！”
但“老爷子”也有大方的时候，出手还都真不小。
1996年，他用自己的奖金和社会捐款500万元成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基金”，重点资助在肝胆领域取得杰出成绩的医疗和科研人员；
2006年，他把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励等共计600万元奖金，全部用于医院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
2008年，他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向灾区捐赠价值500万元的急救药品。
“不能把医院开成药店，把病人当作摇钱树”
“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已经花光了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作为医生，一定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替病人算账。”这是吴孟超对年轻医生说得最多的话。
有一次，病房里收治了一位来自浙江农村的妇女。手术后五六天，吴孟超去查房。他仔细检查完病人，又认真看了她的病历，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半晌没吭气。那时，在场的人都很紧张，“看样子，‘老爷子’准是又看出什么问题来了。”果然，吴老把值班医生叫到走廊里，劈头便问道：“这个病人为啥要用先锋6号？还是进口的？”
值班医生答道：“作为常规术后抗感染，现在大家都在用先锋6号，这个病人也就用了。”
“什么‘大家’‘大家’？”吴孟超一听火了，大声说道：“现在有的医院、有的医生不好好给人治病，光知道给病人开贵重药品，凭此赚钱、提成，完成利润指标。你不要学他们！”
值班医生有些委屈：“吴老，我没有啊……”
“没有就好”，吴老严肃地说，“你知道医疗费用对这样的病人和家庭是多么大的经济负担！没有明显的感染，术后又很稳定，为何不用氨苄青霉素等药物？过去我们常用，而且效果也不错，又便宜。要为病人多考虑考虑才对呀！”
同样是为了用抗生素，挨批评的还有护士。有一次，吴老在走廊上碰到一位值班护士，便随口问了一句：“匆匆忙忙的，干什么去？”那护士回答：“有个病人发烧，我去找医生开医嘱。”吴老一听，大声说：“把护士长叫来！”闻讯赶来的护士长见“老爷子”火气那么大，一时摸不着头脑。
吴老劈头就问：“病人发烧，你第一步该做什么？”护士长答道：“物理降温呀！”“那么，你们做了没有？”护士长实言相告：“没有，因为现在病人都喜欢药物降温，所以……”吴老不等她说完，便批评开了：“你给我把《常规》拿出来，《常规》上是怎么规定的，去拿呀！”
平时，吴老总是反复强调，要求医生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哪种药便宜用哪种。在为病人做检查时，如果B超能解决问题，他决不会让病人去做CT或者核磁共振检查；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能够看清楚，他也决不会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查。
每次手术结扎，他都是坚持用手、用线。他说：“我们要多用脑和手为病人服务，用一次缝合器械，‘咔嚓’一声1000多元就没了，那可是一个农村孩子几年的读学费用啊！我吴孟超用手缝线，分文不要。”
正是这般精打细算，吴孟超和他的团队切除一个肝脏肿瘤的手术费、治疗费等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有人曾劝“老爷子”松松口，也进一些自费的耗材和药品，这样医院一年至少可增加上千万元的利润。可是，吴孟超毫不松口，他说：“我们不能把医院开成药店，把病人当作摇钱树。”
“一个好医生应该眼里看的是病，心里想的是人”
2009年8月，一个晚期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病人来看吴孟超的门诊。他告诉吴老说，之前已经辗转多家医院均被拒绝收治，“你这里是我的最后一站。”
面对心理负担沉重的患者，吴孟超拉着病人的手说：“生病不可怕，关键是要保持好心态。不用急，我给你开张住院证先住下来，咱们一起努力，争取让你早日康复。”
病人离开后，助手不解地问：“吴老，这个病人不能手术，用药等其他治疗手段也没有太大意义，咱们的病床又那么紧张，干嘛还把他收进来？”
“我也知道把他收进来做不了太多，可是他已经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了，如果我们再不收他，他肯定会绝望，说不定会做出傻事来。”吴孟超看了一眼助手说，“我们既要看病，更要救人。”
安徽一位姓许的老年病人，身患肝癌已至晚期，因多方求医早已倾家荡产，为了不再拖累家人，他孤身外出并吩咐家人：“你们不必找我，我就是死，也要死在外边，不会再让你们遭穷。”后来，这位病人到了上海，在马路上遇到好心人，经指点来找吴孟超。吴孟超一边看病，一边与老人聊起了家常，并吩咐医生将病人收治住院。
