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义“反式”人生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1/1/19 12:37:53 1558
2011-01-15 作者：施嘉奇 来源：文汇报
每一次采访完王振义教授，我总会盲目地在一些医院里“搜索”，希望能够找到像王振义教授这样行医的年轻医生。结果总有些许失望。
生病是一件不幸的事，特别是得了血液类疾病的人。可如果那位病人正巧遇见了王振义医生，那他还算是幸运的。尽管大部分血液疾病仍很难治，但王振义医生给予人的温暖亦是一味良药。
他望着病人的脸总在微笑，声音轻柔而徐缓，他不断地询问病史，试图从病人生活的蛛丝马迹中寻找得病的原因，他不断地问“为什么”，然后不停地寻找解决之道。如果不能治愈，也要尽可能减轻病人的痛苦。他的病人能够感受到那份炙热的医者关怀。
王振义教授说，医生要有一颗爱病人的心，这与技术同等重要。 如今已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
行医62年来，王振义教授致力于白细胞疾病研究 上海血液学研究所走过初创时期
87岁的王振义原本每周都会查房，但前些日子他暂停了查房，各种社会活动接踵而来，王老说：“如果我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查房，不能全面了解病人的各种情况，那就不能诊断，不能治病，否则对不住病人。
我们记录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王振义，不仅为了讲述他的人生故事，更希望能对年轻医生有所启迪。比照良医大师，我们到底还缺什么？是不是也有可能给予病家同样的温暖？
王振义教授87岁时所做的以及他62年行医生涯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深入地研究并试图攻克血液类的疾病。这是他的激情所在。这曾使他荣获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凯特林奖，并至今仍能点燃他无限的热情。
凯特林奖只授予过一位中国医生，国际同行给予王振义教授的评价是：他是在癌症研究史上第一次发现了如何使用自然物质而非有毒的化学物质，将人体内的癌细胞改造成正常细胞。这一突破不仅治愈了曾经最凶险的一种血癌，而且在医学世界里开创了全新的治疗思维和途径。
这样的成果，几乎使他成为所有中国医生的骄傲。实际上，王振义教授在人生历练中获得成功心得、为医经验，一点也不比他在肿瘤治疗中获得的成绩逊色。
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医生爱病人的心不能变
王振义教授与白血病的相交始于1959年。在那个大跃进年代，医院领导安排他负责白血病病房的工作，并希望他在短期内获得成功。年轻的王振义充满治病救人的热情，和团队一起提出了“3年攻克白血病”的口号。
他每日每夜地守在病房里，可是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数十例急性白血病病人相继离开人世。这一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他——空有一腔热情，而没有过硬的本事，是根本挽救不了病人的。
在他看来，任何人行医之前，必须要先懂得什么是医生。他说，医生是所有职业中最崇高的职业之一，是体现人类爱心最具体的职业。但对一名医生而言，技术与爱心同等重要：“有好心，没有好的医术，救不了病人；有好的医术，但没有好的心，可能还会害病人。”
对于今天的医疗环境，王振义教授看得很清楚，但他坚定地认为：“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爱病人的心不能变。”他说，医生这个职业仍是很受社会尊重的，只要真心付出，一定会得到病人真诚的感情回报。
去年，王振义教授收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几双袜子。这是30多年前的一位老病人送给他的。这位病人小时候患病昏迷，当时王振义正在急诊室工作，及时给出了准确的诊断——过敏性紫癜，最后病人得以对症治疗。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病人一直没能找到王振义，但孩子的父母一直心存感激，经过30多年努力，终于找到了王教授。现在，这个孩子已成家立业，在一家袜厂工作，所以就送了几双袜子给王振义。“我真的很感动，这是医生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这几双袜子我至今舍不得穿。”
王振义认为，爱病人的心，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要日复一日地提醒自己，不能忘记病人的痛苦。
