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江西新建县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的“将军楼”。从1969年10月起，邓小平在这里度过了3年多的“谪居”生活。

一九六四年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中苏关系不仅未能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从一九六八年起，两国边境武装冲突事件显著增加。一九六九年二月，苏联宣布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三月，苏联军队入侵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造成严重流血事件。六月和八月，新疆裕民县的塔斯提地区和铁列克提地区又因苏军入侵发生中苏武装冲突。与此同时，苏联还向美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威胁。

三月十五日，在听取珍宝岛战况汇报后，毛泽东提出要对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作出必要的布置。他说：“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随后，针对苏联的可能入侵，他又进一步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据此，中共九大明确提出：“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此后，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全面的备战工作。

经过一系列的外交磋商，中苏两国商定从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问题的副外长谈判。十月十七日，在苏州的林彪给黄永胜发出“紧急指示”，指示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人即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形式下达这个指示，全军立刻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十月十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紧急疏散通知，要求十月二十日以前，在京的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毛泽东嘱咐，“把打仗的人都派在铁路旁边，找起来容易，打起仗的时候我让来他们就来了，最好。”因此，此后被疏散的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铁路沿线及其附近地方。

十月十七日，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会见在京的老同志，向他们传达党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通知。

邓小平也在疏散之列。

向邓小平传达疏散通知的是汪东兴。据汪东兴回忆：在他通知邓小平前，毛泽东曾把他找去，专门吩咐他去看看邓小平。汪东兴询问：“你有什么指示要我去传达？”毛泽东说：“没有，就让你去关心他一下。”看到汪东兴来，邓小平敏感地问道：“是你自己要来，还是有任务要来？”汪东兴回答是主席关心他，让来看看他。并告诉他，由于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将一些老同志疏散到外地，他们夫妇被安排到江西，去了之后还准备安排去工厂劳动锻炼。听到这样的安排，邓小平马上答应了。并对汪东兴说：“我最难受的是‘刘邓路线’。你是主席派来看我的，我有两个要求能不能提？第一个，能不能把‘刘邓路线’去掉；第二个，我还想做点工作。”他还问汪东兴，继母年迈无人照顾，能否带她一起去，到江西以后，能否继续给汪写信。汪东兴都表示同意，并且答应邓小平从江西回来后还可以住在原处。

随后，汪东兴将邓小平的两个要求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表示，你可以赶快回去告诉他，“刘邓路线”可以分，去江西先锻炼一下。汪东兴又将毛泽东的意见向邓小平作了通报。

临行前能得到毛泽东的关心，知道毛泽东对自己的态度，这使邓小平心里安定了许多。想到能够脱离被监管的处境，还能够到工厂里参加劳动，他也很高兴，便和夫人卓琳开始加紧收拾行装，准备出发。

十月十八日，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通知他们，中央决定陈云、王震等到江西“去蹲蹲点，适当参加劳动，向群众学习”；同时，请他们妥善安置邓小平及其家属，在生活上要给予照顾，并要求江西提出一个意见报中央办公厅定。周恩来还强调，“这些人下去，要多帮助，要有人照护”。他很具体地说：

“邓小平夫妇二人也要到你们那去。”“主席在九大上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先到农村锻炼下。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力了，也是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下去一段再上来。收房费也适当照顾点。”“具体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去？请黄先同志给汪东兴同志打个电话再定下。”

十月十九日夜，江西省革委会回复说，打算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在赣州。得知这一安排后，周恩来认为“赣州远了一点，在照顾，在管理，在其他方面都不方便”；并提出：应安排南昌市郊为宜，并住两层楼房，独家独院。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指示，江西省革委会又重新调整方案，最后决定请北京来人，看看再定。

因为不知江西之行要多久才能返回，邓小平夫妇想在临行前见见儿女们。经过批准，在河北宣化下乡劳动的长女邓林赶回家中，帮助父母收拾行装。卓琳还获准去医院看望了正在接受治疗的长子邓朴方。在被监管两年多之后，在踏上遥远的行程之前，能见一见子女，这对他们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慰藉。