第二天，吴孟超就赶到病房探视。老许微睁半醒半睡的双眼，看见一位身着白大褂，面容慈祥的老医生在自己的床边弯下身子柔声细语地问候，又蹲下来仔细察看导尿管，然后抚摸着他又黑又瘦又粗糙的双手。老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细心为自己诊治病情的人，竟会是大名鼎鼎的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教授。吴老走后，邻床的病人告诉老许，刚才来的医生就是吴孟超。老许惶恐不安起来，连晚饭也吃不下了。吴孟超闻讯后再次来到病人床边，一边耐心细致劝说病人，一边拿起勺子给病人喂稀饭，2两稀饭足足吃了半小时。
后来老人的两个儿子闻讯赶到上海，闻听父亲的治疗情况，感动得热泪长流。
“为医之道，德为先。”吴孟超说，“从医这么多年，我时时记住老师裘法祖教授讲过的一句话——‘医术有高有低，医德最是要紧。’”
“医本仁术，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医生之于病人乃子女视于父母，其首要不在于手术做得如何流光溢彩，名响四方，而在于如何向病人奉献天使般的温情。”吴孟超常用这个道理教育自己的学生，要求他们以博大的心去爱护病人，传送爱心。
几十年来，冬天查房时，吴孟超总是先把手在口袋里捂热，然后再去接触病人的身体。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之后，他都顺手为他们拉好衣服、掖好被角，并弯腰把鞋子放在他们最容易穿上的地方。他还要求护士必须用松节油细心地擦掉病人换药后胶布在皮肤上留下的印痕，不许留下任何痕迹……而每年的年初一上午，吴老也总会来到病房，将新年的第一声祝福送给住院病人。“这对医生而言仅仅是举手之劳，却能带给病人很大的温暖。”吴孟超说。
“做医生在品格上至少要具备三种精神，也就是无欲无求的献身精神、治病救人的服务精神、求实求是的科学精神。”这是吴孟超教授发自内心的呼唤，也是他几十年从医做人的准则。
“跟病人握手是一种技巧，也是一门艺术”
美国医学人文学家刘易斯·托马斯曾这样说过：“触摸和谈话曾经是诊病的主要方式，现在完全被各种仪器取代了，唯有‘最好的医生’才会继续做着这两件事。”吴孟超便是这样一位医生。
凡是看过吴孟超门诊的病人，都会对他那特殊的打招呼方式留下深刻印象。看见病人坐下，他会笑呵呵地紧紧握住病人的双手，有时还拍拍病人的肩膀。外人乍一看，还以为他在接待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哪里人呀？”“做什么的？”“家里几口人呀？”看病先看人，几句家常话聊下来，吴孟超才慢慢开始查看病人以前的检查报告。如果需要病人做进一步检查，他还会亲自为病人拉上屏风上的布帘，把双手搓热，轻轻摁住病人的腹部，轻声询问病人疼不疼。做完检查，他依然不会忘记弯腰把病人的鞋子摆到最适于病人下床的地方。然后，才一笔一笔地仔细开单子。如果需要做B超检查，他必定会亲自陪病人到B超室做检查。
对于这种特殊的打招呼方式，手术室护士长程月娥曾求教过吴孟超。“老爷子”告诉她，跟病人握手，用双手，是一种技巧，也是一门艺术，至少可以有三个作用：一是可以展示医生对病人的关心，让病人心里感到踏实；二是肝病患者一般都伴有一定程度低烧，双手一握，对病人的发烧程度，自己也能掌握个八九分；三是双手一握，顺势可以把手滑到病人的脉搏上，给病人切脉，有助于病情判断。
最鄙视的是但求无过的“太平医生”
“我结婚了，就在两年前的9月24日。那是我再生之日。”当27岁的王甜甜出现在我面前时，要不是事先知道她的身份——“吴老的病人”，我还真的难以将她对号入座。
2004年，王甜甜第一次从湖北随州老家来到大城市，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名新生。她的母亲也选择留在北京，一边打工，一边照顾自己的独养女。然而谁都没料到，早已潜伏在王甜甜体内的病魔已蠢蠢欲动。
一次偶然的机会，细心的母亲发现女儿的腰变粗了，但脸变瘦了。联想到女儿曾提起过肚子有点胀，人没力气等，母亲坚持陪女儿到医院去看病。谁知B超一检查，就被确诊为“巨大海绵状血管瘤”。医生遗憾地告诉王甜甜的母亲：“太大了，瘤子长的部位又不好，已不能开刀。”母亲强忍着眼泪，带着甜甜又跑了两家大医院。可是，奇迹并没有出现。三家大医院都说不能开刀。无奈之下，母亲只能将实情向甜甜和盘托出。随后，有专家提出只能做肝移植。可是，巨大的手术费用及术后需终身服用的抗排异治疗，让甜甜一家即便是卖房也难以承受。于是，王甜甜在网上发出自愿典身十年换取医疗费的帖子。很快，就有好心人回帖说，到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去找吴孟超，或许不需要换肝，可以直接开掉。
这是一个令吴孟超都感到棘手的病例。巨大的海绵状血管瘤长在了被视为肝脏手术禁区的中肝叶，而且血管瘤已严重压迫第一、二、三肝门，手术中稍有不慎，就会因血管破裂大出血而直接死亡。尽管在此前，吴孟超已无数次勇闯禁区，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生命奇迹。可是，眼前王甜甜的病情还是让当时已经83岁高龄的吴孟超感到了压力。
压力来自复杂的病情本身，也来自团队内部。听说“老爷子”开如此高风险的手术，手术室的护士长急了，她跑到“老爷子”办公室说：“你年岁这么大了，又何苦冒这么大的风险，万一病人在手术台上‘下不了台’，岂不是砸牌子，毁了你一世英名吗？”“我的名声算什么，难道比病人的生命更重要吗？做医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为病人去争取，不能有任何的私心杂念。”
