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业乐群 朴实无华——纪念物理学家、教育家谢希德先生诞辰90周年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1/3/19 13:20:38 4256

2011年3月19日 来源：文汇报

本报记者  姜澎

        在美国学术界，她被认为是知名度最高的三位中国人之一。在后辈眼中，和她交流如沐春风，而且总能得到无私的帮助。她的笑容会让你感觉到那颗友善的心，感觉到一种亲和力。
    人们称赞她学术作风严谨，对科学发展具有远见卓识。因为她对物理学界的卓绝贡献，国际学术界甚至把她称为“中国半导体科学之母”。她病重时，美国众议院议员柯特·威尔登建议国会山上的国旗为她飘扬一天，以纪念她对中美关系的重大贡献。要知道，柯特·威尔登曾经因为不了解中国，连续几年在国会投票反对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直到1998年访问中国并与谢希德教授接触后，才完全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
    她，就是已故复旦大学前任校长，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谢希德先生。

谢希德小传：
    1921年3月19日出生于福建省泉州，早年随父亲谢玉铭教授在北京生活。谢玉铭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是颇有建树的物理学家。
    1946年，谢希德先生毕业于厦门大学，次年进入美国史密斯学院，两年后获硕士学位，再过两年又获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哲学博士。学成后，即与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曹天钦在英国结成伉俪，并双双克服种种阻力回到新中国，报效祖国。
    1956年，谢希德先生赴北京与黄昆教授一起，从编写中国第一本半导体教材起步，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培养我国半导体人才，为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自力更生发展电子工业奠定了基础。
    谢希德先生于1983年开始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提出要把复旦大学建成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她率先提出在高校引入竞争机制，并采取破格提升的方法，使一批优秀的学科带头人脱颖而出。她还曾担任世界银行给中国贷款的大学发展项目专家组组长，用出色的工作为我国几十所大学改善了教学和科研条件。
    今年3月19日，是谢希德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日。人们再次回顾谢先生对学术和教育发展的贡献——
作为中国第一位重点大学的女校长，谢先生在“文革”之后开风气之先，将中国高校的学者送到国外，使“宛若与世隔绝”的复旦大学开始走上国际学术舞台。在高等教育领域，她率先倡导了高校应该大力发展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着重培养重点学科带头人，促进青年教师拔尖人才培养；她提出大学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于提高教学水平、学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她率先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提出要尽快改变“近亲繁殖”的师资结构；她反对文山会海，每次在相辉堂给学生开大会，总是半小时到三刻钟就散会，在开会时她发言的原则是少说成绩多说问题，因为多说问题才可能改进……
    人们感慨，谢先生20多年前的作为，对今天的高等教育领域仍有借鉴意义。
   
