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如何对待家庭？     

邓小平家庭照 (资料图)

1992年1月27日，邓小平视察珠海江海电子有限公司，在谈到人才和创新问题的同时，出人意料地谈到了家庭问题。他说：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我们还要维持家庭。孔夫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单元，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他还特别举例说明了家庭的社会功能。他说：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欧洲搞福利社会，由国家、社会承担，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会越来越大。全国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户养活的。中国文化从孔夫子起，就提倡赡养老人。

邓小平的这段谈话，没有被整理进著名的南方谈话，因而不为人熟知。近来，从《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读到这段话，感觉很新鲜，也很有味道。邓小平的许多谈话，看似信口说来，其实都是有感而发，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段谈话同样如此。

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把民族、国家、集体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但同样非常重视家庭的作用，注重家庭和睦和幸福。邓小平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邓小平少小离家，南征北战，四海漂泊，但对自己的家庭却是特别地珍惜，对于自己的亲人也总是牵挂在心。

1950年，重庆解放不久，邓小平即将自己的继母夏伯根从老家广安接到了重庆，从此，夏伯根便与邓小平一家生活在一起，彼此相互照顾，享受天伦之乐。

在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保护家人，他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1969年夏天，处于“软禁”状态中的邓小平得知儿子邓朴方伤残情况后，亲自致信毛泽东，请求组织上出面帮助解决邓朴方的治疗问题。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作了批示。10月，得知他们夫妇被安排到江西工厂劳动锻炼后，当即向汪东兴提出，带继母夏伯根一起去江西。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江西三年多的时间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最低潮，也是他个人和家庭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这期间他通过汪东兴多次给中央写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很少看到他对自己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提出要求，但对家人的关爱却毫不掩饰。

10月17日，得到通知说，邓朴方将被送到南昌同他们一起生活后，他致信汪东兴说：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好转。所以，我们恳切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

1971年2月3日，就照顾邓朴方事，再次致信汪东兴说：我们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起生活较好。我们请求组织上派人把邓朴方送到南昌。6月，邓朴方被从北京送到南昌。自此邓小平和家人悉心照看邓朴方，还尽量做到白天不耽误下厂劳动。

11月8日，林彪集团覆灭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信中除表达了对林彪、陈伯达问题的态度外，在信的末尾写了这样几句话：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我们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毛泽东阅信后也深有感触，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东兴）办一下。

“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可谓日理万机。但他仍然以自己的努力营造着家庭和睦和谐的气氛。晚年的邓小平享受着传统中国人“四世同堂”的福份，上有“老祖”（夏伯根），下有孙子孙女，老老少少十几口人，可谓儿孙满堂，幸福之家。每天晚饭，一大家人聚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天，从国家大事说到社会新闻。邓小平从不发表意见，只是默默地吃饭。但他喜欢这种轻松活泼、温暖融洽的家庭气氛。有时饭桌上少了几个人，大家说话少了，他就会说：“哎呀！今天怎么这么冷冷清清呢？”没看见哪个孙子，他也会关心地问：“到哪里去啦？”

俗话说“隔辈亲”，邓小平也和常人一样喜欢和孙子辈的人在一起，看到这些孩子，也像普通的爷爷一样开心。邓小平非常关心后代，他自己曾不无幽默地说：“以后如果评奖的话，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爷爷，我可以得这个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