9月24日一大早，当手术室工务员来接甜甜的时候，病区里许多人都到走廊里默默地为她祝福。被推进手术室大门时，甜甜松开母亲紧握着的双手，“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生离死别的滋味。”两天后，王甜甜睁开双眼，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吴孟超。他用手轻抚着甜甜的额头，轻声地说：“甜甜，你没事，真的没事了！”事后，甜甜从母亲那儿得知，那天吴孟超和姚晓平教授一起花了近12个小时，才成功地将重达4.9公斤的瘤体完全切除。术后，甜甜的心率一度高达170次/分钟，险象环生。
事隔多年，吴孟超记忆犹新地说：“这个手术难度确实大，我们在手术中也创造了肝门阻断次数的纪录，前后阻断4次共103分钟，才将瘤子切下来。切下的瘤子有排球那么大，放在一个脸盆里都快满了。”
住院期间，王甜甜还结识了护士朱丽娜。丽娜告诉王甜甜说，她也是吴爷爷的病人。23年前，父母抱着才4个月大的她找吴孟超救治。吴孟超为她成功切除了重达600克、比婴儿脑袋还要大的“肝母细胞瘤”。长大后，朱丽娜选择了护士职业，希望也能像吴爷爷那样关心、呵护好病人。
在吴孟超的从医生涯中，最让他鄙视的是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失的“太平医生”。他说：“救治病人如果怕担风险，前怕狼，后怕虎，那么禁区永远是禁区，病人只能在医生的摇头和沉默中抱憾离开人间。”
“如果有一天倒在手术台上，那就是我最大幸福”
吴孟超习惯把做手术说成“开刀”，把手术室称作“开刀房”。他曾这样比喻：肝癌是我今生最大的敌人，而开刀房则是我一辈子的战场。
只要不出差，吴孟超每天都会亲临战场，不是当指挥官，而是做一名荷枪实弹的战士，用自己的双手向肝癌发起歼灭战。就在去年，吴孟超主刀完成的手术就有190台。
医院上下都知道，“老爷子”只要一踏进手术室大门，立即会兴奋起来，“吴氏微笑”随即展现，就连步伐也会变得灵活而轻盈起来。对此，吴老曾自嘲说：“这可能是手术依赖症。”
吴孟超的手术一般都安排在手术室最里面的6号房。一路走过去，要经过另外9个手术室。每次进6号房途中，吴孟超习惯于一路“看野眼”，身高1.62米的他总会踮着脚，透过小小的玻璃窗口往每个手术室里张望。而手术室里的所有医生和护士，只要看到那“两个大大的眼镜片”，就知道“老爷子”来了。所有人都会加倍小心，因为他们知道，若这一刻被他逮到有不该出的错，这下就没好日子过了——挨骂是必然的。
有一次，吴孟超像往常一样，一路“东张西望”地向自己的“主场”走去。在一个手术室里，他看到病人躺在手术台上，一旁却不见主刀医生的踪影。他立马让人把主刀医生找来，“病人光着身子躺在那，你为什么不准时上手术？”“刚才查房去了。”“查房不能早一点吗？排了手术你自己不知道吗？换你这样赤条条躺在那里试试，你什么感受？”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把病人“晾”在手术台上了。
尽管早已是久经沙场，可是走进6号房，“老爷子”并不急于洗手消毒换衣服，而是双手叉腰，带着助手再次仔细看看已经挂在读片灯上的片子，还不时用手指指点点，一两分钟后，转身出门洗手。
“老爷子”总是把“洗手”叫做“刷手”。不过，他确实就是用刷子刷的。我曾亲眼目睹他刷手的全过程：先用水把手和胳膊淋湿，然后在一小块海绵内浸上消毒洗手液，从双手一直抹到手臂上面，等起了白色泡沫，便拿起一个肥皂盒大小的塑料刷子开始用力刷手、刷每一个手指。那个认真劲儿，跟刚入行的实习医生没什么两样，惟恐某个环节没做到位，被手术护士教训。在吴老看来，认真洗手是减少病人感染的重要环节，也是每个外科医生应该严格执行的基本规范。
手术室里的护士几乎都知道，吴孟超右脚的食趾比其它脚趾长出一截，压在大脚趾上。对于这一“奇观”，“老爷子”给出的注解是：“开了几十年刀，自己会有意无意中使劲‘抓’地，所以才成为这样的‘临时性畸形’。”
许多人都说吴孟超有着一双神奇的手，手术刀到不了的地方，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他都可以仅凭一双手，将别人认为无法剥离的瘤子一一“拿下”。然而，岁月还是在吴老的手上留下了痕迹，像许多上了岁数的人一样，写字时手开始微微颤抖。
我问：“开刀时，‘老爷子’的手抖吗？”
手术室护士长程月娥说：“不抖。”
我自己在一旁看“老爷子”做手术，也没有发觉他手抖。我去向“老爷子”本人求证。他坦言：“要说一点都不抖，那不符合科学规律。但可能是因为拿笔和拿手术刀的姿势不一样的关系，力度不一样，心情不一样吧。我拿起手术刀来，自己也觉不出抖来。”
“老爷子”精力充沛也是出了名的。一天，程月娥发现“老爷子”的头上直冒汗，便开始替他擦汗，吴老动情地说：“人老了，力气也越来越少了。但只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刀我还是要开的，前提是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强。医疗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有一天我倒在手术台上，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你是知道的，我爱干净。你帮我打理干净就可以了。”
