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5/7/24 10:52:15 581
来源：《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24日 07 版）
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贯彻落实这一重要精神，本报理论部与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近日联合召开“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讨会。现摘发4位专家学者的发言。
——编 者
强化时代意识世界眼光前瞻思维
坚持“三个面向” 推进理论创新
郝立新
始于问题、源于实践，是科学发展的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以实践发展为基础、以回应和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理论的每一步创新，又指导和带动了实践的进一步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巨大动力。
面向现代化，就是强化时代意识，把握时代基本特征和发展脉络，回应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每一个时代都会提出或产生一系列重要问题，从而为理论创新提供强大动力和生长土壤。一旦时代提出某种实践上的需要，它就会极大地推动思想理论的发展进步。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既是不断在理论上回应和解答时代问题的历史，又是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和解决时代问题的历史。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需要、解决时代问题、体现时代精神，这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规律和主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时代特点。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首先要进一步分析和把握新时代的特点。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深入发展的世界格局之中，面临社会思潮多元多样多变、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需要我们冷静客观地判断形势，作出正确的抉择。为此，应树立问题意识，以中国问题为中心，聚焦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诸如现代化建设中的民生问题、环境问题、社会转型问题、深化改革问题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等，在研究和回答新问题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培育和弘扬科学探索的精神，善于总结实践经验，敢于试验、敢于突破、敢于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在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中不断推进实践发展。
面向世界，就是强化世界眼光，把握世界走势，借鉴世界文明，回应世界挑战。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借鉴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开放性：它诞生于改革开放时代，立足于改革开放实践，发展于改革开放进程。这种开放性始终是与面向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当代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当代世界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认识和把握中国发展方位，在顺应世界文明发展大潮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就必须正确处理民族特色与世界共性的关系、民族发展道路多样性与世界发展进程统一性的关系、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克服封闭僵化与全盘西化的极端片面性。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理所当然要追踪和了解世界科学发展前沿，了解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进展，了解国外管理新经验，在此基础上批判地分析和借鉴一切有价值的成果，以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发展。在面向世界的过程中，始终要有民族自信和自尊，坚持中国立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将在世界文明大潮中继续发展，也必将对世界文明作出新的贡献。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知和自信。
面向未来，就是强化思维的前瞻性，正确把握当代中国的走向，在开创未来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总结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基本特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是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面向未来不能脱离现实，但又必须超越现实。发展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立足现实，又要坚持面向未来，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要像“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那样对历史作事后总结，而且要像“报晓的雄鸡”那样科学预测未来。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指导思想。未来的中国道路，需要我们继续探索；未来的社会发展，需要我们不断推进。这种开辟未来的认识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生生不息、永葆活力的根本所在。无论前进的道路上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迂回曲折，只要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坚持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我们的美好愿望和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概括形成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积极推动“术语的革命”
张 宇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不是简单的经验堆积，而是一系列抽象的过程，包括形成概念、判断、推理等。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是如此。它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资本积累、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无产阶级革命、自由人联合体等概念、范畴、术语，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通过一系列新的概念、范畴、术语，科学揭示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客观规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样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21世纪中国新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科学的概念、范畴、术语是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推动科学的术语革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科学的方法论，既防止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概念、范畴、术语而停滞不前的片面倾向，更防止照搬照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术语而思想混乱的片面倾向。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容并包、开放融通，充分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立足中国的实践系统总结、准确提炼、科学概括、深入挖掘，把特殊经验升华为具有一般意义的科学理论，通过对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的分析和研究，揭示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本质特征及发展规律。这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创建新的概念，揭示新的社会发展规律。如中央最近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协同推进“五化”，即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它注重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战略位置，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同步发展，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重大战略思想。这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一般规律，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规律。
改造外来概念，赋予其新的含义。如经济新常态最初是一个外来概念，指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经济停滞的长期化。而在我国，经济新常态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它表现为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产业结构从中低端水平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等。这一概念深刻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体现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发展原有概念，丰富其反映的内容。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新的实践要求，提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包括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等等。这些新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
借鉴共有概念，使之为我所用。一些描述新的经济社会现象的概念，可直接为我所用。如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绿色发展，智能化、数字化、金融化和国家治理等，可从自然科学和国外社会科学理论中直接拿来为我所用。但对这些概念的本质特征和准确内涵，则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科学说明。
挖掘潜在概念，予以彰显阐述。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些概念在当时由于描述的事物尚处于萌芽状态或初发阶段而并不显眼，如虚拟资本、社会资本、国际价值、世界体系、精神生产、自由时间等。而在当代，这些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日益成为普遍、重要和本质性的社会现实，这就需要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并结合新的发展，对其作出深入的理论阐述。
