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国家虽大却力量衰弱的中国想对抗小而强的日本，只靠进行正规战必败无疑，对这一点国共双方都有认识。日军大举深入中国内地后，总数不过5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以敌后为发展方向，国民党也向敌后派出过50万军队。最后结果是，八年后共产党的军队发展到百万之众且建立了1亿人口的根据地，国民党在敌后的军队或灭或降或逃而所剩无几。为什么国共双方在敌后战场的表现如此不同？这是回顾抗战史时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

共产党最早认定“到敌后去”的发展方向

游击战是弱军对抗强军的有效方式，这一点在近代世界上已有公论。纵横西欧无敌的拿破仑被西班牙的游击战争拖垮，大英帝国被南非的布尔游击队困扰得无计可施只好妥协，都是西方军事家推崇的战例。谈起在近代中国进行游击战，中国共产党自然是顶级大师，从1927年建军后就长期依靠老百姓在农村打游击。国民党政权作为以城市为中心的当权者，则一向只注重正规战。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了东北，南京政府和当地驻军实行不抵抗政策，蜂起后群龙无首的义勇军也很快失败，只有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游击队能坚持长年游击战。后来在淞沪抗战、长城抗战时，国民政府只进行正规战，同日军正面交锋无不以败北告终。面对日本节节入侵，有忧患感的中国人无不思考作战的对策。如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提出“航空救国论”，希望加速空军建设以对抗日本，这显然也办不到。
促成国共合作抗日的西安事变之前，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就已经在考虑今后对日采取何种方针。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走进了由几百眼破窑洞构成、满目风尘的陕北保安（今改名志丹）县城。毛泽东在与他彻夜长谈时讲到未来战争前景。斯诺记载说：“他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得所有重大的战斗，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而在战争初期，就摧毁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产生的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的作用。”（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第73页，三联书店1973年版。）
后人不能不钦佩，全面抗战开始后的战局发展及共产党军队的行动，恰恰同毛泽东这一预见完全吻合！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急于要红军改编并出师前线。8月上旬，周恩来、朱德赴南京参加全国各派力量参加的最高国防会议，国民党当局想划分给中共军队一段正面战线防守。毛泽东马上致电中共代表指出：阵地战非红军所长，要求“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蒋介石认为共产党跳到敌后打游击能配合正面战场，且更易被日军围歼，也表示同意。这样国共两党达成了协议，抗战期间共产党以敌后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作战。
八路军出师晋东北首战平型关之后，马上向几个战略方向展开实行游击战。如在115师政委聂荣臻指挥下，八路军2000人深入晋北和冀西的敌后，迅速收复数十个县城，并建立了华北第一块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该部在几个月里也扩大到4万人。晋察冀边区这一“模范根据地”的建立，证明八路军在日军后方完全可以站住脚，并有最好的发展条件。当时国民党政权和军队逃走，日军因兵力不足只占领少数城镇和交通线，由老红军骨干组成的八路军只要做好群众工作，振臂一呼便应者云集。一个排、一个连就能占领一个县，消灭伪军、散匪再搜集国民党军溃败时丢弃的大批武器又可扩充部队。随后，八路军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都建立了根据地，日军的后方又成为它新的前线。
对八路军成功挺进敌后并建立了根据地，国民党当局虽有表彰却又生妒忌。1937年11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最高军事会议上便说：“现在由共产党所改编过来的军队，他们固然善于游击战，能够扰乱敌军的后方。但一般盲目捧共的人，即借此一点，不假思索地为他们作过分夸大的宣传，似乎只有这一部分军队才能够抗日……这种荒谬悖理的宣传，如不及早纠正，只有一天一天地助长共产党的嚣张。”（蒋介石《出席最高国防会议致辞》，载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研究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四，第 653页。）当时蒋介石也布置一些游击活动，例如让特务机构组织一些别动队到日军后方搞暗杀等活动，这些没有群众基础的孤立行动在战略全局上其实起不了大的作用。