“一个人能全神贯注地做他愿意做的、喜欢做的事情，这将是非常愉快的！在医生的岗位上，我感悟了生命的可贵，责任的崇高。”吴孟超说。
如今，吴孟超依然雄心不减、干劲十足。2010年4月，以现代化、信息化、园林化为目标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安亭新院正式开工建设。到2012年底，拥有1500张床位、国际一流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将在上海西大门崛起。而经国家批准的由吴孟超领衔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也正式落户上海，他将带领他的团队，向肝癌这个“癌中之王”发起新一轮“集团式进攻”——这正是吴孟超最大的愿望。
吴孟超的办公室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行政楼二楼。这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集办公、会客、会诊于一体，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不够明亮。最初我一直以为是办公室所处楼层不高，又朝北，光照不好所致。直到有一次，我带着一位北京来的病人去找吴老会诊，同样是这间办公室，却大放光明，我这才发现办公室不够亮堂的真正原因。
其实，吴孟超的办公室里有两盏灯，平时自己一个人在里面办公时，他只开头顶的那一盏，如果有客人或病人来，他才将两盏灯都打开。
“为了省电，‘老爷子’管得可远远不止自己办公室里的那两盏灯。”医院政委李捷玮说，通常，吴孟超下班时间要比别人晚一个小时，他会利用下班后的这段时间去病房查看自己当天的手术病人。当他从监护室回到二楼办公室，时常看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走廊里亮着灯，这让他心痛不已。
“下班时必须随手关灯！”“老爷子”下了死命令。
没过几天，吴孟超又把相关负责人找到办公室，他问：“为什么办公室走廊里还有一盏长明灯？”仔细排查后发现，那盏灯一直亮着，是出于安保需要，为了确保监视器正常工作。知道了这一情况后，“老爷子”要求把全院上下的“长明灯”都归入备案登记管理之列。
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还有一条不成文的“内外有别”的规定：除了病人来求医问诊或外单位来人外，凡是院内开会，机关工作人员一律自备水杯和茶叶，不再提供一次性杯子。
有人跟“老爷子”开玩笑：“这种小儿科的事，您老就别费心了！”可是，吴孟超却说：“‘一次性’的东西用起来方便，但只能用一次，是一种浪费。一个小小的纸杯，虽然值不了什么钱，但这种节省的习惯可以让人受用一生，勤俭的风气可以让医院获益无穷。”
吴孟超作为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肝胆研究所的掌门人，财务支出只认他“一支笔”。每个到他办公室递交申请报告的人，事先都要做足功课，因为“老爷子”对每一项经费的用途都问得清清楚楚。
“老爷子”的“小气、抠门”出了名，有人封了他一个“精算师”的称号。
2003年，吴孟超应邀到印度和俄罗斯讲学，那年他已经82岁，但是他坚持不带随行人员。秘书问他为什么不带个人照顾一下？吴孟超说：“外国人请我开会、讲学，往返机票和食宿都负责到底，如果带一个人照顾我，就要医院自己掏钱。我们医院成立时间短，底子薄，还有很多需要用钱的地方，还需要艰苦奋斗啊！”
2008年，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副院长沈锋陪着吴孟超去奥地利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抵达的次日早上，沈锋请吴孟超一起去宾馆餐厅吃早饭。吴孟超问：“早饭多少钱一个人啊？你去吧，我不吃了。”沈锋急了：“您省钱也不能不吃饭呀！”顽童般的笑容浮现在吴老脸上，他变戏法似地从衣兜里掏出一个面包：“看见了吧？这是昨天飞机上发的，我有得吃啦！”
但“老爷子”也有大方的时候，出手还都真不小。
1996年，他用自己的奖金和社会捐款500万元成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基金”，重点资助在肝胆领域取得杰出成绩的医疗和科研人员；
2006年，他把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励等共计600万元奖金，全部用于医院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
2008年，他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向灾区捐赠价值500万元的急救药品。
“不能把医院开成药店，把病人当作摇钱树”
“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已经花光了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作为医生，一定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替病人算账。”这是吴孟超对年轻医生说得最多的话。
