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８月２４日电（记者崔清新、刘奕湛、陈菲）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之际，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４日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如果草案得以通过，将意味着我国在时隔４０年后再次实施特赦。为何选择这个时机特赦？特赦四类罪犯是怎样考量的？特赦的意义何在？有关专家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特赦的时机：纪念抗战胜利７０周年

　　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草案说明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表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之际，特赦部分服刑罪犯，是实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的创新实践，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高铭暄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拟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契合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的氛围。在这一重大节庆时刻，我国依法施行特赦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依法施行特赦是有国内外先例可循的。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赦免制度大多是在国家节日、庆典或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时实施。例如，德国的圣诞节赦免、韩国的光复节赦免、泰国的国王庆生赦免等。

　　我国１９５４年制定的宪法规定有大赦和特赦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实行过大赦，而只实行过特赦。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７５年，我国共实行过７次特赦。除了１９５９年的第一次特赦是既对战争罪犯，又对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以外，其余六次特赦都是只对战争罪犯实行。从１９７５年至今的４０年间，特赦制度在我国虽然有宪法、法律规定却再未实行过。

　　拟特赦四类罪犯的考量：特殊贡献＋人道主义

　　此次拟特赦的四类罪犯包括：一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三是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四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介绍了草案拟予以特赦的四类罪犯：一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对这类罪犯予以特赦，目的在于突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主题，体现本次特赦的历史意义。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符合上述条件的服刑罪犯曾经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作出过贡献，符合本次特赦目的。草案规定对上述罪犯中犯贪污受贿犯罪，危害人民安全的严重暴力性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及涉恐、涉黑等有组织犯罪的主犯，以及累犯不予特赦。三是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对这类人员予以特赦，既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人道主义赦免原则。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已体现了对75周岁以上老年人犯罪予以从轻处罚的精神。四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对这类罪犯予以特赦，体现了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精神，能够实现刑法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同时，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对他们中犯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性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贩卖毒品犯罪的罪犯，不予特赦。

　　李适时说，为避免出现“刚判即赦”的情况，草案将特赦对象确定为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的罪犯。关于特赦的执行，草案规定，自决定施行之日起，对符合上述条件的服刑罪犯，经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后，即予以释放。

　　李适时介绍，起草决定草案在总体思路上注意把握了三点：一是严格范围。突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个主题，主要将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纳入特赦范围。同时，将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和未成年犯罪被判处轻刑或剩余刑期较短的服刑罪犯纳入特赦范围，以体现人道主义精神。二是审慎稳妥。突出特赦对象身份的不可攀比性，注重特赦条件的客观性。考虑到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严峻复杂和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考虑到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需要，草案明确，对犯贪污受贿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严重暴力性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主犯以及累犯等，不予特赦。三是依法进行。特赦的政治性、法律性很强，只有依法进行，才能取得最佳社会效果。决定的作出、发布、执行，都需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办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实行过７次特赦，分别是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６年对确认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进行赦免，直至１９７５年赦免全部在押战犯。

　　除第七次无条件赦免外，前六次都以“确实已改恶从善”作为赦免罪犯的主要标准和具体前提条件；除第一次特赦对象包括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战犯，其余六次均为战争罪犯。

　　第一次特赦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４日，为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１２０８２名、战犯３３名。值得一提的是，被特赦的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杜聿明特赦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第二次特赦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２８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５０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４５名（如范汉杰、李仙洲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４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１名。

　　第三次特赦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２５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６８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６１名（如廖耀湘、杜建时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７名。

　　第四次特赦

　　１９６３年４月９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３５名“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３０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４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１名。

　　第五次特赦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８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５３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４５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７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１名。

　　第六次特赦

　　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６日，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了５７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５２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４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１名。

　　第七次特赦

　　１９７５年３月１９日，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