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后期，国民党统治日趋腐败。人才选拔道路壅塞，各级机关人浮于事，大小官员竞相聚敛。国民党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缺乏一个鼓励人才发展、监督官员行为的有效监督机制，是国民政府政治构架的致命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依据孙中山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三程序，长期实施训政，即以党治国，国民党一党独大，各种监督机构形同虚设。

贪腐大案层出不穷

官员提升名义上通过组织层层选拔，但由于不具备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实际完全以上级的一己好恶为标准，不可避免形成“有能力者往往沉浮于下僚，无迁升之望，……因贪污被诛之军人、公务员，为数颇多，而后来者仍毫不畏惧，群起效尤”(《何成浚将军战时日记》)的局面。当时，国民党内部一份有关山东党务政务概括的报告，生动刻画了山东地方高级官员的种种丑恶形象，实际也是整个国民政府统治区官场的真实写照：

“缺乏领导能力又无真实信仰，对于下级早已失去领导作用;

对县党部负责人之委派，多以是否拥护其个人，是否自己亲近为标准，不以是否有领导全县之能力与信仰为标准。甚或对于有能力有信仰之县党部书记长加以嫉视，无故撤换。

对于转发下级党之经费，多不按时转发，或藉此以谋私利，或供其个人挥霍之需。 ”

贪污是国民政府吏治腐败最明显的见证。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政府内的贪污腐化现象即十分猖獗，据1939年军统重庆特区报告，他们秘密查获的贪污不法人员包括交通部长张嘉 、重庆卫戍司令刘峙、二十九集团军司令王缵绪、第二十四军军长兼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抗战中后期，各级权力机构贪污现象比比皆是，从中央政府的孔祥熙等大员到地方的保甲长，都不同程度存在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挥霍浪费行为。当时重庆等大都市大小官员吃喝成风，如蒋介石本人所形容的：

“舆马填塞于酒寮，柬帖纷驰于衢市……在一般社会，方苦物价之高昂，我党政军人员乃日食万钱，无稍顾惜。”

在这种情况下，先后发生了几起公布出来的大案，如黄金提价泄密案、高秉坊案、朱羲农案等，虽然这些案件不一定是当时政坛中真正最严重的，但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黄金案：1943年11月，国民政府为缓解通货膨胀压力，以向美购买的500多万两黄金作基础，实施出售黄金，收回法币政策，回笼货币，吸收游资。由于通胀愈演愈烈，出现挤兑黄金现象，国民政府不堪重负，财政部在不断提高金价基础上，又于1945年3月决定大幅提高黄金比价。但是，决定还未公布，这一经济绝密即遭泄露，一些人乘机在调价前一日大肆抢购黄金，短短几小时，政府差价损失即达几千万元。事发后，蒋介石当然在日记中表示：“美金公债与黄金舞弊案正在彻查中”，但最终只是象征性处理了少数有关人员，大部分责任者都被层层庇护，逍遥法外。

高秉坊案：高事发前为国民政府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他长期挪用税款，囤购物资，1945年2月，又擅将公款700余万元存入银行。“该署经办税款保证金，竟无确实收入账目可稽，开征已四年亦从未清查。”在孔祥熙渐告失势后，高案被揭露。初被判处死刑，后复判改为无期徒刑。

朱羲农案：朱原为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他利用抢运储存茶叶的卡车私运商货，牟取暴利，被查出后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