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代表大会上（资料图）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1976年1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这首词汪洋恣肆、纵横万里，写于1965年5月，距作者初上井冈山的1927年，时隔三十八年。而词作正式与世人见面的1976年，离今天也刚好是三十八年。

1976年，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年份。

最近，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开头就涉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剧中“接班人”华国锋的一句话引起人们热议：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布置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四人帮”便束手就擒。中国当代社会的命运，由此发生重大转折。

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生前“布置”过这一重要任务。但毛泽东对“四人帮”有一定程度的不满，倒是千真万确，他曾在多个场合对“四人帮”提出批评。只是，这些批评是否严重到要抓捕他们的地步呢?

“九一三”后重新洗牌

十年“文革”期间，作为执政党的中共经历了两次严重的“接班人”合法性危机。第一次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外逃事件。

“文革”之初，林彪是毛泽东最为得力的支持者之一，“文革”走向全面内乱，林彪的推波助澜起到极为恶劣的作用，期间不少著名“话语”，比如“天才论”、“政变经”、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都出自林彪之口。

随着“文革”不断深入，江青、张春桥与林彪既有通力合作，也有互相拆台。林彪事件后，江青势力一步步扩张，到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逐渐形成“上海帮”，也就是“四人帮”。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对年近78岁的毛泽东打击极为沉重。此后，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而经此突变，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文革”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怀疑开始取代狂热，毛泽东对之不会不有所警觉，也不能不抱有戒心。

毛泽东一方面恢复了部分老干部的工作和政治待遇，另一方面为防止“文革”遭到否定，他对“四人帮”也显得愈发倚重。林彪垮台被描述成“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又一个胜利”。在随后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继续推行极“左”路线并演化成“批林批孔批周公”。

对周恩来的批判，也导致“四人帮”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毛泽东尚能视事之时，他们还有所依靠，一旦毛泽东不在，局面如何变化就不好说了。年迈的毛泽东亦有为难一面——要维护“文革”政治和思想上的合法性，就不得不依赖于“四人帮”，可是“四人帮”除了执行极“左”路线和胡作非为外，实在不具备真正的治国能力，要维持偌大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基本运行，根本不能指望他们。

对实际上尖锐对立的“两派”，见惯政治风浪的毛泽东，不断努力进行平衡和再平衡。

于是，下放江西“接受改造”三年多的邓小平，经周恩来居中安排，于1973年初回到北京，被一步步推到前台。

起用邓小平，使“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受到一定压制。整个1974年，毛泽东多次批评了江青。在3月20日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写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7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直截了当提出告诫：“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又跟与会者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央有个“上海帮”，并且表示，江青不代表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尤其在当年10月“风庆轮事件”(编按：“四人帮”借国产远洋轮船风庆轮返国一事，发动针对周恩来、邓小平的所谓“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大批判)发生之际，先是王洪文赶赴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江青又于11月12日写信向毛泽东提及“政府的人事安排”。这都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度不满，当日即在江青的信上写下严厉的批示：“不要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一个星期后，11月20日，毛泽东再次发话：“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在路线政治斗争趋于白热化的情况下，每一条来自拥有绝对权威的毛泽东的意见，显然都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