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9年，中国和美国开始考虑重新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这两个国家曾经是长达两个世纪的贸易伙伴，二战时期做过4年盟友，成为冷战敌人也有20多年。考虑到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后苏联入侵的可能性，毛泽东开始在朝鲜战争以后，首次决定加强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并派遣周恩来执行这一谈判。尼克松此时正在寻求解决越南冲突的办法，并为了对付苏联而寻求长期合作，于是派遣基辛格担任跟周恩来打交道的人，通过谈判向中国示好。1971年，为了准备尼克松的访问，基辛格从巴基斯坦至北京的戏剧性到访，1972年2月尼克松的访问都是激动人心的大事件，帮助在邓小平时期中美关系的快速恢复做好了准备。

1966年至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导致1969年的冲突，邓小平和这一历史没有关系。但从1961年至1963年，他带领一组人马起草了给莫斯科的著名的9封挑起争端的信，1963年，他于莫斯科个人发表了中方最后一次的重要讲话超越了这些愤怒的交流。尽管在1973年晚些时候，他在周恩来的身边帮助执行谈判，邓小平也与向美国的开放无关，因为这时他仍在江西。

不过，邓小平的贡献在随后才发生。

直到1973年2月，林彪死后的16个月里，毛泽东才邀请邓小平回到北京。因为在1966年毛泽东非常严厉地批评了邓小平，毛泽东还不期待其他人能很快就接受邓小平，他也没有决定要启用他。因为走“资本主义路线”，邓小平之前被攻击得非常猛烈，这给毛泽东向其他人解释为何又让他回来带来了挑战。毛泽东的策略是，先解释说邓小平这位受人尊敬的党的领导人，过去是遭到了“林彪的不好对待”。在1972年1月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毛泽东向陈毅的家人说起邓小平和刘少奇的不同：他的情况没那么严重。周恩来当时向陈毅的家人建议说，他们应该让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广泛地为外界知晓。当毛泽东的评价传到邓小平的耳里时，这成为首个毛泽东于1971年9月发出的关于重新启用邓小平的一个新迹象。然而，更多的迹象还在发生。与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的愿望一致，在1972年4月早些时候，邓小平得到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他的小儿子邓质方获准入江西理工大学，他的小女儿邓榕可以进入江西医科大学。

有了这些积极的信号，1972年4月，邓小平有勇气写信给汪东兴，解释说既然他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他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被允许找人帮助卓琳和他自己照看朴方。他在信中最后说，“就我自己来说，我仍在等你的指示，允许我多做几年的工作。”邓小平没有收到直接回应或是消息，但是在一个月之内，邓小平和卓琳的工资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邓榕后来写书回忆，这些信号显示邓小平的政治环境已经改善，而这又极大地鼓舞了邓家。邓家人等待任何积极信号的急切程度，透露出毛泽东对其属下的彻底掌控能力，即使是他在生病期间，即使他因为林彪的外逃而感到沮丧。事实上，陈云已经于1972年4月22日被允许从江西返回北京，而毛泽东让邓小平在江西又待了将近一年。

1972年8月3日，一连几个月没有获得毛泽东和王洪文的任何回应后，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试图消除毛泽东对他的疑虑。信中，邓小平以其所在的工厂向全体工人传达的关于林彪和陈伯达罪行的报告开始。邓小平写道，虽然林彪是一个精明的元帅，但林彪不听从毛泽东的命令拒绝赴朝指挥志愿军作战。

邓小平承认林彪在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上胜他一筹。但是，邓小平认为，林彪仅通过强调毛泽东的3篇作品（老三篇，编者注），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这种简单化的理解方法，邓小平本人无法认同，因为还有更多的毛泽东作品需要学习和掌握。邓小平还写道，林彪、陈伯达对他，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邓小平因此感谢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对其进行的保护。毛泽东想听什么，便告诉他什么，邓小平对此做法没有悔意。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强调，在他1968年6月和7月所写的自我批评中关于他的错误是完全正确。另外，邓小平再次解释了1931年擅离广西革命军（红七军，编者注）所犯错误。他承认，作为政委，他的表现差强人意，因为他有时未能执行毛主席的观点。

在1960年到1961年间，他未能清除自己思想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歪风。他还承认，自己未能很好地完成毛主席将与国防相关的工业转移到内地的“三线”建设决定。邓小平还说，他未能在做报告前及时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未能形成汇报的习惯。邓小平还承认，“文革”中对他的批判，是正确的。

信中，邓小平还试图减轻毛泽东对其在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他绝不会为“文革”中被批斗的人翻案。他同时暗示，他愿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战线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