后辈眼里：亦师亦友

       在学生和儿子的眼中，谢先生亦师亦友。她以自己无私的爱对待身边每一个人，也以自己对学术的严格要求感染着身边的人。
    儿子曹惟正1956年出生，之后没多久，谢先生就赴北京与黄昆教授一起，从编写中国第一本半导体教材起步，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培养我国半导体人才。她只有通过丈夫曹天钦寄来的信和照片，才能了解儿子的成长情况。
    “文革”期间，曹天钦先生被关进了牛棚，谢先生也不能上课了。于是，谢先生有机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教育孩子。
    曹惟正记得，有一天，母亲回家时从包里拿出一套单管半导体收音机的组装零件，对他说：“你从小就喜欢动手做船模，现在动手试试装收音机。我自己没装过，但是可以给你一些理论上的指导，我们来一个理论结合实践吧。”曹惟正开始学装收音机，每当他遇到困难时，母亲就耐心地和他一起分析，找出线路问题。有时候也帮他做一些计算，从理论上帮他。当他装的收音机传出音乐声时，母亲比他还开心。装完了单管机，母子俩又“理论和实践结合”，装了四管和八管收音机。曹惟正说：“其实那时候妈妈不能正常教学，她的心中非常痛苦，指导我的时候，让她重温了和学生打交道的快乐。”
    虽然曹惟正是谢先生的独子，但谢先生对他要求非常严格。上大学了，曹惟正有一次跟母亲说，你的车去学校时，把我的被子也带去吧。谢先生想了想说：“我可以帮你把被子带到学校，但是谁把你的被子拿到宿舍楼去呢？”曹惟正听出了话外之意，于是自己骑着自行车把东西带到宿舍，而且从此以后，自己能做的事情就再也没有麻烦过母亲。
    对学生，谢先生既热心又严格。1998年，谢先生住进华东医院，但是她仍然与学生和同事保持着密切联系。每周三下午，她的同事会准时到医院和她讨论科研工作进展情况。一次，有一位同学与老师同来，谢先生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两年前他曾在一次仪式上代表学生发言。闲聊中谢先生得知他正在申请出国留学，便热心地表示愿意为他写推荐信。过了一周，这位同学又和导师一起来看望谢先生，他谈起自己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担心谢先生不会为他写推荐信。谢先生问他什么原因造成成绩不好，他回答说，“因为在电脑上花的时间太多了。”谢先生很严肃地对他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出国读物理？如果你选择了在物理学上深造，唯一纯粹的原因就应该是对物理的兴趣，而不是其他的原因。既然你的计算机和英语都不错，那你可以考虑在这两方面发展。如果要深造物理，我不能给你写推荐信，你回去考虑一下吧。”
    虽然拒绝了这位学生，但谢先生还在关心他，甚至一年多后还在了解这位学生的情况。这位学生后来还是出国深造了，他给自己的导师写信时说：“虽然谢先生没为我写推荐信，但是我体会到了她为人、为学者的严谨和负责，她绝对不做‘好好先生’，而是用自己的言行教育我，什么是一个物理学者最应该有的品格。”他还对导师说，自己一直想给谢先生写感谢信，附上自己全A的成绩单，因为如果没有谢先生的教导，他很可能放任自流。
   
科学伉俪：相濡以沫

    
       谢先生的第一批弟子之一、中科院院士王迅教授说：“缅怀谢希德先生，一定不能忘记和她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曹天钦先生。”谢先生和曹天钦先生之间的深厚感情，使她的人格魅力更完整。谢先生熟悉西方文化，但她又是一位典型的东方女性，她的仁爱、宽容、坚韧、无私，让许多人倾倒。
    “回国40年，没有一次和曹天钦一起出国的机会，是我最大的遗憾。所以我总是拒绝一切让我和别人在国内休养的机会，即便是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也不愿一个人去欣赏，这种心情也许别人不能理解。”谢先生曾经这样对自己的秘书王增藩说。
    曹天钦先生1952年放弃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学术地位，和谢先生一起历尽艰辛回到祖国，他们在1956年的同一天入党，1980年同时成为中科院院士，他们甚至共同立下遗愿，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
    每天早晨上班前，曹天钦最担心的是谢希德有没有带眼镜、钥匙，甚至连中午吃的饭都会替她准备好。谢希德出国归来，曹天钦只要有空必定会去机场接她。如果很难得两人都在家，谢先生就会在钢琴上弹奏一曲。1987年，曹天钦率团去以色列参加国际生物物理会议期间，不幸摔了一跤，1988年转入华东医院时大脑已受到损伤。当年，谢先生癌症第二次复发时，曾担心等不到从牛棚回家的曹先生而悄悄地哭；但后来，一直在生活上照顾谢希德的曹先生，却成了比孩子还需要照顾的病人。
    那时的谢希德既是复旦大学的校长，又是上海市政协主席，每天忙得分身乏术，而且自己的乳腺癌也尚未痊愈。但是只要人在上海，她每天必做的事就是下午3点准时到华东医院陪伴曹天钦先生。早晨她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安排丈夫一天的食谱。到了医院，她要扳着丈夫的手臂，帮他活动关节，疏通经脉。看着过去才思泉涌的丈夫变得语意不清，这位引领全国教育发展的物理学家会忍不住潸然泪下。为了让先生早日恢复认知，她跟身边人说：“在我所遭受的磨难中，打击最大的就是曹先生的病。我一定要想想办法把蕴藏在曹先生大脑深层的知识诱发出来。”在这个时候，她就像一位固执的老太太，想尽一切办法要让相濡以沫的丈夫变回原来的模样。
    她每天来看曹先生时，除了帮助他恢复身体的机能，还为他出一些运算练习题和英语翻译题，曹先生做完后她再批改。曹先生当时虽然已认知不清，但是每天都一丝不苟地完成谢先生布置的题目，一天中要手拿计算器在练习簿上做100多道简单的数学题，翻译60多个英文单词，等谢先生来了再给她看。谢希德则想尽一切办法唤起丈夫的认知。她想到丈夫平日喜欢吟诵古诗，去看他的时候就为他念古诗，最常念的是王维的五言诗《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有一天，谢先生在接待海外的朋友时谈到美国40年代的球星，她又想起和曹先生在美国时一起看“红短袜”球队比赛的情形。那天，她一到华东医院就俯在曹先生肩膀上问：“还记得以前我在美国喜欢的那个棒球队吗？”对很多往事都已经无法记起的曹先生居然点点头，说出了“Redsocks”，谢先生听了异常兴奋。
    谢先生以一个妻子的细心，想方设法给自己的先生带去精神上的慰藉。曹先生病床旁的鲜花，不等萎谢，谢先生就会及时换上新的。直到曹先生去世，谢先生像所有勤劳朴实的中国妇女一样，默默地为曹先生做一切她所能做的事情。
   