临行前一日，邓小平又一次给汪东兴写信说：“我保证在自己的余年中，努力在工作和力所能及的劳动中，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向工农兵学习，好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头做起，从新做人。”他想继续用这种方式保持与毛泽东的联系。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十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夫妇和继母乘专机飞往江西。

担负护送任务的专案组人员抵达南昌后，到江西方面原拟定的几个地方看了看，感觉都不行。最后，他们到了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这里有一座原步校校长居住过的两层小楼，称作“将军楼”，离步校不远处是新建县的拖拉机修造厂。专案组的人详细查看了“将军楼”的情况，又询问了拖拉机修造厂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很满意这个地方。经请示中央办公厅同意后，他们决定把邓小平安置在这里。

选定地点后，江西省革委会有关负责人还亲自对拖拉机修造厂负责人罗朋布置任务：邓小平要下放到江西，就安排在你们厂劳动。你要做好保卫工作，不能出一点问题。出了事，唯你是问。外面的人不准接触邓小平，有情况打电话给省革委保卫部。邓小平的问题还未定性，不要称同志，也不要叫邓小平，就叫“老邓”。江西省革委会还派了一名叫黄文华的干事专门负责邓小平的监管和保卫工作。

世事难料。罗朋解放战争时期曾在原晋冀鲁豫根据地工作过，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当年经常听邓小平讲话，对邓小平非常尊敬。不想几十年后，邓小平竟来到他的厂里下放劳动。他在厂里作了周密的布置，成立党员保卫小组，安排可靠的工人负责邓小平夫妇的安全保卫工作，还将“打倒刘邓”一类的标语全部清洗掉，并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供邓小平劳动休息时用。罗朋对工人们说，“邓小平到厂里来劳动之前，要把环境搞好，劳动的时候要给他一个好印象。”“一定要很好地保护好邓小平，特别是他的安全问题。”罗朋还在供邓小平休息的房间里安置了一张床和几个凳子，并对他说，“你今后多到这里休息一下，能劳动多少就劳动多少，我就住在你对面，有什么事情直接找我。”邓小平询问罗朋厂里有没有红卫兵，罗回答没有，都是老工人，邓小平点了点头。

专案组将邓小平安顿好之后，问邓小平还有什么要求。邓小平说：“我同意中央对我的安排。我到江西来了，但我还会出来工作的，我还能为党工作十年。”可以看出，他对前途是乐观的。他后来也说：“我能在被打倒后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没有什么秘诀，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乐观，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邓小平夫妇开始了近三年的下放劳动生活。

实际上，邓小平还处在监管中。专案组的人在回京后的报告中提到对邓小平的监管工作说，“由省革委会管，派炮团一个班十二人监管，单住一小楼上，下住一个干事和一战士管他。”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监管实际上也是一种保卫。邓小平后来说：“我的职务是撤掉了，但在毛主席的保护下还保留了党籍。”“我也是得到主席和总理保护才活下来了。送我去外地一个小地方，也是一种保护。不然，可能连命也保不住了。”

起先，邓小平被分配在工厂的修理车间，主要从事拖拉机零部件的修理工作。据工友涂宗礼回忆：

“小平同志一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就分在我们这个修理小组。”“每天就是搞拖拉机的修理，搞了三个多月时间。小平同志每天上班都是这样问的：‘涂师傅，我今天干什么？’我讲，你还是跟昨天一样，洗拖拉机配件。每天分配这样的工作我心里过意不去，那个好脏，那个活很脏，整天跟柴油、汽油打交道，我心里很难过。”“干了三个月以后，我就请示陶排长，我讲是不是搞一点干净的活给他做，他的手皮肤过敏，有红点点了。”

像当时不少工厂一样，拖拉机修造厂也是按照部队的连、排编制进行管理，车间主任通常被称为排长。因此，修理车间的负责人陶端缙，也被工人们称为“陶排长”。陶排长知道这个情况后，就为邓小平搞了一台钳桌，安排他做劳动量较小的钳工，锉螺丝和拖拉机斗的挂钩。

