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出纳坐在钞票堆里点钱（网络图）

第二天，各大报纸刊发币制改革的消息和详细方案，国民党《中央日报》撰写了社论，其中有句话耐人寻味：“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而今看来，果然一语成谶。

同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并往全国各大城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币制改革政策。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

蒋介石不但在20日当天亲临上海，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而且派来的督导员来头最大：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为正督导员，蒋经国作为副督导员协助督导。

谁都看得出来，身为“太子”的蒋经国名副实正。俞鸿钧乐得清闲，挂名不出力，“连一只足都没有插进”经济督导办公室。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几乎都是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时的辅弼之士。

蒋经国本人更是想借着督导上海经济大展拳脚。他把自己一手组建的经济勘建大队带到上海，并以此为基础，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在动员会上，蒋经国鼓动队员们，对付那些抵制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气。历史上有名的“蒋经国上海打虎”之说就由此而来。

“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抵达上海两天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时年38岁的蒋经国热情高涨，在上海造出了雷霆万钧的声势。他发动“打虎”运动，声明“只打老虎，不打苍蝇”，强调“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

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轰轰烈烈，蒋经国慷慨激昂的言辞和雷厉风行的做法，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舆论开始把蒋经国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打虎英雄”。

金圆券发行之初，上海滩着实热闹了一番。

23日，金圆券正式发行。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据上海《大公报》当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

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新发行的金圆券上并未注明“金圆”字样，而且票面上居然标注着1945年印制，让不少人怀疑其真假。

原来，由于币改实行仓促，新的金圆券纸币已经来不及印制。幸而俞鸿钧想起，中央银行库中存着一批未及发行的关金券（专供进口关税所使用的一种货币），面额很小，因为通货膨胀发展太快，这些钞票印好后，其面额已经没有发行价值，所以被封存了起来。这回派上了用场，最早的一批金圆券实际上用的是关金券。金圆券的信用从发行之初就被打了折扣。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尚能按规定办事，轮到蒋经国口中的“坏头”，就没那么乖顺了。他们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看得很清楚，于是千方百计想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不兑换金圆券。

持有尚方宝剑的蒋经国祭出了严厉的铁腕政策。

蒋经国一一召见上海的大资本家、企业家、金融家，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

有些人被蒋经国吓住，老实就范，有些人仍然虚与委蛇，暗中投机，终于激怒了蒋经国。

“昨晚接南京电话，要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并主张严办大的投机商人。上海的若干商人在当面对你说得好好的，而背后则是无恶不作。今天已下决心严办奸商。”9月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第二天，一批大老虎被抓了起来，包括声名煊赫的荣氏家族头号人物荣鸿元，烟草公司的总经理黄以聪和纸业公会的理事长詹沛霖，还有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同一天，第一只被蒋经国拿来为“打虎”运动祭旗的“大老虎”——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被特种刑庭判处死刑。

蒋经国的高压强力手段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一直到九月底，上海的物价“八一九防线”纹丝不动，收兑金银外币颇有进展，银行利率有所下降。上海的经济似乎正在向着平稳的方向发展。

然而，平稳的表象之下，暗潮汹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