行医的日子里，王振义每天晚上都会反省自己，自己做了哪些诊治，做对了哪些，又有哪些地方做错了。如果再细心一点，再体贴病人一点，结果是不是会更好。“我也曾遇到比较‘麻烦’的病人，甚至有些不讲理的病人，但不能因此而动摇了自己对病人之爱。”
王振义的办公室里，藏着一幅手绣的画作，那是他向一位血友病人购买的。血友病需要长时间治疗，而且耗费巨大，当王振义发现这位农村病人会手绣时，立即掏钱买画。他说：“我们要治病，更要尽力给病人指一条路，让他们能够有勇气继续活下去，与疾病斗争。”
对病人之爱，不仅仅是付出，而是一种治疗，爱会指引医生找到正确的方向。有一次，一名年轻医生查完病房后，向王振义汇报病人的情况。王振义问：“病人吃得怎么样？”医生说：“胃口蛮好的。”“怎么好法？”再追问，年轻医生回答不上来了。王振义立即赶到病房，他问病人到底吃了哪些东西？家属说：“我们是吃素的。”王振义立即恍然大悟。原来，素食者体内容易缺乏维生素B12，这一点对诊断至关重要。
爱病人，才可能细心，发现那些隐藏很深的病症；爱病人，才可能耐心，听他们啰嗦病史；有了耐心，才可能静得下来，潜心钻研。
执著地问“为什么”，串起了成功的可能
王振义教授这一生最爱的是刨根问底，他爱天马行空地想象，对一切新事物充满好奇。
王振义祖籍江苏兴化，1924年11月30日出生在上海。7岁那年，祖母不幸患了伤寒，病势凶险，虽然请到了当时一位沪上知名的医生前来诊治，但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祖母还是未能得救。7岁的王振义就开始思索：“为什么这个病不能治呢？怎么会得这个病呢？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一连串的问号，促动了他从医的热情。1942年，王振义免试直升进入震旦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走上了为医之路。1948年，王振义从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因成绩名列前茅，留在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担任住院医师。
此后，爱问“为什么”的习惯，又让他在医学世界里屡获成功。
1952年，王振义发现不少口腔患者拔牙之后，出血不止，原因不明，一般的止血疗法都没有效果。这个时候，他已经是血液病的医生，无法再接触口腔科病人，可他坚持一头扎在“问号”中，从大量文献中找线索。终于，他发现国外曾报道过一种名为“轻型血友病A”的报道，病人在小手术后出血不止。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在实验室里搞起了小发明。原来，这一疾病的检验需要将硅胶涂在玻璃管壁上，可国内当时没有硅胶这种材料。王振义就用原理相似的石蜡代替硅胶，最终成功地在国内率先确立了检测方法，并为“轻型血友病A”的诊断找到依据，使病人得到治疗。
每次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王振义都能感觉到生活的乐趣。他爱给病人看病，爱解决临床问题，可他在行医的生涯里，并不是事事顺遂。
“我这一生很多事情都是反着来的，所以，我也只能让自己反式而为。”王振义教授最想在临床钻研的时候，他被调离了广慈医院，回到了医学院从事病理生理教学工作。做了几年，他又被调到了法文教研室。没多久，这个学了一辈子西医的医生又被安排到中医科任职，随后又去了农村。没有一次调任是符合王振义心愿的，可他坚持了下来。
“既然反着来，我就抓紧每一次机会，学！”在病理生理教研室任职时，他就乘机将学生时代学习的东西更新一遍，可他的学习并不是照本宣科，他问领导：“为什么只学苏联的，不可以学习西方的病理生理知识呢？”到了中医科，他也是辩证地学，以至于他的中医素养非常了得。只是，学成后的王振义总给领导提些问题，希望医学能够按照科学规律来做，这让领导很头痛。
爱心、好奇、辩证、博学，当这些元素积累到改革开放之后，王振义的医学人生出现了“质变”。
1978年，王振义重返瑞金医院血液科，再次研究白血病的治疗。当时治疗白血病有两条研究途径，一是化疗，杀死白血病细胞，同时也伤害很多好细胞；另一途径是诱导分化，将恶性的白血病细胞转变为良性细胞。
从小深受孔孟之道熏陶的王振义选择了后者，他记得那个时候，媒体上广为宣传末代皇帝溥仪的改造。他想，一个皇上都能被改造，为什么白血病细胞不能被“改邪归正”呢？
过去，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是白血病中最凶险的一种，尽管它的发病比例并不多，但死亡率高。在国外的文献中，王振义看到在13顺维甲酸（13顺RA）及全反式维甲酸（ATRA）作用下，APL可以向正常细胞逆转。维甲酸是维生素的衍生物，“13顺”与“全反式”均属于“维甲酸”的同分异构体。
通俗点说，在这种白血病患者的体内，本来应该正常发育成长的白细胞突然不愿意继续长大、成熟，在血液里横行，于是出血、高热，病人抵抗力大大降低，最终死亡。王振义和团队的构想是，通过“教育”，“劝说”这些幼稚的白细胞，让他们回归正常生长发育的道路。