邓小平夫妇与王瑞林在“将军楼”前。
 

巧的是，半个世纪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邓小平在雷诺汽车厂做过钳工。因此，他可以说是“重操旧业”，钳工活做得很熟练。在劳动中，他很尊重普通的工人师傅，平易近人，同他们交了朋友。大家对他更是尊敬，时间长了，都不把他当犯“错误”的人看了。陶端缙后来这样回忆：

“平时他又不麻烦大家，又不需要大家照顾什么。”“我们全厂的工人，特别是我们这个车间直接接触（他）的工人，觉得这位伟人这样拼命地工作，非常受感动。”“他是四川口音。一进门就是‘同志们好’。每天下班的时候‘同志们，明天见’。三年多，天天如此，都是这样子。大家觉得非常亲切。作为一个领导，没有一点官架子，对哪个都一样，都那么热情，大家非常尊敬他。”

邓小平夫妇每天上工，从“将军楼”走到工厂要绕一个大弯，需几十分钟时间，而且要走公路，中间还要经过一个长途汽车站，容易引人注意，不太安全。罗朋同黄文华等商量后，就在工厂的后墙上新开了个小门，以方便邓小平夫妇由这里出入“将军楼”和拖拉机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在这里踩出了一条小路。后来，这条小路被人们称为“邓小平小道”。

十一月二十六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谈自己的情况。信中说：

“十一月九日，我和卓琳就开始到工厂劳动。每天上午六时半起床，七时三十五分由家动身，二十几分钟就走到工厂，在厂劳动大约三小时半，十一时半由厂回家，吃午饭后睡睡午觉，起床后读毛选（每天力求读一小时以上）和看报纸，夜间听广播，还参加一些家务劳动，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是自己做饭（主要由我的继母做，我和卓琳帮帮厨）。我们过得非常愉快。”“省革委为了帮助我们，派了一个干部（黄文华同志）和一个战士同我们住在一起，黄文华同志负责管理我们的学习、思想、劳动和生活，他每天同我们一块去工厂，生活方面的事情也帮助得很周到，没有什么困难。”“因为要熟悉一下，所以过了一个月零四天才给你写第一封信，以后当隔一段时间向你作一次报告。如有必要，请将上述情形报告主席、副主席和党中央。”

据邓榕回忆，邓小平还随信附了一封便函，提出离京时因飞机超重，原说由火车托运来的一些书籍和衣物还没有收到。

汪东兴收到信后，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看了，并交代有关人员办理了邓小平家藏书等托运的事情。

在“将军楼”的新家里，卓琳负责扫地、擦桌、洗衣等轻活，继母夏伯根负责做饭。邓小平算是“壮劳力”，劈柴、砸煤、拖地板等重活都是他负责。遇到天气热自来水上不了楼的时候，他还负责把水从楼下往楼上提。而且，卓琳身体不好，时常犯高血压，有时得卧床，邓小平除常要给她端饭送水外，还要承担家里衣服、被子、床单等的浆洗等。谈及在江西的这段岁月，二女儿邓楠这样回忆：

“那时候，冬天多冷啊！水都要自己提。夏天又那么热，四十摄氏度啊！三位老人，所有的事都得自己干。煤块很大，要一块一块地砸成小块才能塞进炉子里。柴禾都是一根根大的、粗的木头，都得劈，都是体力活啊！在家里都是小伙子干的，当时都是老爷子干。”