有一次，病房里收治了一位来自浙江农村的妇女。手术后五六天，吴孟超去查房。他仔细检查完病人，又认真看了她的病历，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半晌没吭气。那时，在场的人都很紧张，“看样子，‘老爷子’准是又看出什么问题来了。”果然，吴老把值班医生叫到走廊里，劈头便问道：“这个病人为啥要用先锋6号？还是进口的？”
值班医生答道：“作为常规术后抗感染，现在大家都在用先锋6号，这个病人也就用了。”
“什么‘大家’‘大家’？”吴孟超一听火了，大声说道：“现在有的医院、有的医生不好好给人治病，光知道给病人开贵重药品，凭此赚钱、提成，完成利润指标。你不要学他们！”
值班医生有些委屈：“吴老，我没有啊……”
“没有就好”，吴老严肃地说，“你知道医疗费用对这样的病人和家庭是多么大的经济负担！没有明显的感染，术后又很稳定，为何不用氨苄青霉素等药物？过去我们常用，而且效果也不错，又便宜。要为病人多考虑考虑才对呀！”
同样是为了用抗生素，挨批评的还有护士。有一次，吴老在走廊上碰到一位值班护士，便随口问了一句：“匆匆忙忙的，干什么去？”那护士回答：“有个病人发烧，我去找医生开医嘱。”吴老一听，大声说：“把护士长叫来！”闻讯赶来的护士长见“老爷子”火气那么大，一时摸不着头脑。
吴老劈头就问：“病人发烧，你第一步该做什么？”护士长答道：“物理降温呀！”“那么，你们做了没有？”护士长实言相告：“没有，因为现在病人都喜欢药物降温，所以……”吴老不等她说完，便批评开了：“你给我把《常规》拿出来，《常规》上是怎么规定的，去拿呀！”
平时，吴老总是反复强调，要求医生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哪种药便宜用哪种。在为病人做检查时，如果B超能解决问题，他决不会让病人去做CT或者核磁共振检查；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能够看清楚，他也决不会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查。
每次手术结扎，他都是坚持用手、用线。他说：“我们要多用脑和手为病人服务，用一次缝合器械，‘咔嚓’一声1000多元就没了，那可是一个农村孩子几年的读学费用啊！我吴孟超用手缝线，分文不要。”
正是这般精打细算，吴孟超和他的团队切除一个肝脏肿瘤的手术费、治疗费等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有人曾劝“老爷子”松松口，也进一些自费的耗材和药品，这样医院一年至少可增加上千万元的利润。可是，吴孟超毫不松口，他说：“我们不能把医院开成药店，把病人当作摇钱树。”
“一个好医生应该眼里看的是病，心里想的是人”
2009年8月，一个晚期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病人来看吴孟超的门诊。他告诉吴老说，之前已经辗转多家医院均被拒绝收治，“你这里是我的最后一站。”
面对心理负担沉重的患者，吴孟超拉着病人的手说：“生病不可怕，关键是要保持好心态。不用急，我给你开张住院证先住下来，咱们一起努力，争取让你早日康复。”
病人离开后，助手不解地问：“吴老，这个病人不能手术，用药等其他治疗手段也没有太大意义，咱们的病床又那么紧张，干嘛还把他收进来？”
“我也知道把他收进来做不了太多，可是他已经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了，如果我们再不收他，他肯定会绝望，说不定会做出傻事来。”吴孟超看了一眼助手说，“我们既要看病，更要救人。”
安徽一位姓许的老年病人，身患肝癌已至晚期，因多方求医早已倾家荡产，为了不再拖累家人，他孤身外出并吩咐家人：“你们不必找我，我就是死，也要死在外边，不会再让你们遭穷。”后来，这位病人到了上海，在马路上遇到好心人，经指点来找吴孟超。吴孟超一边看病，一边与老人聊起了家常，并吩咐医生将病人收治住院。
第二天，吴孟超就赶到病房探视。老许微睁半醒半睡的双眼，看见一位身着白大褂，面容慈祥的老医生在自己的床边弯下身子柔声细语地问候，又蹲下来仔细察看导尿管，然后抚摸着他又黑又瘦又粗糙的双手。老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细心为自己诊治病情的人，竟会是大名鼎鼎的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教授。吴老走后，邻床的病人告诉老许，刚才来的医生就是吴孟超。老许惶恐不安起来，连晚饭也吃不下了。吴孟超闻讯后再次来到病人床边，一边耐心细致劝说病人，一边拿起勺子给病人喂稀饭，2两稀饭足足吃了半小时。
后来老人的两个儿子闻讯赶到上海，闻听父亲的治疗情况，感动得热泪长流。
“为医之道，德为先。”吴孟超说，“从医这么多年，我时时记住老师裘法祖教授讲过的一句话——‘医术有高有低，医德最是要紧。’”
“医本仁术，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医生之于病人乃子女视于父母，其首要不在于手术做得如何流光溢彩，名响四方，而在于如何向病人奉献天使般的温情。”吴孟超常用这个道理教育自己的学生，要求他们以博大的心去爱护病人，传送爱心。