也许是与“反”字有缘。当时，国内药厂无法生产出顺式维甲酸，只能合成“全反式维甲酸”，因此所有的医学实验只能按照全反式维甲酸去做。没有想到，实验室的结果喜人，新鲜APL细胞向成熟细胞分化。1980年，全反式维甲酸批准在临床上使用，用于治疗一些皮肤病。
1985年，瑞金医院血液科来了一位5岁的小女孩，她患有晚期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出血严重，家人已经绝望了。在获得家人的允许下，王振义用新疗法治了7天，女孩症状明显好转，一个月后达到完全缓解。这也是王振义用新方法治疗的第一个成功病例。20多年过去了，小女孩已经长成大姑娘了。不仅如此，在首批治疗的24例病人中，完全缓解率达到九成多。
1988年，他的学生黄萌珥总结了首批APL病人治疗结果，并将这一新疗法向国内外推广，并向来自世界的病人提供全反式维甲酸的药物。一时间，国外到中国代购药物的病例一个接着一个。
王振义教授的成功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重视和赞誉。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2001届毕业典礼上,该校校长乔治·鲁普这样评价他：“您的工作不仅指出应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治疗一种特异的疾病，而且更新了可以应用单一药物通过诱导分化治疗癌症的概念。”
此后，他的学生陈竺、陈赛娟教授又引入了砷剂治疗APL。如今，联合应用全反式维甲酸、砷剂及化疗，APL患者的5年存活率已高达95%，成为第一种可以治愈的急性白血病。
王振义说：“做的时候没有想过成功，但现在回头看，人生的每一步历练都是有意义的，只要坚持下去，不断地学习总会等到机会和成功的。”
一丝不苟，要求学生做思想端正的人
就这样，王振义在瑞金医院创立了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如今这个研究所已经从初创时期的40平方米，发展到今天总面积达3600平方米的三个楼面，先后成为上海市、卫生部、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上海市“重中之重”重点学科、“211”工程重点建设专业、上海市领先专业，乃至2001年成为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了100余项国家级课题、约80余项省部委级重大课题、14项国际合作课题等。
在这里，他培养了一批一批国内顶级的血液学人才。
王振义教授学识渊博、逻辑思维缜密、治学态度严谨。无论是基础理论课，还是临床病例讨论分析，他精辟的分析都给他的学生和同道留下深刻印象。
现任我国卫生部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是王振义教授的研究生。1978年，陈竺以专业考分第一名的佳绩成为王振义教授的硕士研究生，那年招的另一名研究生就是后来成为陈竺妻子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赛娟教授。陈竺夫妇不会忘记，是王教授手把手地指导他们做血液病理生理的实验，耐心为他俩补习专业外语，后来又一起撰写论文。王教授每一次都坚持把他们列为论文的第一、第二作者，而把自己排在了最后。
1996年，王振义教授主动将代表中国血液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交给了陈竺，他看准了陈竺的学识、大度的气量、出众的才能，一定能将血研所带向新的成功与辉煌。那一年陈竺42岁。
王振义说：“现代医学科技发展非常快，但我却越来越老了，如果我们不看到发展，还是用原来的方式管理这个研究所，用原来的学术水平领导这个研究所，这个所是会走下坡路的。交班给这样的学生，我放心。”
“973”最年轻的首席科学家、上海第九届十大杰出青年陈国强是王振义教授的另一位得意门生。对陈国强的硕士研究生论文，王振义教授一遍遍地修改，在没有电脑的年代里，王教授先后改了10遍，陈国强将近二万字的论文也抄了十遍。
王振义教授还经常和学生们探讨学术问题，虽然他语气和善，从不居高临下，可他对于各种细节的要求非常之高，学生们的研究过程在任何一个小的环节上遇到难以解释的结果，王振义都会要求学生们再做一次。
他常对学生说：“做人必须思想要端正，谨记自己必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随后才可能有努力的动力，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学生们敬畏王振义，也深深懂得，唯有这样，疾病的治疗才可能有所突破。
87岁高龄求知若渴