谢先生对我人生轨迹的三次影响
   
       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  杨福家
   
       谢希德教授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时候，是复旦大学各个学科都得到很好发展的时期。不管她是所长、校长，还是院士，大家对谢希德教授最亲切的称呼始终是谢先生。她可以说是“文革”后最早大力呼吁开展学科交叉，提倡教学与科研相融的人。虽然谢先生不是我的导师，但是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年长我15岁的谢先生对于我人生的发展轨迹起了很大的影响。
    谢先生的教育思想影响了很多人，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非常重视学科交叉、科研和教学之间的合作，还非常重视中外学术交流。我从美国回来去北京时，谢先生特地坐飞机赶到北京，让我和她一起去教育部，她去是要求教育部组团参加德国的学术大会。当时谢先生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我们已经耽误了10年，再也不能浪费时间了，应该赶快加强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那年10月，我和谢先生一起到德国和法国访问，拜访了德国和法国的众多大学，打开了国内高校以及学术界与德国高校和学术界之间交流的大门。回来后我们又一起去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在会议期间，她报告了物理学新的前沿——表面物理学，并开始组建以表面物理为中心的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1982年，美国物理学家、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W·科恩（Kohn）来华讲学，回国后评论说：“谢希德教授作了明智的选择，在复旦大学开展表面物理研究”。她是“始终不安于现状，不断开拓进取，把握发展时机，及时开辟新领域”的优秀科学家和教育家。她就任所长，我是副所长之一，这对我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影响，而且她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远见深深地影响了我。
    谢先生和有些校长或者领导只关心自己的专业不同，她关心的是整个学科乃至整个学术界的发展。我和谢先生的交往本来不太多，直到1978年以后，才渐渐多起来。但是有一件小事让我一直印象深刻。1978年我第一次出国到美国进行学术交流，要做学术报告。谢先生得知后，把我的英文演讲稿拿去，一字一句地修改清楚。那时候她是副校长，还要担任很多社会职务，非常忙。而且谢先生从事的是固体物理、半导体研究，而我是从事核物理研究的，她也不是我的导师，我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她对我的演讲稿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这件事一直让我非常感动。
    1983年谢先生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我则接任了现代物理所所长之职。谢先生家住上海西部徐家汇，身体比较好的时候，她每天七点准时出门，与复旦的教职工一起乘学校的班车，花个把小时到学校上班。当时，她已经是中共中央委员了。
    1986年底，中科院院长周光召院士提出让我到上海原子核所担任所长。当时我已经是复旦研究生院院长、现代物理所所长，我担心行政事务太多，再加上当时原子核所的复杂性，因此不愿意去。后来，谢先生找我谈话，她的一句话打动了我。她跟我说，大学和科研机构本来就应该相互合作，打破相互之间的围墙，希望你去了，可以创造一个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的范例。再加该所新任党委书记巴延年五次登门，因此，1987年8月我兼任了原子核所所长。2006年时，我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我最有成就感的14年》，就是写我在原子核所的14年。可以说没有谢先生的支持，不会有我这最有成就感的14年。
    而1990年时，我没想到谢先生会亲自到我家来找我，劝我进学校的领导班子。当时我住在四川北路的河滨大楼，楼梯是坏的，走廊很长、很暗。谢先生因为患股关节结核病，腿脚一直很不好。而且在那时候，担任行政职务对很多搞科研的人来说，算是负担。没想到谢先生会为了这件事情亲自到我家来。在她慈祥面容的感召下，看着她拖着不灵活的腿脚走过我们家那条昏暗的走廊时，我一个小字辈的人，深为她对下一辈人的关爱、对事业的关心激动不已。
    确实，她对年轻一代成长所付出的劳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设在复旦的国家应用表面物理实验室是复旦青年教授最集中的地方。在全国各地的众多的中青年固体物理学家，在全世界的华人半导体专家，都缅怀着谢希德教授。可以让谢先生欣慰的是，科教兴国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战略；她毕生从事半导体物理研究，桃李满天下，不管在美国的旧金山还是在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张江，各地的“硅谷”都有她的学生。她的专业已经推动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纪念导师谢希德校长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沈丁立
    