但是，在这里每天能和工人师傅在一起劳动、交谈，比起在北京幽居一室，他们感觉轻松多了。三位老人朝夕相处，互相照顾，相依为命，也有一种特别的温馨。不久，他们又陆续和子女们取得了联系。分别在陕西延安和山西忻县插队的邓榕、邓质方千里迢迢来看望他们。这是从在中南海被监管以来难得有的团聚，让邓小平感到非常愉快。罗朋后来回忆说：“他到我们厂，开始情绪不太好，后来他觉得这里很安静，不像北京那么乱，心情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邓榕也回忆说：“来江西一段时间后，活动增加，劳动量增加，父亲一改刚来时的瘦削和憔悴，人胖了一些，精神也好了许多，特别是孩子们回来，心情更是好了很多。从一九七○年一月一日起，他不吃安眠药了。这么多年的习惯居然能够改掉，对他来说，可真不容易。”

不久，就是在一月间，邓小平夫妇被告知，他们的工资停发而改发生活费。生活费每月二百零五元，要维持全家八九口人的生活。这时，长女邓林还没有分配工作，长子邓朴方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家里必须负担他们的生活费和医疗费。另外几个孩子都在贫瘠的农村地区插队，经济上也难以完全自理。除去负担孩子们的开支，留给三位老人的，只有不多的一点钱了。在经济上，他们十分拮据。

二月九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如实地反映了上述困难。但他在信中还是说：“党既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

三位老人只能节俭度日。为减少开支，他们自己种菜，而且平常主要以素食为主。卓琳后来这样回忆：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江西，一个月只给我们二百块钱，也就是二百块钱的生活费。老爷子说，我们要节约一点，节约一点钱，给孩子们当路费。因为孩子们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给孩子们当路费”。“他说咱们来种地吧。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面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以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那种菜怎么办呢？总得种点吃的呀！我们就跟老百姓要种子，种茄子、辣椒等一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水。”

邓榕也回忆说：

“他们很节约，如果没有小孩在，他们肉也不吃。我父亲买最便宜的酒喝，烟也少抽一半，主要就是想节约下一些钱给我和我弟弟插队用。”“为了给我们攒够每年回家的路费，为了每年回家能给我们买点肉吃，给我们做衣服”，“他们自己的生活特别节俭”，“甚至馊了的稀饭也喝。他们种菜是什么目的呢？最重要的目的是补足家用，这样就不用上街去买了。”

邓小平夫妇被规定平时不得随便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也不能同过去的熟人有往来。邓小平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在院内的菜园子里收拾，晚上听广播、看书，生活很有规律。汪东兴安排人把他藏书都托运过来了，主要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哲学和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戏剧、外国历史、外国文学等方面的书，以及一些回忆录、传记等。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三言”“二拍”《儒林外史》《镜花缘》《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唐诗集、宋词集、元曲集，以及近现代中外作家鲁迅、巴金、老舍和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大仲马、莫里哀、萧伯纳、泰戈尔、海明威的作品，等等。这些书籍，陪伴邓小平度过了在江西的艰难岁月。

比在中南海监管时期要好的还有，邓小平可以从拖拉机厂的普通工人那里，从几个在外地下乡插队的孩子们的书信里，从他们回家探亲带回的信息里，了解到国家的工业、农业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许多实际情况。邓榕回忆说：

“在江西，我从农村回到家以后看到爸爸妈妈特别高兴，因为好几年没见了。后来我发现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事不太了解，因为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就一直被关在家里。而我和弟弟在外插队这么长时间，在社会上独立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社会也乱了这么长时间了，回到家里把社会上的各种事情和我父母说，我发现母亲用特别惊讶的眼光看着我。后来才知道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一直被关着，对外面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我和弟弟就给他们讲了好多社会上的情况，他们逐渐对社会上的混乱状况，对‘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程度有了些具体的印象。”

邓小平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都要围着“将军楼”散步。邓榕回忆当年的情形说：

“围着小楼，他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着，走得很快，却很从容。他就这样走着，沉默地走着，一边走着，一边思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走着。在他的脚步下，那红色的沙土地，清晰地呈现出一条白色的小路。”

一九七○年春节过后，回家探亲的孩子们开始陆续返回各自的单位。三月的一天，小儿子邓质方离家返回山西。就在当天在车间劳动时，邓小平突然脸色苍白，晕倒在地上。当时在场的女工程红杏后来回忆：