“我们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王老师87岁了，还在一刻不停地学习。”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主任委员沈志祥说。王振义教授的求学精神，让学生们很是敬佩。
王老从没有出国留学过，可他的法语、英语都极其流利和优雅。法语流利容易理解，因为他从小在法语系的学校里求学，震旦大学也是以法语教育为主。可是他的英语是从50多岁开始学习的，那段时间，他每天在家对着墙壁在练习说英语。“我们的英语都学得不如他。”很多瑞金医院的人都记得，凡是外宾来访，只要跟王振义教授匆匆谈过几句，老先生幽默、优雅的语言，立即能赢得外宾的尊重。
在学术上，他的求学精神更为饥渴。
2002年，王振义教授指导的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有一个抗白血病药物的水溶性差，实验效果很不理想，课题组一度陷入停滞。后来，听说河南郑州大学的教授在这方面有深入的研究，于是课题组决定登门求教，当时已78岁的王振义更是执意要亲自上门请教。到了河南郑州大学，接待人员听了介绍后，怎么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位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院士，在看了王振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证件后，仍不相信，直到请来了一位曾与王振义有过一面之交的老师来验证，方才认可。王振义教授的诚意打动了郑州大学的所有专家学者。王振义说：“在科学研究中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是第一，无论是不是院士，只要遇到不懂的问题，就自然变成了一个学生。”
周光飚是王教授的“关门弟子”，他记得在博士毕业的时候，正在为留在科研单位还是到临床做医生犹豫时，王老师的话点醒了他：“科研是很清贫的，也很枯燥，但是你从事的研究却是很有前途的，只要努力，我相信你一定能在这里做出很好的成绩。”
为什么王振义能够坚持至今？他说：“在人生最迷茫的时候，我就问问自己的心到底想做什么？”他的心从未受外界纷繁复杂的环境影响，坚定地回答：“多看些病人，多治病。”他觉得自己是从病人的身上获得了力量，所以必须将自己的全部回输给病人。“我只是做了一名医生应该做的事情。”
今天的王振义教授仍然对当年“3年治愈白血病”的鲁莽之语耿耿于怀，他曾对记者说：“请千万不要夸大我们的成绩，我们研究的只是白血病中的一种，很多白血病至今仍无法治疗。离治愈白血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还要不断地学习和努力。”
每一次采访完王振义教授，我总会盲目地在一些医院里“搜索”，希望能够找到像王振义教授这样行医的年轻医生。结果总有些许失望。
生病是一件不幸的事，特别是得了血液类疾病的人。可如果那位病人正巧遇见了王振义医生，那他还算是幸运的。尽管大部分血液疾病仍很难治，但王振义医生给予人的温暖亦是一味良药。
他望着病人的脸总在微笑，声音轻柔而徐缓，他不断地询问病史，试图从病人生活的蛛丝马迹中寻找得病的原因，他不断地问“为什么”，然后不停地寻找解决之道。如果不能治愈，也要尽可能减轻病人的痛苦。他的病人能够感受到那份炙热的医者关怀。
87岁的王振义原本每周都会查房，但前些日子他暂停了查房，各种社会活动接踵而来，王老说：“如果我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查房，不能全面了解病人的各种情况，那就不能诊断，不能治病，否则对不住病人。
我们记录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王振义，不仅为了讲述他的人生故事，更希望能对年轻医生有所启迪。比照良医大师，我们到底还缺什么？是不是也有可能给予病家同样的温暖？
王振义教授87岁时所做的以及他62年行医生涯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深入地研究并试图攻克血液类的疾病。这是他的激情所在。这曾使他荣获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凯特林奖，并至今仍能点燃他无限的热情。
凯特林奖只授予过一位中国医生，国际同行给予王振义教授的评价是：他是在癌症研究史上第一次发现了如何使用自然物质而非有毒的化学物质，将人体内的癌细胞改造成正常细胞。这一突破不仅治愈了曾经最凶险的一种血癌，而且在医学世界里开创了全新的治疗思维和途径。
这样的成果，几乎使他成为所有中国医生的骄傲。实际上，王振义教授在人生历练中获得成功心得、为医经验，一点也不比他在肿瘤治疗中获得的成绩逊色。
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医生爱病人的心不能变
王振义教授与白血病的相交始于1959年。在那个大跃进年代，医院领导安排他负责白血病病房的工作，并希望他在短期内获得成功。年轻的王振义充满治病救人的热情，和团队一起提出了“3年攻克白血病”的口号。