       今年是我们敬爱的谢希德校长诞生九十周年。谢先生一生在教育、科学、国际合作与社会活动等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最早缔造了基于我国大学的美国研究机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美研中心现已成长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美研中心的诞生与成长凝聚着谢先生的心血，反映了她老人家卓越的战略前瞻和发展实践。
    创建美国研究中心，不仅要有研究美国和在中美间搭起学术交流与合作之桥的理念，更要有行动来实现理念，其核心是人，是组建队伍。创建之初，谢先生邀请卢义民、周敦仁、徐义骅等教授跨单位参加建设，为中心奠定了初期核心。随着汪熙、倪世雄、朱明权、刘星汉、刘放桐、王沪宁等著名教授以不同形式的加盟，中心实力又获很大增长，尤其是在美国外交、宗教、政治和社会研究等方面，积聚了重要的竞争力。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吴心伯、刘永涛和我本人等的陆续加入，中心实现了人才队伍的代际连接，进一步崛起为国内大学中美国研究的代表性机构，成为高教系统的国家队。显然，谢先生的发展战略与人才战略对此起了重要作用。
    谢先生平易近人，深孚重望，在中美两国都受到广泛尊重。正是出于对她的崇敬，一些美国友人在二十多年前自发集聚起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发起了“复旦基金会”，从美国集资帮助复旦和上海发展，主要受益方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和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美国朋友们从美国公私各界尤其是国际开发署前后筹集到上千万美元，有力地支持了中心几个关键阶段的发展，并惠及我校国际交流整体能力的增强。
    和张开明先生一起，谢先生是我在复旦大学物理系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六年期间的导师。我离开物理研究岗位已有二十多年，仍对当年两位恩师对我指导与教诲难以忘怀。谢先生对我多篇论文认真审查，提出多项问题，对我撰写的外文论文的文字一丝不苟地审阅，修改具体到标点符号。按照她评阅意见对论文初稿进行彻底修改，成为我接受导师指导、提升治学水平的重要内容。谢先生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课程考试成绩及格被她视作不合格，需要来年再试。这也影响了我心目中的质量观。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也做了教师，并指导博士生研究。当我所指导的博士生学位论文尚未达到我心目中的“良”的标准，我不会同意将此送专家委员会预审。
    我自幼喜欢国际问题研究，在做研究生期间曾写信给谢先生，希望转行到国际关系领域，这得到了她的理解。谢先生一方面鼓励我首先取得科学博士学位，另一方面为我创造了到普林斯顿大学进行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博士后研究的机会，使我完成了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转型，对此她是感到骄傲的。在我出国前听取谢校长指示时，她表示相信我会如期回国。当我于1991年如约回国并向她报到时，她不仅满意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与综合表现，而且欣赏我履约回国建设。对我来说，这本是天经地义。国家和父母对我的教育，导师本人的榜样作用，以及我对事业的热爱，必然会将我带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