国民党军学不了游击战

国民党当局后来转向重视游击战，主要是由于战局转变。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一面组织正面抵抗，一面在上海开辟一个新战场，并抽调全国1/3以上的正规军在狭小的战场相拼。蒋介石当时在内部说过，这一仗就是打给外国人看的，希望英美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干预。英美却未以强力阻止日本，苏联也未出兵，国民党上层就不能不准备战争的持久性。
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战略，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将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议：“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一律不许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当时有人反驳说：“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白崇禧却回答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白崇禧回忆录》第30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白崇禧的意见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不过留下打游击的大都属“杂牌”武装，嫡系部队还是要退到后方保存。
武汉失守后，1938年11月下旬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即变更了战斗系列，在敌后建立了冀察、鲁苏两个战区，并决定国军部队1/3用于正面战场，1/3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1/3在后方整训，敌后游击战也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整体策略的一个重心。据此，国民党陆续派出50万以上的部队进入敌后，还收编当地杂系武装，在日军后方的军队数一时大大超过了中共领导的部队。
为了让国民党部队的军官学会打游击，蒋介石还求助于中共方面。1939年初，湖南衡山开办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主要请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所率的一批从延安来的教员任课，蒋介石任命汤恩伯、叶剑英二人担任正副教育长。共产党教员非常坦率地介绍了打游击的前提是军民打成一片，对此国方人员都深以为然。汤恩伯有一次在大会上指着叶剑英对全体学员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是打不过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同老百姓打成一片。”
当时八路军的教官介绍了游击战的另一条经验，就是官兵同甘共苦，并列举了八路军从总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的例子。对这一点，国民党军的军官们听后无不叹息，认为不要说军长、师长，就是要求自己部队的连长与士兵过一样的生活也办不到。
中共方面的游击战思想历来公开宣传并不保密，不过军队的性质不同导致国民党的军队无法学习贯彻。国民党军虽在敌后的华北五省和苏中、苏北、大别山都有广大活动区域，却未建成真正的根据地，游击战也无法有效开展。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弱点，就是所到之处只征粮拉夫而增加老百姓负担，却没有任何助民措施。敌后的部队没有群众基础，补给就遇到大问题，向民间掠取更会结怨于百姓。在日军“扫荡”下，许多部队真陷入“游而不击”、只能东躲西藏的状态之中。
国民党当局在敌后建立的两个战区中，冀察战区最早瓦解。1939年初，蒋介石委任原西北军旧将领、曾在1924年出面将溥仪驱赶出宫而闻名的鹿钟麟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让其率兵进入冀南敌后。这除了想在日军后方建立牵制据点外，又含有“一石二鸟”之计，是想让这个杂牌将领去与八路军争夺地盘。鹿钟麟刚进入冀南时，朱德、刘伯承等八路军领导人曾与之会面，争取一致抗战，鹿本人却一度利令智昏，网罗在敌后的西北军旧将领石友三等人并联合中央军朱怀冰等部，向八路军挑起摩擦并争夺地区。鹿部因没有群众基础，遇日军攻击便到处游动，在1940年同八路军摩擦时又被驱逐。鹿钟麟回重庆后，老上司冯玉祥告诫他不要再出头露面为人当工具，其留下的部队随后纷纷瓦解。华北敌后仅剩的国民党军庞炳勋、孙殿英部坚持到1943年，也最后投降日本充当了伪军。
在山东和苏北、苏中建立的鲁苏战区，活动的国民党敌后部队最多。在鲁中的原东北军于学忠部同八路军关系较好，却一直未能建成根据地。鉴于供应困难，部队日益缩小，于学忠本人在1943年率残部在八路军掩护下向河南突围返回大后方，他所指挥的吴化文等部投敌当了伪军。苏中的韩德勤部对日军长期避战，率部向新四军进攻时在黄桥大败，从此元气大伤，所管辖的李长江等部又投降日军。1943年在日军的“扫荡”下，韩德勤总部无法生存而逃向皖西，鲁苏战区至此也不存在。
国民党军在日军后方也战斗了五年时间，结果只剩下大别山区还留有桂军，深入敌后的几十万军队近一半被日军消灭，近一半降敌当了伪军，只剩极少数人撤回后方，敌后抗日阵营随后就成了共产党军队一统天下。

共产党能在敌后立足靠减租减息

国民党军在敌后站不住脚，除了因政治素质差（众多将领见形势不利就投降便是例证），关键是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处理不好，自然导致军心不振而经不起艰苦斗争考验。蒋介石的心腹、与毛人凤和郑介民并列为军统特务三巨头的唐纵在日记中对此也总结道：“士气低落的根本原因，由于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77页，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当年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要维持官僚、买办和豪绅等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在抗战中也不可能进行任何社会改革，反而加重了民众负担，这也决定了无法解决军民、官兵之间的矛盾。

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曾对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有过这样一种评价：“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这里面所说的“见绌”的根源，恰恰是出于军队的政治素质和服务宗旨的差别。
在日军一直进行残酷“扫荡”和围攻的艰苦敌后环境中，八路军、新四军能坚持下来还能发展壮大，没有什么秘诀，正如当年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中所唱的那样：“他坚持抗战八年整，他改善了人民生活”。军队要得到人民拥护，不是靠取之于民，关键在于造福于民。共产党的军队能得到人民拥护，固然是因群众纪律好，人称“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问题。
当年红军能奋斗十年并发展壮大，靠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得到贫苦农民拥护。1937年国共停止内战，为团结国内各阶层包括开明士绅一同抗日，共产党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想发动占人口80%的农民群众又离不开土地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人援引了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却未能实行的政策──减租减息。全面抗战刚开始时，1937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救国十大纲领”，其中便提出了“减租减息”的政策。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建立根据地的前提，正是发动农民向地主要求实行“二五减租”，这样便大大减轻了负担。加上实行“合理负担”，公粮主要由占有多数土地的地主来交，减息后又免除了众多农民的“阎王债”，正如有的边区领导人所说，减租减息实际是变相的土改。
抗战时的社会调查证明，实行减租减息后的各根据地，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比战前有了改善（日军“扫荡”的时期除外），自然拥护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包括民兵游击队等武装就此有了最重要的基础。抗战时国统区征兵普遍受抵制而只好抓壮丁，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却能动员群众为保卫自身利益戴着大红花自愿参军。国民党当局曾攻击共产党在敌后“坐大”，其实仅“坐”如何能“大”，只是“越抗越大”，靠军民一致奋斗才能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展要诀，日军也有入木三分的评价。据伪满皇帝溥仪后来回忆说，他的“御用挂”日军吉冈安直中将在1942年曾特地介绍了对付八路军的“铁壁合围”、“梳篦扫荡”等战法，溥仪当时不解地问：“共产军小小的，何犯上用这许多新奇战术？”吉冈马上说：“共产军，这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嗯，军民不分，举例说，嗯，就像赤豆埋在红砂土里”，“‘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当兵一年就不想逃亡，这实在是大陆上从来没有的军队;这样的军队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溥仪《我的前半生》，380―381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物质是第一性的，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最看重实际的中国老百姓通过得到物质利益，才衷心地拥护共产党的军队。国共双方军队在敌后的不同结局，其根源就在于此。

（作者为国防大学专业技术二级教授，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