几十年来，冬天查房时，吴孟超总是先把手在口袋里捂热，然后再去接触病人的身体。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之后，他都顺手为他们拉好衣服、掖好被角，并弯腰把鞋子放在他们最容易穿上的地方。他还要求护士必须用松节油细心地擦掉病人换药后胶布在皮肤上留下的印痕，不许留下任何痕迹……而每年的年初一上午，吴老也总会来到病房，将新年的第一声祝福送给住院病人。“这对医生而言仅仅是举手之劳，却能带给病人很大的温暖。”吴孟超说。
“做医生在品格上至少要具备三种精神，也就是无欲无求的献身精神、治病救人的服务精神、求实求是的科学精神。”这是吴孟超教授发自内心的呼唤，也是他几十年从医做人的准则。
“跟病人握手是一种技巧，也是一门艺术”
美国医学人文学家刘易斯·托马斯曾这样说过：“触摸和谈话曾经是诊病的主要方式，现在完全被各种仪器取代了，唯有‘最好的医生’才会继续做着这两件事。”吴孟超便是这样一位医生。
凡是看过吴孟超门诊的病人，都会对他那特殊的打招呼方式留下深刻印象。看见病人坐下，他会笑呵呵地紧紧握住病人的双手，有时还拍拍病人的肩膀。外人乍一看，还以为他在接待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哪里人呀？”“做什么的？”“家里几口人呀？”看病先看人，几句家常话聊下来，吴孟超才慢慢开始查看病人以前的检查报告。如果需要病人做进一步检查，他还会亲自为病人拉上屏风上的布帘，把双手搓热，轻轻摁住病人的腹部，轻声询问病人疼不疼。做完检查，他依然不会忘记弯腰把病人的鞋子摆到最适于病人下床的地方。然后，才一笔一笔地仔细开单子。如果需要做B超检查，他必定会亲自陪病人到B超室做检查。
对于这种特殊的打招呼方式，手术室护士长程月娥曾求教过吴孟超。“老爷子”告诉她，跟病人握手，用双手，是一种技巧，也是一门艺术，至少可以有三个作用：一是可以展示医生对病人的关心，让病人心里感到踏实；二是肝病患者一般都伴有一定程度低烧，双手一握，对病人的发烧程度，自己也能掌握个八九分；三是双手一握，顺势可以把手滑到病人的脉搏上，给病人切脉，有助于病情判断。
最鄙视的是但求无过的“太平医生”
“我结婚了，就在两年前的9月24日。那是我再生之日。”当27岁的王甜甜出现在我面前时，要不是事先知道她的身份——“吴老的病人”，我还真的难以将她对号入座。
2004年，王甜甜第一次从湖北随州老家来到大城市，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名新生。她的母亲也选择留在北京，一边打工，一边照顾自己的独养女。然而谁都没料到，早已潜伏在王甜甜体内的病魔已蠢蠢欲动。
一次偶然的机会，细心的母亲发现女儿的腰变粗了，但脸变瘦了。联想到女儿曾提起过肚子有点胀，人没力气等，母亲坚持陪女儿到医院去看病。谁知B超一检查，就被确诊为“巨大海绵状血管瘤”。医生遗憾地告诉王甜甜的母亲：“太大了，瘤子长的部位又不好，已不能开刀。”母亲强忍着眼泪，带着甜甜又跑了两家大医院。可是，奇迹并没有出现。三家大医院都说不能开刀。无奈之下，母亲只能将实情向甜甜和盘托出。随后，有专家提出只能做肝移植。可是，巨大的手术费用及术后需终身服用的抗排异治疗，让甜甜一家即便是卖房也难以承受。于是，王甜甜在网上发出自愿典身十年换取医疗费的帖子。很快，就有好心人回帖说，到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去找吴孟超，或许不需要换肝，可以直接开掉。
这是一个令吴孟超都感到棘手的病例。巨大的海绵状血管瘤长在了被视为肝脏手术禁区的中肝叶，而且血管瘤已严重压迫第一、二、三肝门，手术中稍有不慎，就会因血管破裂大出血而直接死亡。尽管在此前，吴孟超已无数次勇闯禁区，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生命奇迹。可是，眼前王甜甜的病情还是让当时已经83岁高龄的吴孟超感到了压力。
压力来自复杂的病情本身，也来自团队内部。听说“老爷子”开如此高风险的手术，手术室的护士长急了，她跑到“老爷子”办公室说：“你年岁这么大了，又何苦冒这么大的风险，万一病人在手术台上‘下不了台’，岂不是砸牌子，毁了你一世英名吗？”“我的名声算什么，难道比病人的生命更重要吗？做医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为病人去争取，不能有任何的私心杂念。”
9月24日一大早，当手术室工务员来接甜甜的时候，病区里许多人都到走廊里默默地为她祝福。被推进手术室大门时，甜甜松开母亲紧握着的双手，“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生离死别的滋味。”两天后，王甜甜睁开双眼，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吴孟超。他用手轻抚着甜甜的额头，轻声地说：“甜甜，你没事，真的没事了！”事后，甜甜从母亲那儿得知，那天吴孟超和姚晓平教授一起花了近12个小时，才成功地将重达4.9公斤的瘤体完全切除。术后，甜甜的心率一度高达170次/分钟，险象环生。
事隔多年，吴孟超记忆犹新地说：“这个手术难度确实大，我们在手术中也创造了肝门阻断次数的纪录，前后阻断4次共103分钟，才将瘤子切下来。切下的瘤子有排球那么大，放在一个脸盆里都快满了。”
住院期间，王甜甜还结识了护士朱丽娜。丽娜告诉王甜甜说，她也是吴爷爷的病人。23年前，父母抱着才4个月大的她找吴孟超救治。吴孟超为她成功切除了重达600克、比婴儿脑袋还要大的“肝母细胞瘤”。长大后，朱丽娜选择了护士职业，希望也能像吴爷爷那样关心、呵护好病人。