“他来劳动，就晕倒了。当时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他有什么病，原来也不了解。卓琳就讲，小程、小程，你家有白糖吗？我说有。她讲，你赶快拿开水泡一杯浓的糖水给我这个老头喝一下。他喝了就好了，因为他有低血糖。我就赶快跑到家里泡了一杯，喝了就真的好了一点。当时我们厂里没有车子，只有拖拉机。没有办法，就用拖拉机把他俩人送回步校，送回家了。”


“将军楼”里的三位老人：邓小平、卓琳和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
 

看得出，邓小平对于亲情是非常看重的。在艰难岁月中，亲情对于他更有格外的意义。

南昌的夏天很闷热。久居北方年逾六旬的邓小平很不习惯，但他每天都坚持去上工。他身着长衣长衫干活，很容易出汗，衣服常常为汗水浸透。卓琳劝他干一会儿坐下来休息一下。他说：“不是不坐。一坐下来，我就站不起来了。”

可见，他在工厂干活是很累的，他是在用意志支撑自己。对此，多年以后，陶端缙还很有感触地说：

“我们这个地方的天气，下雨啊、起风啊，天冷啊、天热啊，这个环境不是一般人能克服的。在北方生活惯了的人，一般都很难克服。可是，他就能克服。我就跟我们车间里的人说，小平同志在这个车间劳动，从这个劳动量，从这个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我们工人就应该向他好好学习。”

在江西的一隅，邓小平在读书、劳动、思考中艰难而又平静地度日。而这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却正酝酿着一场新的激烈争斗，争斗的双方是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

中共九大以后，林彪集团的权势急遽上升。林彪作为“接班人”被写进党章，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由于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由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实际权力也很大。此外，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也开始向他们靠拢。这些原因都促使林彪集团夺取最高权力的野心急遽膨胀。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崛起的江青集团，同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舆论宣传、文化教育等方面具有左右局面的能量。九大后，这两个集团的摩擦开始增多，裂痕日益加深。

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议原定的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抓国民经济和战备等问题。但在开幕会上，林彪突然就修改宪法问题大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他还强调他仍然坚持“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林彪讲话后，康生表示对林彪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提出，“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之后，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分别在几个小组会上同时发难，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要求设国家主席，强烈煽动要“揪人”。

毛泽东很快察觉到会议的不正常现象。八月三十一日，他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九月一日，在有各小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他又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林彪集团的阴谋和分裂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和高度警惕。之后，他对林彪集团采取了一系列抑制措施，使林彪集团地位的上升势头受到明显打击。这样，江青集团自然得势，并与林彪集团的矛盾更趋激化，争斗更趋尖锐。

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称病不出，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在作检查，由他们掌握的“邓小平专案组”也就无人过问了。到十二月下旬，吴法宪派人指示专案组说，邓小平的案子不要再搞了，先等着。一年多后，“九一三”事件发生，专案组成员随之参加批林整风接受审查。后来，专案组成员陆续被遣散。

在离庐山不远的南昌市郊，邓小平仍在监管劳动，自然不知道庐山会议上的风波。九届二中全会后，邓小平即写信给汪东兴并转报毛泽东和党中央，内容主要是对全会的表态。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批转给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

十月，邓小平夫妇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说邓朴方的身体已有所好转，决定让他出院，送到江西来。邓小平当然渴望与儿子在一起，但想到江西的条件差，邓朴方来后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治疗，便赶紧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刚才得到通知，说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病情有所好转，决定出院，由一护理人员送来南昌同我们一块生活。”“邓朴方的病情究竟好转到什么程度，是否还需要治疗，送到我们这里，我们有无能力照顾，等等，都使我们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行动还要人搬动，不会好得这样快。如果邓朴方还是瘫痪的，行动必须有人帮助，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是三个老人，我的继母七十多了，我六十七了，卓琳虽只五十五岁，病很多，身体还不如我们，高血压较严重（最近低压又由一百上升到一百一十六，高压一百八十多），心脏病也不发展（原信如此——编者注），我们是没有能力照顾他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能够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如能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

