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的中美实力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0/12/26 23:15:35 1069
——约瑟夫·奈教授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讲演2010-12-25 作者：约瑟夫·奈 来源：文汇报
假设203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6%，美国只有2%，中国仍然在人均收入上无法与美国平起平坐；这种人均收入水平上的旗鼓相当直到本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刻才可能实现。人均国民收入是衡量一国经济成熟度的一项指标，因而，经济总和规模的优势不必然意味着中国经济在2027年能够超越美国。过去的十年间，中国从世界第九大出口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是，在近期金融危机的余波中，全球贸易和金融平衡更具争议性，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可能需要作出调整。
讲演者小传:
约瑟夫·奈
Joseph S.Nye，Jr.（1937～)，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新功能主义和相互依存理论的重要代表。相继受教于普林斯顿、牛津和哈佛大学，先后任哈佛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主任、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后来又加以发展，提出“巧实力”。目前“巧实力”成为了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主轴。
美国因不久前的金融危机而备受责难。由于美国经济在2008-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中举步维艰，而中国经济却在此期间持续增长，因此有不少中国论者鼓吹“形形色色的美国衰败论”。有一位专家就断言，美国势力的鼎盛时期是2000年。持这类观点的并不仅仅是中国人，高盛公司已经将它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提前到了2027年。2009年皮尤研究中心所作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25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或相对多数的民众认为，中国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甚至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也在2008年作出预测，认为美国的支配地位将在2025年“减弱不少”。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经宣称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走向终结的标志，甚至持同情态度的加拿大反对党领袖叶礼庭也表态说，既然“美国的巅峰时期及其全球霸权地位已经结束”，那么加拿大应该放眼世界，而不应再局限于北美洲。
然而，在意识到自然衰落的种种误导性比喻的同时，人们应当谨慎地从周期性事件中推断长期趋势。国家与人不同，它的生命周期是不可预测的。例如，18世纪末期英国在丧失了它的美国殖民地时，贺瑞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就悲恸不已，认为英国地位下降了，降至成一个“跟丹麦和撒丁王国差不多的无足轻重的国家”。他没能预见到工业革命让英国的支配地位又持续了一个世纪，甚至更强大。同样，罗马在鼎盛期后，仍旧统治了三个多世纪。即使在那时，罗马也未向另一个崛起的国家臣服，而是在各个蛮族部落无孔不入的入侵中灭亡。实际上，对于所有认为巴西、中国或印度将在未来数十年里超过美国的预言来说，更大的威胁可能来自现代恐怖分子和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actors）的冲击。
当然，金融危机对所谓的“华尔街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华尔街机构和华盛顿监管部门的差劲表现，让纽约的软实力或纽约经济模式的吸引力付出了极大代价。就机构变革而言，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高盛、雷曼兄弟、美林证券、摩根士坦利）或垮掉或转型，而它们推波助澜引发的金融风暴，导致经济急遽衰退，对政治监管提出了新要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年前，欧洲把银行垮掉的责任推到美国身上，而两年后，华盛顿的改革步伐却比欧洲要快，欧洲则“几乎陷入了一场源于自身主权债务而非私人债务引起的危机当中，而美国经济尽管还不稳定，却开始复苏”。
虽然现在就对金融危机对美国实力产生的长远影响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比照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如果华盛顿迅速接收无力为继的公司并限制受危机拖累的公司，那么这一场金融危机并不是致命的。由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灵活、受教育程度高、政治稳定以及鼓励创新，因此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最具竞争力排名中，美国经济仍排在第二位（仅落后于瑞士），而中国则排名第29位。美国仍将在诸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以及第二代国际互联网等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然而，尽管很少有人会认为中国能在未来20年间在军事实力上超越美国，但还是有不少人认为这一危机会扭转美中经济实力和软实力的对比。因此，为了分析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关注这一危机背后的种种含义就尤为重要了。
一、21世纪中国的软实力
尽管美国因金融危机而备受苛责，但美国的软实力仍然强于中国。中国除了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以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在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软实力逐渐提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人民日报》这样说道：“软实力已经成为一个关键词……对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所谓“北京共识”，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比之前占主导地位的“华盛顿共识”更受欢迎。但是，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威权政府的吸引？在多大程度上是羡慕30多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又只是想进入中国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市场？