在吴孟超的从医生涯中，最让他鄙视的是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失的“太平医生”。他说：“救治病人如果怕担风险，前怕狼，后怕虎，那么禁区永远是禁区，病人只能在医生的摇头和沉默中抱憾离开人间。”
“如果有一天倒在手术台上，那就是我最大幸福”
吴孟超习惯把做手术说成“开刀”，把手术室称作“开刀房”。他曾这样比喻：肝癌是我今生最大的敌人，而开刀房则是我一辈子的战场。
只要不出差，吴孟超每天都会亲临战场，不是当指挥官，而是做一名荷枪实弹的战士，用自己的双手向肝癌发起歼灭战。就在去年，吴孟超主刀完成的手术就有190台。
医院上下都知道，“老爷子”只要一踏进手术室大门，立即会兴奋起来，“吴氏微笑”随即展现，就连步伐也会变得灵活而轻盈起来。对此，吴老曾自嘲说：“这可能是手术依赖症。”
吴孟超的手术一般都安排在手术室最里面的6号房。一路走过去，要经过另外9个手术室。每次进6号房途中，吴孟超习惯于一路“看野眼”，身高1.62米的他总会踮着脚，透过小小的玻璃窗口往每个手术室里张望。而手术室里的所有医生和护士，只要看到那“两个大大的眼镜片”，就知道“老爷子”来了。所有人都会加倍小心，因为他们知道，若这一刻被他逮到有不该出的错，这下就没好日子过了——挨骂是必然的。
有一次，吴孟超像往常一样，一路“东张西望”地向自己的“主场”走去。在一个手术室里，他看到病人躺在手术台上，一旁却不见主刀医生的踪影。他立马让人把主刀医生找来，“病人光着身子躺在那，你为什么不准时上手术？”“刚才查房去了。”“查房不能早一点吗？排了手术你自己不知道吗？换你这样赤条条躺在那里试试，你什么感受？”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把病人“晾”在手术台上了。
尽管早已是久经沙场，可是走进6号房，“老爷子”并不急于洗手消毒换衣服，而是双手叉腰，带着助手再次仔细看看已经挂在读片灯上的片子，还不时用手指指点点，一两分钟后，转身出门洗手。
“老爷子”总是把“洗手”叫做“刷手”。不过，他确实就是用刷子刷的。我曾亲眼目睹他刷手的全过程：先用水把手和胳膊淋湿，然后在一小块海绵内浸上消毒洗手液，从双手一直抹到手臂上面，等起了白色泡沫，便拿起一个肥皂盒大小的塑料刷子开始用力刷手、刷每一个手指。那个认真劲儿，跟刚入行的实习医生没什么两样，惟恐某个环节没做到位，被手术护士教训。在吴老看来，认真洗手是减少病人感染的重要环节，也是每个外科医生应该严格执行的基本规范。
手术室里的护士几乎都知道，吴孟超右脚的食趾比其它脚趾长出一截，压在大脚趾上。对于这一“奇观”，“老爷子”给出的注解是：“开了几十年刀，自己会有意无意中使劲‘抓’地，所以才成为这样的‘临时性畸形’。”
许多人都说吴孟超有着一双神奇的手，手术刀到不了的地方，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他都可以仅凭一双手，将别人认为无法剥离的瘤子一一“拿下”。然而，岁月还是在吴老的手上留下了痕迹，像许多上了岁数的人一样，写字时手开始微微颤抖。
我问：“开刀时，‘老爷子’的手抖吗？”
手术室护士长程月娥说：“不抖。”
我自己在一旁看“老爷子”做手术，也没有发觉他手抖。我去向“老爷子”本人求证。他坦言：“要说一点都不抖，那不符合科学规律。但可能是因为拿笔和拿手术刀的姿势不一样的关系，力度不一样，心情不一样吧。我拿起手术刀来，自己也觉不出抖来。”
“老爷子”精力充沛也是出了名的。一天，程月娥发现“老爷子”的头上直冒汗，便开始替他擦汗，吴老动情地说：“人老了，力气也越来越少了。但只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刀我还是要开的，前提是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强。医疗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有一天我倒在手术台上，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你是知道的，我爱干净。你帮我打理干净就可以了。”
“一个人能全神贯注地做他愿意做的、喜欢做的事情，这将是非常愉快的！在医生的岗位上，我感悟了生命的可贵，责任的崇高。”吴孟超说。
如今，吴孟超依然雄心不减、干劲十足。2010年4月，以现代化、信息化、园林化为目标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安亭新院正式开工建设。到2012年底，拥有1500张床位、国际一流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将在上海西大门崛起。而经国家批准的由吴孟超领衔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也正式落户上海，他将带领他的团队，向肝癌这个“癌中之王”发起新一轮“集团式进攻”——这正是吴孟超最大的愿望。
“手术室是我这辈子的战场”
日期：2011-04-26 作者：陈青 来源：文汇报 年届90的吴孟超院士，昨天又完成了两台连台手术。他说，肝癌是我今生最大的敌人，为了入党誓言和从医誓言，我要一直战斗下去
图①：吴孟超在为病人进行手术。 王建民
图②：吴孟超坐在医生休息室的沙发上活动站累了的双脚。 张鹏
