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岁月

随着77岁高龄的彭真在“文革”后复出工作，付洋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1979年3月，30岁的他被分配至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即现在的法工委)工作，从此与法律结缘。

在那里，付洋度过了九年的岁月。那也是“文革”后中国法制百废待兴的岁月。

付洋回忆，经过“反右”、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新中国原本就薄弱的法律制度荡然无存，法律人才出现断档。当时主持全国立法工作的彭真，先后抽调了张友渔、史良、雷洁琼等民国时代的法律人才，充实到全国人大法工委，从事立法工作。

“那是个百废待兴，人心思法的年代。”付洋说，“文革”中连国家主席都不明不白地死去，这是国家的耻辱，“大家都觉得不建设法治不行了。”

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第一年，付洋并没有直接从事与立法相关的工作。他每天所做的就是拆信、读信，及时归纳，向上汇报。大多数民众来信都是反映“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第二年，付洋开始接触立法工作。那时，他被调到法工委经济法室。

在进入人大法工委之前，付洋没学过一天法律，一切都要ABC开始学起。他边干边学，先在北京市法律夜大就读。三个月后，因工作繁忙，经常出差，缺课太多，只好放弃。之后，付洋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法律，参加全国统一自学考试。“获得大专文凭要考12门，我考过了11门。1988年，司法部特批了我的律师资格，就没有再考。”

付洋介绍，当时全国人大法工委主要从事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一些基本法的起草，另有一些法律草案由国务院起草，之后送人大法工委审查。经反复调查、研究、修改，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付洋说，在经济法室做立法工作，充满挑战性，需要学习和了解的东西绝不仅限于法律。比如在审定《矿产资源法》草案时，他专门去高等院校找来采矿学教材研读；进行《经济合同法》立法时，他先后阅读了日本、德国的民法典，以及法国拿破仑民法典和现行民法典。

付洋说，父亲彭真当时领导立法工作，既注重借鉴国外的经验，还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例如，当时国务院起草的《食品卫生法》草案送交人大法工委审查。“其中有一条规定，生虫、霉变的食物不许出售。但我们在很多地方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特产就是‘霉变’食品，如霉豆腐、奶酪等。所以，我们后来加入了限制性条款：可能有害人体健康的霉变食物不许出售。”

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九年里，付洋参与了40多部法律的制定和修订。

 此前的1980年，中国的律师制度随着法制恢复而重建。“当律师和任何公权力无关，我这是完全换位了。”但付洋还是选择了当律师，“我就是个体户。”他这样笑谈当年的人生选择。

因为父亲彭真在中国法律界的影响，因为之前九年的立法工作，为避嫌，付洋选择做一名从不出庭的律师。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拓展事务所市场业务、协调研讨案件和一些非诉讼法律事务上。

付洋承认，出庭对他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法庭是律师的战场，能出庭很来劲，可以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侃侃而谈。”

几年后，康达所渐渐成为北京名所，不断有客户慕名而来，寻求法律帮助和服务。

与出名随之而来还有社会上的种种议论。“康达所特别能捞人。”付洋说他每年都会听到有人这么说。

本刊记者问：“我听到一种说法，早前康达所的人办案，根本不找法院，也不找法官，而是直接找省委书记、省长，他们会将法院院长叫到办公室来。”

“呵呵，真正是个传说。”付洋笑着说，刑事案件在康达所的业务中所占分量很有限。“说实话，没有几个真正‘捞’出来的，真正辩到无罪释放的非常少，大多数都是做罪轻辩护。”

谈及和自己一样出身高干家庭、选择从政的高干子弟，付洋说他并不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他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和前最高法院院长江华等人的后代，也有做律师的。“痛并快乐着。”他这样总结自己23年的律师生涯。

付洋认为，必须承认国家的立法还是越来越完备，民众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加强。虽然近年来法律界出现了种种纷扰，有些问题反复出现，但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最大的腐败是公权力的滥用。这是我近年来思考的结论。”付洋说。

什么是法律？法律其实就是规矩。宪法和党章里都写得很清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必须体现在健全的法治保障上。

“中国的法治之路，非走不可，别无他路。”付洋说。

付洋简历

1949年生，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任。1979年至1987年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任职至经济法室副主任，曾参加过经济合同法、矿产资源法、公司法、环境保护法等40余部法律的制定工作。1988年创办康达律师事务所。1995年、1999年、2003年曾当选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1989年起开始担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