中国人对“软实力”这一思想兴趣盎然。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就“软实力”这一主题发表了许多政论和学术论文。“软实力”这一术语已经成为中国的官方语言。2007年10月，胡锦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必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中国一直拥有令人着迷的传统文化，但它现在也进入到了全球流行文化的领域中。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增至三倍，外国游客数量也显著增长。中国在全世界创办了几百所孔子学院，教授汉语及其文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频道延长为全天候播报。过去两年，中国投资很多在对外宣传工作上，其中包括新华社开播24小时有线电视新闻频道。
中国已经调整了其外交策略。十年前，它对多边协议持谨慎态度，并且跟不少邻国存在分歧。后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派遣3000多名军人支持联合国维和任务、对核不扩散外交提供帮助（包括举行朝核六方会谈）、搁置跟邻国的领土纷争，并且加入了多种多样的区域性组织，而参加东亚峰会只是中国最近的一个动作而已。这种新外交有利于降低其他国家为遏制中国崛起而结盟的可能性。
但是中国的软实力仍具有局限性。
尽管美国因金融危机而备受苛责，但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和BBC的民意调查结果，美国的软实力仍然强于中国。大国企图运用文化和宣传来创建软实力从而加强它们的优势，但是，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非政府所创建。美国的软实力依赖于多种多样的资源。就此来说，中国除了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以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经济的相互依赖与经济实力
中美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没有任何一方急着要打破这种脆弱性依存的对称性，但各方都在继续谋求对市场关系的结构和制度框架产生决定性影响。
一些分析家们相信，中国战胜金融危机的出色成就以及增持美元，都使其实力极大提升从而超越美国。但是审慎的分析更关注相互依赖与影响力。相互依赖既包含短期的敏感性，又包含了长期的脆弱性。敏感性是指互相依赖所产生的结果的规模和速度，即，体系的一部分发生变化之后，如何迅速地引起另一部分也跟着发生变化？例如，1998年，亚洲新兴市场的金融风景，其影响波及到了巴西和俄罗斯等其他新兴市场。同样，2008年9月，纽约雷曼兄弟倒闭，迅速对全球市场产生影响。
然而，高度的敏感性，并不同于高度的脆弱性。脆弱性是指相互依赖的体系结构变迁所导致的比较成本。脆弱性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力，要高于敏感性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力。两个国家之中，脆弱性较低的那个国家，并不必然是敏感性较低的那个国家，而是以较低成本扭转形势的那个国家。1998年，对于东亚经济形势，美国敏感于这一形势但并非无还手之力。这场金融风暴让美国的经济增长率降低了0.5个百分点，但对于美国急速发展的经济来说是可以承受的。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则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模式的转变既敏感又脆弱。印度尼西亚经济遭受重创，进而演化成国内政治冲突。脆弱性同样也有程度差异。2008年，鉴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泡沫以及不断扩大的政府财政赤字，事实证明，现在的美国比十年前市场繁荣期间的美国更加脆弱。
对称性是指相对平衡的情形，与不平衡、依赖相反。较少的依赖可以是权力的一个来源。如果双方相互依赖，但一方依赖程度比另一方低一些，那么，只要双方都还重视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依赖程度较低的一方就拥有了一个来源以获得权力。控制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是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维度。完全的对称性是相当罕见的，因此，绝大多数经济相互依赖的情形，也就隐含着一种权力关系。
上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总统裁减税收并增加开支，美国就渐渐依赖于引进日本资本来平衡联邦政府预算。有些人就认为此举让日本获得了比美国更大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如果日本停止借钱给美国，那么它也将害人害己。那时，日本的经济规模只比美国的一半多一点，而这意味着，尽管双方彼此需要且都从相互依赖中获益，但比起美国需要日本的程度，日本的出口更依赖于美国市场。
目前，美中之间存在类似关系。美国从中国进口货物、用美元支付，同时，中国持有美元和美国国库券，实际上在向美国提供贷款。中国累积了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部分都是美国国库券的形式。一些观察家称之为“全球势力均衡的重大转移”，因为中国可用抛售美元相威胁来迫使美国屈服。但是，如此一来，中国的储备金将因美元贬值而缩水；同时，也会伤及美国继续进口中国廉价商品的意愿，从而造成中国国内的失业和不稳定。因此，中国政府抛售美元能使美国屈服，但也会令自身元气大伤。
要判断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能否创造实力，就需观察实力不对等的双方是如何达成平衡的，而不应只是观察“等式”的一端。在这个例子中，中美实力的不对称性向我们展示了一种“金融恐怖平衡”。这类似于冷战时期美苏在军事上的相互依存，双方都有能力通过一场核战争把对方摧毁，但却从未付诸实践。2010年2月，出于对美国向台湾销售军火的愤慨，一批人要求中国政府抛售美国国债以示报复，但他们的建议未被采纳。相反，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解释道，“这（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是一个市场投资行为，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政治化。”如果中国政府果真抛售美国国债，后果将是两败俱伤。
