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当八路时，斗大的字不识一筐，几近文盲。据父亲讲，那时参军不像如今复杂，他就是跟着村头的大队伍，为吃顿饱饭、穿件囫囵衣服，瞒着父母参军北上的。在“队伍”里，父亲渐渐地识字学文化，还夺过“学文化”红旗。他记得最深刻最清楚的是当年最流行的口号：“军民合作，驱逐日寇”“将革命进行到底”。每每想起这些，父亲记忆如初，老泪纵横。

　　1942年5月，敌人开始规模空前的大“扫荡”。称为“五一大扫荡”。有一次在敌人扫荡的时候，为救我军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的十三匹战马，父亲做了一回孤胆英雄。他当时是骑着一匹枣红马，据说这匹马是部队领导特批给父亲的，让他把十三匹战马带回战场，迎战日军的大扫荡。初夏晚上，父亲骑着枣红马，悄悄地进村，和当地民兵接头，才知道十三匹战马被地主汉奸掠走，拴在地主家的院子里。晚上趁敌人熟睡时，父亲和三个民兵翻墙进入地主家，杀死一名靠在马槽边睡觉的敌人。把马牵出来后，父亲带着马往村西头奔去。不料，被巡逻的敌人发现，衔尾追了上来，父亲一枪一个地干掉了三个敌人，民兵干掉了五个敌人。一口气奔跑了十几公里。这时父亲才发现腰部受伤，鲜血浸染粗布上衣，血顺着裤管往下流。

　　1949年1月14日，父亲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旧伤复发，失血过多，昏厥在战场上，被送往在唐山临时设立的战地医院，把几年前嵌在身体里的弹片取出来了。这时，父亲认识了一位战地医院护士，她就是我的母亲。父亲养好伤，又长途跋涉南下，参加了著名的渡江战役。胜利后，父亲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广东省英德县，在全国欢庆胜利的大喜日子里，父亲和母亲结婚了。那天，父亲第一次看到了电影，非常兴奋。后来父亲逢场必看，看后，还用学到的有限的文化，开始写观后感。每篇观后感，母亲必读，并动手修改错别字和理顺句子。有时，母亲边看边笑出声来，每当这时，父亲的脸一准像关公的脸谱一样红。

　　新中国成立后，部队整编，父亲解甲归田，过上平静的生活。从此，看电影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无论是本村放电影，还是三乡五里放电影，父亲都是老规矩：逢场必看。有时，村里放电影，父亲让母亲提前做饭，吃完饭，他带把靠椅去“占”一个最佳位置，等待电影开始。如果放映的是“战争片”，父亲高兴得像过年的小孩子，满脸都洋溢着春色。随着时代的进步，黑白故事片被彩色故事片取代，军事题材影片也渐渐地少了，父亲整天嘟囔：老不放“打仗片”！再后来，反映三大战役的《大决战》系列电影公映，着实让父亲的心里乐开了花。

　　建军节和国庆节是父亲最渴盼的节日，每年的这两个节日前后，各电视台总要安排播映一些老故事片。这时的父亲总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天天哼着小曲，一睁眼就打开电视机，手里拿着遥控器，不断地换频道，耐心地搜寻老故事片。每当搜寻到“猎物”，他都如行军走散队伍又意外重逢般惊喜。同时，习惯地亮一嗓子：老伴，“打仗片”来了！他常给别人讲，这两个节日好！可节日一过，电视台又恢复播映正常节目，父亲着急，于是乎，从县城买回一台影碟机和三十多盘老故事片光盘，闲暇下来，便约几个老友一起欣赏老故事片，看得废寝忘食。为此，没少与母亲吵架。母亲主要担心他的身体，毕竟是七十八岁的人啦，可他只要有老故事片看，一切全抛脑后了。

　　老故事片是父亲的生命。他生命中离不开老故事片，如同当年子弟兵打胜仗离不开支前队伍一样。他每次看《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等片子时，眼里都含着泪花，沉浸在往日战火纷飞的时光里。每年乡里、村里的中小学校都邀请父亲讲爱国主义教育课。每每讲课，父亲都要穿上那套老军装，总也忘不了带两样东西：一台影碟机和几部老故事片。

　　前年，父亲和母亲一同来洛阳照看孙女，当孩子睡下时，父亲坐卧不安，也不说话。我疑虑重重：哪里做错了，惹老爷子生气？后来，母亲告诉我，他想看老故事片。还没等我给他买老故事片，他早已急不可待，坐车到市里的新华书店买回二十三盘老故事片光盘。还时不时地训诫我：你买的都是啥？一盘“打仗片”也没有。哎，年轻人忘本了！可不，我的碟盒里，收藏的都是国外大片、香港枪战片，以及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等，难怪他不高兴，训诫我这个“年轻人”。

　　孩子大了，父亲要回家了，收拾东西时，我把老故事片给他装上。他生气地对我说，这是我送给你的，你该好好看看这些老故事片。嘴里还不时地嘟囔着，我家里多着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