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不愿动华国锋”。这是杜导正记录赵紫阳说的一句话。我相信这句话不会有假，赵对胡态度的判断也是准确的，赵紫阳更为完整的话是这样说的：“耀邦不愿动华国锋，主要考虑是怕自己来接。”

但为何胡耀邦不愿动华国锋呢？胡耀邦基于什么考虑而“怕自己来接”华的职务呢？人们对历史问题，总是希望能透过层层表象，看清问题的真相和本质。为此，历史学不但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还要对这些史料提升出观点、结论来，哪怕是带有情感性的倾向，也不排斥。只要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联系能趋于最大的一致。本文想对上述史料再做些补充和说明，从而进一步探讨胡耀邦当时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背后的思想活动是什么，揭示出这段真实史料蕴含的历史真实性。

赵紫阳当时说这句话的背景是：1980年下半年，党内和社会上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舆论，认为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犯了严重错误，如宣扬个人迷信，坚持“两个凡是”，影响老干部的解放使用，要对“洋跃进”负责，甚至一些党内老同志还指责他是“文革”中的造反派。有的同志对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毛远新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毛主席遗体身边的八人合影竟一时糊涂定性为“八人帮”。总之党内外的舆论非常复杂，其中相当一部分意见是对的，一部分则缺乏分析，一小部分则是极端的情绪之词。但形成的主流意见则是华国锋党中央主席的位置应该变动一下。如何处理这个尖锐问题，人们期待着党中央的决策。赵紫阳说，叶剑英不赞成动华国锋，他和胡耀邦也不赞成动华。但赵也很遗憾，他对当时的情况已记忆不多，对此他说：“可零星回忆，主要是前几年没有留下东西，有些忘了。”

对华国锋功过的评论，不是本文的主题。本文是想根据我当时的日记，对赵紫阳叙述过于简单而没有讲透的问题，作一注释，以防歧义。当然更多的也是想为胡耀邦当时的思想理念和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道德人品，也作一个注释，以备历史的查询。

人类的历史是客观的社会进程，历史不能复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历史科学。历史科学若不建立在真实的史料之上，不是用史论结合的方法，而是想用“以论代史”的方法说明历史，那就只能深陷在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中，那么历史的挽歌就不能引起人们伤痛，而历史的颂扬也不能唤起人们的信心。

1980年年末，随着党内对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反对声音的高起，胡耀邦又成为接替他的主要人选，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1980年11月23日晚，父亲下班回家。那天，他在各省市自治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讲了一篇话，题目是《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父亲问我听到这篇讲话没有？不知怎么，我突然联系到华的去职，很可能由他替任的问题，我当时很冲动，脱口而出：“你难道在当主席的问题上，也想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吗？我不同意你任此职。现在是你最据有优势的时候。”(1980年11月23日胡德平日记)

胡德平：华国锋全票当选十五大中央委员全场鼓掌



2011年03月30日 09:13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胡德平

核心提示：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还有多少人记得华国锋同志、了解华国锋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记得他。在党的十五大上，当华国锋同志以全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但愿华国锋同志也记得这一刹那。我也投了他一票。
                                           

本文摘自：《学习时报》2011年3月28日 第09版，作者：胡德平，原题：《党内一隅民主空间》

 为何《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能参加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期中央党校学习班？为何杨西光能把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初稿送吴江、孙长江等同志进行修改？为何《实》文能够公开发表？为何全国报纸能予刊载？为何各地党、政、军领导同志能各自表明态度？不能不说这和当时特殊时期的党内民主生活有关，尽管这时党内民主仍是有限的，仅及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隅。但这一隅有限的民主空间却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

 当时的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文，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

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

 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还有多少人记得华国锋同志、了解华国锋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记得他。在党的十五大上，当华国锋同志以全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但愿华国锋同志也记得这一刹那。我也投了他一票。

 耀邦同志和华国锋同志曾有四次共同工作的机会。第一次共同工作，是在中共湘潭地委开展“四清”运动，两人工作长达一年半之久。打倒“四人帮”后，他们初次见面，华国锋同志问耀邦同志：“我们在湘潭‘四清’，毛主席来长沙，要听我们的汇报，你怎么没有来？”父亲回答：“当时我在乡下，又感冒，怕传染主席；再者，有些问题，我也没想清楚，担心主席提问，我回答不出来。”华国锋同志说：“应该来，我感冒也要来。”

 父亲给我讲过这个小故事，我至今也不知谁对谁错，来也对，不来也不能说不对。两人对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伟大事业，都是忠诚不渝的。

 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全党的普遍认可，带来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兴地谈到他的感想：

 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摘自《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