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在某中部省份讲学时目睹的一个场景,定格成了高教研究学者周光礼教授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图画。
这是一所省属重点学校的校级职称评审,评委们要离校集中封闭评审,学校找了一辆车送,待评的人不约而同到校门口列队欢送,等评委上车时,一拥而上,给这些本是一个校园里的同事一一递上自己的名片,“请多关照,请多关照!”
随后,周光礼教授了解到,在该校,每年一次的职称评审,这样的“欢送仪式”已经俨然成为学校的一道景观。
这背后,青年教师职称评选的重重压力之下,一些学校的校园生态随之发生变化,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寻租空间。顾不上好好授课、顾不上培养学生、顾不上潜心学术,为人师者终日围绕职称指挥棒转,“职称争夺战里,没有赢家”。
逼出来的“捷径”
东北地区一所高校管理学院的赵楠教授在学校工作了近40年,他常结合自身经历,为年轻教师“授业解惑”。
近几年,他发现一个现象,年轻讲师问的最多的问题不再是学术上遇到的瓶颈,而是如何才能最快评上副教授?
赵楠说,前些年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最近几年,这个冠以“最快”字眼的问题却被问得更加频繁。
刚开始,赵楠总是劝诫年轻人“慢慢来”。谈得多了,赵楠有了新的发现。
在那些能够快速评上副教授的人身上,赵楠总结出一条规律,在职称评审的准备阶段,他们普遍“胆子很大”。
一个必经的环节是申报科研项目开展研究,再通过论文发表完成项目结项。
赵楠发现,在申报课题时,足够“胆大”的老师会将一份申报材料投向不同等级的项目,增加中标的几率。一旦申报上国家级课题,再将项目拆分成若干个小项目去申报省级以及更低级别的项目,这样就可以同时满足拥有国家级、省级不同课题的要求,“在整个过程中,他们要做的就是将项目书换个写法”。
在发表论文结项时,也存在“一文多结”,即通过一篇论文,挂上数个项目“阶段性成果”的名号,快速完成几个项目的结题。
赵楠说:“本是保证科研连续性的措施,现在越来越多异化为谋利的手段和学术不端行为,也耗尽了青年教师的心力。”
此前媒体一篇《论文基金标注莫玩一石三鸟》的文章可以佐证这一现象。
该文披露某论文发表时竟然标注了10个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震行业科研专项基金、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子课题等都尽在其列。
科研项目、高水平论文、专利、获奖,这些晋级路上的敲门砖本该由讲师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但压力之下,“各种捷径随之产生”。
华中地区一所著名高校的刘飞老师介绍,在自己的学校职称评审时,SCI论文作者和通信作者(文章的联系人)均可认同为第一作者计分,因此催生了不少“同事间的友谊”,“互挂通信作者,这样一篇论文成就了两个人”。
而他的大学室友任教的一所二本学校里,还有着这样的怪事——同一个课题,不断变更负责人,前面的人评上职称后让给后面的人。
“今天的评价标准太急功近利,违反了人才自身的发展规律。”赵楠认为,评价的指挥棒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指挥棒以数量论英雄,短期时间里,论文要几篇、项目金额要超过多少钱……青年教师就去向一个不断标准化、量化的指标靠拢,“顾不上好好授课、顾不上培养学生、顾不上潜心学术,为人师者终日围绕职称转,丢掉了对学术的尊重”。
在他看来,教师年轻的时候应该是积累的阶段,先厚积,才能薄发。然而现实的考量把十年磨一剑的人都毁了,十年磨一重剑,不如一年磨几把小刀,“按现在的标准,出不了陈景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