本报讯 （记者陈青）年届90的二军大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教授吴孟超院士，昨天像往日一样走进6号手术室，以他独到的“吴氏刀法”完成了两台连台手术。至此，吴孟超今年主刀的手术量达到了72台，而平均每个工作日的手术量超过1台。
在常人眼里，做外科手术是一个高强度、高风险的累活儿；可在从医60余年的吴孟超心中，能够站在手术台前亲手为患者解除病痛，是最快乐的事，也是他最享受的时光。
在我国，每年约有40万人死于肝癌，肝癌防治因此成为中国医学界的重大课题。100多年前，在德国做了世界上第一例肝胆外科手术；而在我国，肝脏外科直至解放前夕还是一片空白。1956年，吴孟超向长海医院党委提交报告——“向肝脏外科禁区进军”，写下了“卧薪尝胆，勇闯禁区”的誓言。不久，由他和张晓华、胡宏楷组成的三人小组踏上“征程”。
1960年，“三人小组”首次提出中国人肝脏解剖的“五叶四段”说，从此中国有了自己创立的肝脏手术解剖理论，长期指导着世界上最大系列的肝脏手术，至今仍是中国肝脏外科首选的常规切肝法；而吴孟超再也没有停下探索、革新、创造的脚步，一连串“第一”在他手中诞生——
成功完成世界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术；切除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通过临床和肝脏生化研究，发现了“正常和肝硬化肝脏术后生化代谢规律”和纠正肝癌术后常见的致命性生化代谢紊乱的新策略，建立了我国肝脏外科理论和技术体系，创立了我国肝脏外科的学科体系。
针对肝癌发现时多晚期、巨大且不能切除者居多的特点，吴孟超又提出了“二期手术”的概念，为众多患者赢得了生命的新希望；针对肝癌手术后复发多却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特点，率先提出“肝癌复发再手术”的观点；针对我国肝癌合并肝硬化多，术后极易导致肝功能衰竭的特点，提出肝癌的局部根治性治疗策略。
1996年，吴孟超创建了我国第一所肝胆外科专科医院和肝胆外科研究所。建院以来，医院共实施各种难度的肝脏手术2万余例，胆道手术1万余例，手术成功率达到98%以上，小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达到79.8%，术后最长存活40余年，患者至今健在；同时，开展新技术新疗法20多项，在原发性肝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中晚期肝癌的综合治疗等方面居于国内外先进水平。
吴孟超说：“我这一辈子宣过两次誓，一次是入党，一次是从医。肝癌是我今生最大的敌人，而手术室就是我这一辈子的战场。为了当年的誓言，我要一直战斗下去。”
在常人眼里，做外科手术是一个高强度、高风险的累活儿；可在从医60余年的吴孟超心中，能够站在手术台前亲手为患者解除病痛，是最快乐的事，也是他最享受的时光。
在我国，每年约有40万人死于肝癌，肝癌防治因此成为中国医学界的重大课题。100多年前，在德国做了世界上第一例肝胆外科手术；而在我国，肝脏外科直至解放前夕还是一片空白。1956年，吴孟超向长海医院党委提交报告——“向肝脏外科禁区进军”，写下了“卧薪尝胆，勇闯禁区”的誓言。不久，由他和张晓华、胡宏楷组成的三人小组踏上“征程”。
1960年，“三人小组”首次提出中国人肝脏解剖的“五叶四段”说，从此中国有了自己创立的肝脏手术解剖理论，长期指导着世界上最大系列的肝脏手术，至今仍是中国肝脏外科首选的常规切肝法；而吴孟超再也没有停下探索、革新、创造的脚步，一连串“第一”在他手中诞生——
成功完成世界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术；切除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通过临床和肝脏生化研究，发现了“正常和肝硬化肝脏术后生化代谢规律”和纠正肝癌术后常见的致命性生化代谢紊乱的新策略，建立了我国肝脏外科理论和技术体系，创立了我国肝脏外科的学科体系。
针对肝癌发现时多晚期、巨大且不能切除者居多的特点，吴孟超又提出了“二期手术”的概念，为众多患者赢得了生命的新希望；针对肝癌手术后复发多却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特点，率先提出“肝癌复发再手术”的观点；针对我国肝癌合并肝硬化多，术后极易导致肝功能衰竭的特点，提出肝癌的局部根治性治疗策略。
1996年，吴孟超创建了我国第一所肝胆外科专科医院和肝胆外科研究所。建院以来，医院共实施各种难度的肝脏手术2万余例，胆道手术1万余例，手术成功率达到98%以上，小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达到79.8%，术后最长存活40余年，患者至今健在；同时，开展新技术新疗法20多项，在原发性肝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中晚期肝癌的综合治疗等方面居于国内外先进水平。
吴孟超说：“我这一辈子宣过两次誓，一次是入党，一次是从医。肝癌是我今生最大的敌人，而手术室就是我这一辈子的战场。为了当年的誓言，我要一直战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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