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

上世纪90年代，由中共党史领导小组批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这部记述中共从1921到1991年七十年历史的著作，在官方版本中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和良好口碑。党史专家金冲及参与了整个写作过程，他记下的胡乔木、胡绳两个组织者在写作期间的谈话，既是关于这本书写作的历史，也是兼具政治和学术双重身份的党内高层对这段历史真实认知的心声。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中共党内公认的高水平书写，那么金冲及记录下的二胡谈话，应该就是当时两个组织者智慧和学识最生动的展现。

一、胡乔木：“不能指责太多，但也不能原谅太多”

1990年初，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准备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4月，党史研究室把初拟的提纲送给胡乔木，胡乔木看后，批评提纲“思路不清楚”，他特别针对建国之初围绕合作化问题的波折强调：“‘合作化高潮’不宜用肯定的口气来讲，类似的说法还很多。”

所谓合作化高潮，是指1955年在毛泽东推动下开始的全国合作化运动。1953年开始，全国发展农业合作社。1954年1月，鉴于农业合作社发展中出现不顾条件、急于求成的苗头，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建议对合作社“控制发展，着重巩固”。中共中央采纳了邓子恢的建议，1月10日，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给迅速发展的合作社降温。事隔一年之后，1955年7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严厉批评邓子恢等像小脚女人，在合作社问题上已经落在了群众运动后面，提出农业合作化目前不是下马问题，而是赶快上马的问题。在毛泽东强力推动下，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由此造成速度上求快、规模上求大、所有制上求公的倾向，给仍处于传统发展水平的中国农业，带来了许多问题。

1990年前后，中国的改革遭遇一些困难，人们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稍显迷茫，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对既往历史的认知中。看得出来，胡乔木在这一点上是清醒和坚定的，他针对写作提纲中肯定“合作化高潮”的思路指出：“像这样的事情没法肯定的。如果这可以肯定，历史就是任意的。党也是在全国会议上决定的（指合作化运动），说推翻就推翻了，当然不能指责太多，但也不能原谅太多。从历史上最高的‘董狐笔’，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历史要有政治性，不能把所有既成的事实加以合理化。而且批判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是错误的，可以说是党内的公论。所以《七十年》一书对这样的问题，不说得公道，怎么行？”

党史要有政治性，党史也要有“董狐笔”，这是胡乔木对《七十年》提出的很高要求，是他对党、对历史均抱持的负责任态度。对建国后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直接关系到党对现实和未来的认知，胡乔木特别重视。谈话中，他回顾了50年代开始“毛主席工作里的任意性、工作指导中的任意性”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分析了毛泽东发动并坚持文革错误的根源：“他又觉得还有一套既不同于林彪、‘四人帮’，又不同于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一种革命。这根本是幻想，他也说不出来，也找不出这个力量，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这是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这样一个结局。”胡乔木面对问题，不回避，不袒护，又不走极端，尖锐指出，中肯解释，让人心服口服。

人们常常说，历史可作为现实的殷鉴，但这首先要求我们真诚面对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持之以中，行之以正，否则失之毫厘可能就谬以千里。胡乔木强调：越穷越革命，“社会主义不能这样干，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社会主义是很长时期的。阶级斗争不能放在那么突出的地位。认识这一点，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是很不容易的”。作为党内精通历史的理论家，胡乔木此语，现在读来，仍然语重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