他每日每夜地守在病房里，可是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数十例急性白血病病人相继离开人世。这一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他——空有一腔热情，而没有过硬的本事，是根本挽救不了病人的。
在他看来，任何人行医之前，必须要先懂得什么是医生。他说，医生是所有职业中最崇高的职业之一，是体现人类爱心最具体的职业。但对一名医生而言，技术与爱心同等重要：“有好心，没有好的医术，救不了病人；有好的医术，但没有好的心，可能还会害病人。”
对于今天的医疗环境，王振义教授看得很清楚，但他坚定地认为：“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爱病人的心不能变。”他说，医生这个职业仍是很受社会尊重的，只要真心付出，一定会得到病人真诚的感情回报。
去年，王振义教授收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几双袜子。这是30多年前的一位老病人送给他的。这位病人小时候患病昏迷，当时王振义正在急诊室工作，及时给出了准确的诊断——过敏性紫癜，最后病人得以对症治疗。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病人一直没能找到王振义，但孩子的父母一直心存感激，经过30多年努力，终于找到了王教授。现在，这个孩子已成家立业，在一家袜厂工作，所以就送了几双袜子给王振义。“我真的很感动，这是医生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这几双袜子我至今舍不得穿。”
王振义认为，爱病人的心，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要日复一日地提醒自己，不能忘记病人的痛苦。
行医的日子里，王振义每天晚上都会反省自己，自己做了哪些诊治，做对了哪些，又有哪些地方做错了。如果再细心一点，再体贴病人一点，结果是不是会更好。“我也曾遇到比较‘麻烦’的病人，甚至有些不讲理的病人，但不能因此而动摇了自己对病人之爱。”
王振义的办公室里，藏着一幅手绣的画作，那是他向一位血友病人购买的。血友病需要长时间治疗，而且耗费巨大，当王振义发现这位农村病人会手绣时，立即掏钱买画。他说：“我们要治病，更要尽力给病人指一条路，让他们能够有勇气继续活下去，与疾病斗争。”
对病人之爱，不仅仅是付出，而是一种治疗，爱会指引医生找到正确的方向。有一次，一名年轻医生查完病房后，向王振义汇报病人的情况。王振义问：“病人吃得怎么样？”医生说：“胃口蛮好的。”“怎么好法？”再追问，年轻医生回答不上来了。王振义立即赶到病房，他问病人到底吃了哪些东西？家属说：“我们是吃素的。”王振义立即恍然大悟。原来，素食者体内容易缺乏维生素B12，这一点对诊断至关重要。
爱病人，才可能细心，发现那些隐藏很深的病症；爱病人，才可能耐心，听他们啰嗦病史；有了耐心，才可能静得下来，潜心钻研。
执著地问“为什么”，串起了成功的可能
王振义教授这一生最爱的是刨根问底，他爱天马行空地想象，对一切新事物充满好奇。
王振义祖籍江苏兴化，1924年11月30日出生在上海。7岁那年，祖母不幸患了伤寒，病势凶险，虽然请到了当时一位沪上知名的医生前来诊治，但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祖母还是未能得救。7岁的王振义就开始思索：“为什么这个病不能治呢？怎么会得这个病呢？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一连串的问号，促动了他从医的热情。1942年，王振义免试直升进入震旦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走上了为医之路。1948年，王振义从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因成绩名列前茅，留在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担任住院医师。
此后，爱问“为什么”的习惯，又让他在医学世界里屡获成功。
1952年，王振义发现不少口腔患者拔牙之后，出血不止，原因不明，一般的止血疗法都没有效果。这个时候，他已经是血液病的医生，无法再接触口腔科病人，可他坚持一头扎在“问号”中，从大量文献中找线索。终于，他发现国外曾报道过一种名为“轻型血友病A”的报道，病人在小手术后出血不止。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在实验室里搞起了小发明。原来，这一疾病的检验需要将硅胶涂在玻璃管壁上，可国内当时没有硅胶这种材料。王振义就用原理相似的石蜡代替硅胶，最终成功地在国内率先确立了检测方法，并为“轻型血友病A”的诊断找到依据，使病人得到治疗。