（作者单位：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以我为主 为我所用
在合理借鉴中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冯颜利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将研究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大多赞赏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持肯定态度，有的还深入研究了中国成功的原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从中吸收和借鉴有益的东西，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道路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是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是中国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这种发展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国际最优经验和中国本身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既有世界性，也有中国性。“北京共识”的首倡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显然优于已经陷入危机的拉美模式。著名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中国道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就已经是独创性的，如果中国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其结局就只能是纯粹的资本主义，许多其他国家的命运已经证明这只会是悲剧。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绪方靖夫也提出，中国模式是一个还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事物，其实质就是通过市场建设社会主义，是一条在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中寻找到的道路，是一条新的和平之路。
从超越资本主义的视界出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构成主要有“土地国有”“生产手段的公有为主体与经营管理的多样化”“协商型的劳资关系”等。他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未来发展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体制在21世纪将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左翼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种内在超越资本主义的视界，并具有寻求避免回到资本主义的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价值，不在于它目前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而在于它正努力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一种替代经验。
着眼于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俄罗斯国家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生院院长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说，中国“国家的制度能力”即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中国在经历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依然可以有出色的表现力。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乔万尼·阿里吉认为，中国30多年成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改革开放、无剥夺的积累与深刻的社会根源。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现了中国的国情和制度优势：一是中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至少要延续半个世纪。二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点是公有制在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三是中国仍然保留国家计划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只不过是通过间接手段进行，但其作用十分强大。四是中国必须考虑本国的特殊国情，其社会主义的发展需具有中国的特点。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这些论述，大都是友善的、客观的，也是有启示意义的。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把这些看法和观点作为一个参考系，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吸收其中包含的合理化建议，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不能仰仗西方理论来说明中国问题
克服路径依赖 确立理论自信
丰子义
就理论探索而言，吸收、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非常必要，加强与国外理论研究人员的对话、交流确实需要，因为我们的探索研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西方学者对发展问题的研究比我们早，在总结概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理论分析。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所阐明的一些观点、所运用的一些方法，值得我们重视。但重视不等于依赖，不能仰仗西方理论来阐释和说明中国问题。将中国问题的分析和解答寄托于西方理论，无益于对问题的真正解答，无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克服对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西方理论不可能真正站在非西方立场上来考虑问题。诚然，西方理论中关于发展的理论研究不是铁板一块，也有比较公正客观的观点和意见，但就整体、主流而言，这些理论是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由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所决定，这些理论不可能担负起为发展中国家合理制定理论、目标与道路的任务。
西方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不完全是发展中国家真正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理论一般是以西方的眼光来观照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因而所关注的问题往往带有明显的西化色彩。而且，有些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伪问题。既然西方理论所提出的问题并不完全是发展中国家真正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由此所开出的“药方”也就很难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西方理论不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复杂情况。具有经验科学性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它所要解释的经验。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实践经验的理论，难以说清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尤其是难以说清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复杂状况。它可能有一个清晰明了、自圆其说的解释框架，但不足以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复杂矛盾；可能对说明某些方面的问题有所启示，但绝不能用来作为这些国家发展的指南。对于我们来说，自己的事情自己最有发言权，自己的问题也只有靠自己来解决。
因此，对西方理论应具体看待，不能过分依赖。对西方学术盲目推崇，会妨碍我们独立思考；对西方理论资源和研究方式过分倚重，会遮蔽中国问题的真实性质。西方的一些理论信条虽然很诱人，但很难直接套用。脱离实践基础和现实条件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只能是一种虚假、空洞的概念。中国的路需要中国人去走，中国的发展实践需要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不能指望西方给我们提供理论方案。这就要求我们重点加强自己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用中国的话语、中国的方式来研究和阐释中国的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研究路径上，应当“回到马克思”。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从来不是为了建构一种什么理论体系去进行理论研究的，而是为了揭露和解决现实社会的内在矛盾、寻求人类解放道路进行理论探索的。换言之，马克思并不是在纯思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理论，而是在研究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超越以往的旧理论、形成自己的新理论。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以及全部理论从始至终就与西方的思辨哲学走的不是一条道路。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样需要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走。这就是面对现实、面对问题，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互动中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
克服路径依赖，重要的是确立理论自信。这种自信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从比较中获得的自信。任何一种理论的当代价值都不是自封、自我认定的，而是在同其他理论的比较中得以彰显的。在中国语境中，各种各样的理论都程度不同地出现过。对这些理论究竟如何加以评判呢？没有别的标准，就看哪种理论能够成功解释、应对中国的问题并引导中国健康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这种比较中“胜出”的。正是这样的理论而不是别的理论，引导中国走上富裕昌盛之路、民族复兴之路。因此，我们的理论自信是从比较中获得的。加强理论的比较研究，是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一环。当然，这样的比较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批判与排斥，相互参照借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通过比较、碰撞，可以产生许多思想火花，从而提高研究水平，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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