然而，中美之间的这种平衡并不能保证局势的稳定性。一方面是因为后果莫测的突发事件的潜伏；另一方面，可以想象，双方都在谋求改变现有框架、减少生存和发展的不利因素。此次金融危机后，为减小贸易赤字和美元失衡现状，美国政府迫使人民币升值。与此同时，中国央行官员开始发表言论，指出美国应增加储蓄、减少赤字，谋求更为长远的发展，即作为储备货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赋予特别提款权来补给美元失衡的现状。不过，虽然中国政府在言论上抱怨颇多，行动上并未特别抵制。
中国壮大的金融实力或许增强了其拒绝美国请求的底气。但是，抛开有关中国债权人实力的怂人听闻的预测，这对它迫使美国做出政策改变的能力并没有太大帮助。虽然中国采取了一些小的举措来减少美元持有量的增长，但由于国内原因，它并不想冒险实现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因此，未来十年中，“元”不大可能对“美元”作为世界储备金最大组成部分（超过了60%）的地位构成威胁。但是，中国正在逐渐拉动国内消费并以此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不再单纯依赖出口；中国领导人将不再像现在这样依靠美国市场提供就业、使美国对中国国内稳定构成决定性影响。政治上的讨价还价能适时反映出人们所察觉到的实力对等程度的转变。
虽然美中都不想打破这种将它们紧锁在一起的、不对称性的平衡，美国已经承认了中国在国际论坛中逐步扩大的影响力，也允许其他新兴经济体发挥更大作用。因此，在八国集团峰会（八国中的四国为欧洲国家）之外，又出现了20国集团峰会作为补充，将占世界产值80%的经济体一并吸收在内。这些大会讨论了重新平衡世界资金流动的必要性，要改变“美国赤字中国盈余”的旧模式。实现这些改变就需要转变国内消费模式和投资模式：美国要增加储蓄，中国则应扩大国内消费，而这在政治上是有难度的。
虽然上述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有趣的是，20国集团峰会在下述观点上已达成一致：欧洲应减少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重，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权重应当逐步增加。这又一次显示了对经济依存实力进行限制的重要性。中国能以抛售美元、影响美国经济进行威胁，但美国经济的削弱就意味着中国出口市场的缩小，而且美国政府可能以加征中国商品关税作为回击。此外，当其他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巴西）发现对人民币价值的低估有损其出口贸易时，它们可能会通过类似20国集团峰会的多边论坛来声援美国对抗中国。没有任何一方急着要打破这种脆弱性依存的对称性，但各方都在继续谋求对市场关系的结构和制度框架产生决定性影响。
三、警惕误导性预测的政策意涵
鉴于中美共同面临的全球挑战，通力合作能使双方获益良多。
中国当前的大国名声得益于对其未来的预测。
对于此类预测，应当用某种怀疑主义的眼光来进行审视。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仍远远落后于美国，且其政策重点主要聚焦于一国领土之内和自身的经济发展之上。即便中国的GDP在2027年左右可能超过美国（如高盛集团所预测的那样），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两国经济也只是在规模而非构成上构成相互匹敌。中国仍将背负着广大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包袱；并且，由于20世纪时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滞后效应，中国将开始面临人口问题。
此外，增长率随着国家的发展有降低的趋势。假设203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6%，美国只有2%，中国仍然在人均收入上无法与美国平起平坐；这种人均收入水平上的旗鼓相当直到本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刻才可能实现。人均国民收入是衡量一国经济成熟度的一项指标，因而，经济总和规模的优势不必然意味着中国经济在2027年能够超越美国。过去的十年间，中国从世界第九大出口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是，在近期金融危机的余波中，全球贸易和金融平衡更具争议性，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可能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这意味着，就中期而言，通过减小其他国家实质上允许中国搭乘开放的全球化市场的便车，不用放开汇率、利率和国内市场的意愿，金融危机可能最终伤及中国实力。尽管中国掌握着巨大的外汇储备，除非它能够拥有一个深入发展、开放的金融市场，利率由市场来决定，否则也将难以通过用本国货币向海外放贷来扩大金融影响力。
当代的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是维护国内稳定的关键因素，因此，他们将主要精力投放在了经济发展与和谐国际环境的维护上，在这种和谐的国际环境之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才不会遭到破坏。但是，世代变迁，国家实力经常滋生自傲。很多观察家已经提到，中国的年轻一代身上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而有关金融危机对国家实力影响的误读可能就是助长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因素，这种情绪会导致北京和华盛顿政府的政策失误。
中国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美国的同侪竞争者。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其在亚洲范围内不会对美国构成挑战。然而，克林顿在这一点上是基本正确的：1995年，他在与江泽民的对话中讲到，与一个强大的中国相比，美国更害怕看到一个衰弱的中国。鉴于中美共同面临的全球挑战，通力合作能使双方获益良多。然而，某些中国人的自傲、加之部分美国人对衰落的不必要担忧，都令这一前景难以把握。依据短期的周期性事件（比如近期的金融危机）而做出错误的长期预测，将导致代价惨痛的政策失误。
（本讲演为约瑟夫·奈教授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第32期“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的讲演。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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