每次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王振义都能感觉到生活的乐趣。他爱给病人看病，爱解决临床问题，可他在行医的生涯里，并不是事事顺遂。
“我这一生很多事情都是反着来的，所以，我也只能让自己反式而为。”王振义教授最想在临床钻研的时候，他被调离了广慈医院，回到了医学院从事病理生理教学工作。做了几年，他又被调到了法文教研室。没多久，这个学了一辈子西医的医生又被安排到中医科任职，随后又去了农村。没有一次调任是符合王振义心愿的，可他坚持了下来。
“既然反着来，我就抓紧每一次机会，学！”在病理生理教研室任职时，他就乘机将学生时代学习的东西更新一遍，可他的学习并不是照本宣科，他问领导：“为什么只学苏联的，不可以学习西方的病理生理知识呢？”到了中医科，他也是辩证地学，以至于他的中医素养非常了得。只是，学成后的王振义总给领导提些问题，希望医学能够按照科学规律来做，这让领导很头痛。
爱心、好奇、辩证、博学，当这些元素积累到改革开放之后，王振义的医学人生出现了“质变”。
1978年，王振义重返瑞金医院血液科，再次研究白血病的治疗。当时治疗白血病有两条研究途径，一是化疗，杀死白血病细胞，同时也伤害很多好细胞；另一途径是诱导分化，将恶性的白血病细胞转变为良性细胞。
从小深受孔孟之道熏陶的王振义选择了后者，他记得那个时候，媒体上广为宣传末代皇帝溥仪的改造。他想，一个皇上都能被改造，为什么白血病细胞不能被“改邪归正”呢？
过去，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是白血病中最凶险的一种，尽管它的发病比例并不多，但死亡率高。在国外的文献中，王振义看到在13顺维甲酸（13顺RA）及全反式维甲酸（ATRA）作用下，APL可以向正常细胞逆转。维甲酸是维生素的衍生物，“13顺”与“全反式”均属于“维甲酸”的同分异构体。
通俗点说，在这种白血病患者的体内，本来应该正常发育成长的白细胞突然不愿意继续长大、成熟，在血液里横行，于是出血、高热，病人抵抗力大大降低，最终死亡。王振义和团队的构想是，通过“教育”，“劝说”这些幼稚的白细胞，让他们回归正常生长发育的道路。
也许是与“反”字有缘。当时，国内药厂无法生产出顺式维甲酸，只能合成“全反式维甲酸”，因此所有的医学实验只能按照全反式维甲酸去做。没有想到，实验室的结果喜人，新鲜APL细胞向成熟细胞分化。1980年，全反式维甲酸批准在临床上使用，用于治疗一些皮肤病。
1985年，瑞金医院血液科来了一位5岁的小女孩，她患有晚期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出血严重，家人已经绝望了。在获得家人的允许下，王振义用新疗法治了7天，女孩症状明显好转，一个月后达到完全缓解。这也是王振义用新方法治疗的第一个成功病例。20多年过去了，小女孩已经长成大姑娘了。不仅如此，在首批治疗的24例病人中，完全缓解率达到九成多。
1988年，他的学生黄萌珥总结了首批APL病人治疗结果，并将这一新疗法向国内外推广，并向来自世界的病人提供全反式维甲酸的药物。一时间，国外到中国代购药物的病例一个接着一个。
王振义教授的成功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重视和赞誉。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2001届毕业典礼上,该校校长乔治·鲁普这样评价他：“您的工作不仅指出应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治疗一种特异的疾病，而且更新了可以应用单一药物通过诱导分化治疗癌症的概念。”
此后，他的学生陈竺、陈赛娟教授又引入了砷剂治疗APL。如今，联合应用全反式维甲酸、砷剂及化疗，APL患者的5年存活率已高达95%，成为第一种可以治愈的急性白血病。
王振义说：“做的时候没有想过成功，但现在回头看，人生的每一步历练都是有意义的，只要坚持下去，不断地学习总会等到机会和成功的。”
一丝不苟，要求学生做思想端正的人
就这样，王振义在瑞金医院创立了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如今这个研究所已经从初创时期的40平方米，发展到今天总面积达3600平方米的三个楼面，先后成为上海市、卫生部、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上海市“重中之重”重点学科、“211”工程重点建设专业、上海市领先专业，乃至2001年成为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了100余项国家级课题、约80余项省部委级重大课题、14项国际合作课题等。
在这里，他培养了一批一批国内顶级的血液学人才。
王振义教授学识渊博、逻辑思维缜密、治学态度严谨。无论是基础理论课，还是临床病例讨论分析，他精辟的分析都给他的学生和同道留下深刻印象。
