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邓小平：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1978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刚到立春节气，从北到南的一路暖阳已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感受到某种异样的气息：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

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通讯。说的是安徽在省委书记万里的带领下，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生产队可以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

奇的是这一天该报的第四版几乎整版是邓小平出访缅甸的照片。

或许这只是一种偶然。但邓小平无疑读过这篇报道。此时，他正在四川与当时的省委负责人谈话，小平向这位负责人推荐了这篇文章，接着便去了尼泊尔。临走时他说：“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四川领导人心领神会，马上派人去安徽学习，仅仅两天后，四川省委仿效安徽颁布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十二条”。

——极为特殊的七七届大学生在1978年春节后陆续入学，那枚白底红字的校徽给佩戴者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就连仍陷囹圄的胡风的儿子张晓山也在邓小平的亲自关照下，终于在30岁时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这让更多命运多舛的年轻人看到了希望。

——3月的春天里，全国科技大会召开，郭沫若吟出了他此生的绝诵——《科学的春天》。此前，《人民文学》一月号刊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相继转载。昔日的“臭老九”首次作为正面形象堂堂正正出现在党报的报面。

——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是年，安徽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全省大部分地区10个月未下雨，一场大饥荒迫在眉睫。在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时任省委书记的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大片土地撂荒，与其抛荒，不如把地“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多种“保命麦”以度灾荒。“借地度荒”的临时措施，掀动了土地公有制的铁幕，在肥西县山南区诱发了“包产到户”，继而才有了小岗村的壮举。那时，在农民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

——这一年，新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顶住了来自党内外的重压，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1700万蒙冤者平反昭雪。

——这一年，有12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目睹并领略了外面的世界，感受到了世界经济的脉动。邓小平一人就4次出访，行程遍及8个国家。他在朝鲜对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这就是1978年，冰河解冻，大地回暖。

然而乍暖还寒也正是早春的特质。在一部分共产党人的心头，还有一堆尚未解开的心结：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还在大牢里，彭德怀的骨灰还不能进八宝山，丙辰清明的天安门事件依然被冠以“反革命事件”，“两个凡是”的阴霾仍悬置在国人的头顶……

依然是这一年的春天，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他总结了16个月来的工作，并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从人民大会堂回到家中，竟捶胸顿足大哭起来。他边哭边说：“这是洋跃进啊，国民经济要崩溃了，国家还不思改革！”

这个洋跃进，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薛暮桥斟酌再三，提笔给中央写信。信中直指十年规划中再次出现的急躁冒进的现象，要求纠正建国以来20多年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特别是要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这一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的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开始了一场划时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并泾渭分明地划出“凡是派”和“实践派”两大阵营。这一大讨论，成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更是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的思想先导。

于光远：我不清楚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

1978年11月5日，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前往东南亚三国访问。这是1976年以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东南亚。此次出行的第六天，他们前往马来西亚总理府拜见奥恩总理，彼此畅谈起国际形势。正是在那次会见中，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对外政策就是要延缓战争的爆发，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

而就在同一时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的主席台上，华国锋的旁边没有邓小平的位置。今天，许多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依然弄不明白，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邓小平竟然没在现场。

此时，陈云坐在会议室面朝主席台的席位上，他仅是一名中央委员，除此之外什么职务都没有。在一年前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否定了让陈云进入政治局的提议。但华国锋会前恐怕不会想到，这个无比喜爱评弹的中共老政治家会在此次会上做出惊人之举。

多年以后，于光远回忆说，完全不清楚那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是什么，也没有看到任何记录，“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不清楚提出召开这个会议后，在几位中央常委之间都经过怎样的讨论，最后又怎样做出了决定”。他希望研究党史的同志把它搞清楚。

至此，有必要对1976年10月至1978年的政治气候做一简单回顾：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政坛“左”的思想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两个凡是”便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发表社论，首次在全国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7年3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议题是，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部署当年的工作任务。华国锋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指示写作班子要把“两个凡是”的意见加进去。

在那次会上，当提到“天安门事件”时，华国锋依然认定存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对邓小平的复出，华国锋提出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为无论怎样，邓小平的问题是毛泽东钦定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强调：“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

对此，陈云向所在的上海代表团递交了会前写好的书面发言稿。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的发言稿没被允许刊登在会议的简报上。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但“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依然杳无音讯。

1978年9月，当真理标准讨论的交锋愈演愈烈的时候，叶剑英向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开个务虚会，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