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资料图）

1975年12月1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一则讣告称，一个被誉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的中央某要员因病去世。但时隔仅仅四年，党中央就于1980年10月16日做出开除其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将其骨灰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取出并向全党公布其罪行的决定。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确认，其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因其已死，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这个被历史无情嘲弄了的人就是混迹于中共党内长达半个世纪的阴谋家、投机家和政治恶棍——康生。

康生以其工于趋炎附势、善于见风使舵、惯造冤假错案、擅长乱中获利的“精湛”技艺成为我党历史上一个令人闻之色变、见之惊悸的政治幽灵。尽管他平生兴风作浪，祸国殃民，但却始终官运亨通，直至盘踞党的高层，并在一片“哀荣”之中寿终正寝。作为寄生在我党肌体上的一颗大毒瘤，他留给当今人们的是绵绵无尽的反思和深刻沉痛的教训。

投靠李立三，一跃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康生那变色龙的本领与生俱来，这从他的不断改名便可略见一斑。1898年冬，康生出生时，其父张发祥取张家人丁兴旺之意，为他起名张旺。1914年，他因在本乡打架斗殴而被其父禁闭在家，后由把兄弟陈舜庭保出，在两人同去青岛礼贤中学读书之际，他第一次改名张宗可。1917年，他第二次更名张裕先，并入读山东诸城教师讲习所。次年，他在诸城高等小学校执教期间，第三次换名张叔平。1924年夏，他离家抵达上海，就读于由中共主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第四次易名张耘，并于次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漫长的投机政客生涯。

康生先后参加了上海“二月罢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并崭露头角，相继担任了中共上海大学独立支部书记，中共上海沪西、沪东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等职，期间，他又化名赵容。大革命失败后，在革命阵营内部发生分化之际，熟知中国历史并醉心于封建社会权术之道的他，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暗自寻找着下“注”的机遇。

在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上，平庸的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党的最高权力实际掌握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手中。瞄准这棵“大树”后，康生便开始苦下功夫。在1930年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当李立三被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何孟雄指责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时，康生却针锋相对、掷地有声地说，“李立三同志是正确的”，并拍着胸脯气势汹汹地威胁道：“谁反对李立三同志，谁就是反党，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我坚决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就在这一刹那间，李立三牢牢地记住了康生其人。不久，康生便被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等职，成为中央官员，实现了康生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跨越。时年32岁。

然而，当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在1930年9月召开的党中央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严肃批评时，康生立即反戈一击：“我早就看出李立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在领导作风上，他惟我独尊，夜郎自大，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只此一举，他不仅保住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后来还意外地被任命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央职工部部长等职。

攀附王明，二跃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与李立三划清界线后，康生就仿佛一根寄生的藤蔓，很快又紧紧地缠上了具有共产国际背景的被他所看好的未来中央的实力派人物——王明。果不其然，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全力扶持下，王明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青云直上，一跃而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很快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

在李立三与王明之间的权力斗争中，善于“保驾”的康生，曾两次重创王明，使王明先后受到警告和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如今时过境迁，康生不得不夹起尾巴，主动上门负荆请罪。

一天深夜，他敲开了王明的家门，屁股还未坐稳，便拘谨而又诚恳地说：“我今天是向你道歉来了！”见王明始而惊讶，既而无动于衷，他又歉疚地叹了一口气，声音低沉地继续说道：“李立三当权的时候，我跟他一道，曾经给过你两次处分，我水平不高，没有看出问题；就是看出问题，也没有勇气顶，结果冤枉了你，使你受了委屈。我感到很内疚，我诚恳地向你认错，希望你能原谅。”

既然康生已把软话说到了这个份上，王明也就不能不摆出一幅宽宏大量的高姿态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去的事，算不了什么，今后咱们要好好合作。”

“哪里，哪里，”康生诚惶诚恐地说，“不是合作，是领导。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就多指示吧，我一定尽力去办。”就在这种越来越投机的谈话中，两人往日的旧怨如冰雪般消融，王明脸色也由冷淡而转热情。此后不出一年，他便被王明提携为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成为宣传鼓吹、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和组织路线的得力干将。他口若悬河、下笔千言，仅在1932年到1933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内，就以谢康、骆驼为笔名，发表了20余篇吹捧王明路线的文章。

后来，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康生也于1933年6月溜到苏联，追随王明做了副手，并从此改用康生其名。期间，他与王明形影不离、瀣沆一气：一是通过频频给中国留苏学生和国际上的一些兄弟党做报告及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手段，为突出美化王明和欺骗共产国际大造舆论；二是于1935年夏串联留苏学生给共产国际上书，联名要求批准任命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三是为了捍卫王明宗派、清除异己分子，积极策划在由留苏学生组成的中共旅莫支部中的“镇反肃托”运动，使许多被他和王明看不顺眼的党员干部被冠以“汉奸”和“托派”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审讯、监禁、劳改乃至含冤而死。康生甚至对已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正在苏联反省检查的李立三也极尽落井下石之能事，除了百般刁难之外，还向苏联肃反机关诬告李立三是托派，想借刀杀人，只是由于周恩来的多次交涉，蹲了两年牢的李立三才被救回国内。由此，康生也得以借王明的极力推荐而再上新高，于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7年11月底，康生和王明一道回到延安，康生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等职。在党中央驻地延安这个高层领导人云集的地方，康生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因人制宜的为人准则：对待手握大权的铁腕人物，要学会号脉，要摸准他的脉，对症下药，投其所好；对待同级，要和蔼可亲，热情友好；对待下级，要平易近人，礼贤下士，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在积极支持王明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张的同时，眼见得王明渐渐陷入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康生便又开始琢磨着更换门庭的问题，转而将目光盯上了毛泽东。

在1938年9月至11月相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先后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撤销了王明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职务。因形势所迫，康生遂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大量有关王明的内幕情况，摇身一变而成为揭发、批判王明的急先锋，甚至于在任何公开场合下都刻意把自己装扮成反对王明错误路线的积极分子。因此，他又骗取了信任，被委任为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