现任我国卫生部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是王振义教授的研究生。1978年，陈竺以专业考分第一名的佳绩成为王振义教授的硕士研究生，那年招的另一名研究生就是后来成为陈竺妻子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赛娟教授。陈竺夫妇不会忘记，是王教授手把手地指导他们做血液病理生理的实验，耐心为他俩补习专业外语，后来又一起撰写论文。王教授每一次都坚持把他们列为论文的第一、第二作者，而把自己排在了最后。
1996年，王振义教授主动将代表中国血液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交给了陈竺，他看准了陈竺的学识、大度的气量、出众的才能，一定能将血研所带向新的成功与辉煌。那一年陈竺42岁。
王振义说：“现代医学科技发展非常快，但我却越来越老了，如果我们不看到发展，还是用原来的方式管理这个研究所，用原来的学术水平领导这个研究所，这个所是会走下坡路的。交班给这样的学生，我放心。”
“973”最年轻的首席科学家、上海第九届十大杰出青年陈国强是王振义教授的另一位得意门生。对陈国强的硕士研究生论文，王振义教授一遍遍地修改，在没有电脑的年代里，王教授先后改了10遍，陈国强将近二万字的论文也抄了十遍。
王振义教授还经常和学生们探讨学术问题，虽然他语气和善，从不居高临下，可他对于各种细节的要求非常之高，学生们的研究过程在任何一个小的环节上遇到难以解释的结果，王振义都会要求学生们再做一次。
他常对学生说：“做人必须思想要端正，谨记自己必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随后才可能有努力的动力，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学生们敬畏王振义，也深深懂得，唯有这样，疾病的治疗才可能有所突破。
87岁高龄求知若渴
“我们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王老师87岁了，还在一刻不停地学习。”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主任委员沈志祥说。王振义教授的求学精神，让学生们很是敬佩。
王老从没有出国留学过，可他的法语、英语都极其流利和优雅。法语流利容易理解，因为他从小在法语系的学校里求学，震旦大学也是以法语教育为主。可是他的英语是从50多岁开始学习的，那段时间，他每天在家对着墙壁在练习说英语。“我们的英语都学得不如他。”很多瑞金医院的人都记得，凡是外宾来访，只要跟王振义教授匆匆谈过几句，老先生幽默、优雅的语言，立即能赢得外宾的尊重。
在学术上，他的求学精神更为饥渴。
2002年，王振义教授指导的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有一个抗白血病药物的水溶性差，实验效果很不理想，课题组一度陷入停滞。后来，听说河南郑州大学的教授在这方面有深入的研究，于是课题组决定登门求教，当时已78岁的王振义更是执意要亲自上门请教。到了河南郑州大学，接待人员听了介绍后，怎么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位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院士，在看了王振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证件后，仍不相信，直到请来了一位曾与王振义有过一面之交的老师来验证，方才认可。王振义教授的诚意打动了郑州大学的所有专家学者。王振义说：“在科学研究中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是第一，无论是不是院士，只要遇到不懂的问题，就自然变成了一个学生。”
周光飚是王教授的“关门弟子”，他记得在博士毕业的时候，正在为留在科研单位还是到临床做医生犹豫时，王老师的话点醒了他：“科研是很清贫的，也很枯燥，但是你从事的研究却是很有前途的，只要努力，我相信你一定能在这里做出很好的成绩。”
为什么王振义能够坚持至今？他说：“在人生最迷茫的时候，我就问问自己的心到底想做什么？”他的心从未受外界纷繁复杂的环境影响，坚定地回答：“多看些病人，多治病。”他觉得自己是从病人的身上获得了力量，所以必须将自己的全部回输给病人。“我只是做了一名医生应该做的事情。”
今天的王振义教授仍然对当年“3年治愈白血病”的鲁莽之语耿耿于怀，他曾对记者说：“请千万不要夸大我们的成绩，我们研究的只是白血病中的一种，很多白血病至今仍无法治疗。离治愈白血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还要不断地学习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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