汪东兴收到信后，批转有关方面办理。不久，邓小平夫妇接到通知，邓朴方来江西的事暂时作罢。

一九七一年春节又至。除邓朴方和邓林外，邓楠、邓榕、邓质方陆续赶回江西过年。一家人团聚之时，得到一个坏消息。二月三日，邓小平收到妹妹邓先群的信，说北京大学已经给邓朴方办理出院手续，把他送到了清河社会救济院，那里条件很差，根本得不到治疗和看护，他本人也不愿意再住下去，希望到江西来。

邓小平十分焦急。考虑到邓朴方已经被强行办理出院，在京治疗无望，他决定把邓朴方接来，由他们来照顾。当天，邓小平就给汪东兴写信，希望能安排人把邓朴方送到江西来。

出乎意料的是，这封信不仅没有得到回复，江西方面的人还告诉邓小平说以后不要再给汪东兴写信了。这是一个灾难般的消息。不让再给汪东兴写信，意味着邓小平一直竭力维系的与毛泽东的联系通道就中断了。

邓小平不清楚事情的缘由，只能在焦虑中等待。

六月的一天，邓朴方忽然被人从北京送到了步校“将军楼”。这是分别近五年多历经坎坷后的父子重逢。可是，“父子相见，却相顾无言”。面对因受他牵连而饱受磨难、已经瘫痪的儿子，邓小平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一个父亲内心的痛苦。

照顾邓朴方，对于三位老人来说，是一副沉重的担子。邓小平夫妇每天从工厂回来，要帮助邓朴方翻身、擦澡、换洗衣服，给他端饭、送水等等。夏天热的时候，为了不让邓朴方长褥疮，他们每天不断地给他擦洗、搽爽身粉。多年后，邓榕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说：“想起江西的那个夏天，仍然会让人觉得心头发紧。”

邓小平夫妇和工厂的工人相处得很好。工人们为邓朴方做了一个能活动的铁床，在床上做了一个木头架子，并在上面拴了两个吊环。这样，邓朴方就可以用手拉着吊环自己翻身，不用邓小平白天、夜间多次起来帮他翻身了。

为了让躺在病床上的邓朴方有点事情可干，邓小平问陶端缙厂里有没有电机、无线电等方面的活，说邓朴方在北大学的是物理，可以帮助做一些。陶端缙说没有。邓小平又询问陶端缙家里有没有坏了的收音机，可以让邓朴方帮助修理。陶端缙说：我家每月收入只有四五十元，家里有老人和四个孩子，生活困难，根本买不起收音机。

国难思良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露出篡党夺权的野心，中国政局出现新的危机。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工作。九月十日，他在同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南萍等人谈话时谈到：“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这个时候提起邓小平，表明在林彪出问题后，毛泽东在用人问题上在作新的考虑了。

九月十三日，发生林彪叛逃的事件，史称“九一三事件”。“九一三事件”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受到极大的震动和打击，意识到并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某些消极后果。

“九一三事件”之后，随着全党“批林”运动的开展，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一批遭受错误打击的老干部的平反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开始好转。

“九一三事件”也打破了邓小平一家生活的平静。伤病中的邓朴方，每天都靠摆弄收音机解闷。他能调试出短波电台，有时能收听到外国电台的广播。有一天，他偶然听到一家外国电台报道说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坠毁，便推测中国可能发生了大事。更不寻常的是，国庆节一反常态地取消了例行的天安门广场庆祝集会和游行，而且国庆期间的新闻报道没有提到林彪。邓朴方进而推测，可能是林彪出事了。

十一月六日，工厂忽然通知邓小平夫妇去听传达中央文件。这是邓小平到江西后第一次被通知听传达文件，预示着他的政治处境开始松动了。

工厂传达的正是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林彪集团的罪行材料。这让邓小平感到非常震惊，但在工人们异常活跃地议论时，他却一言不发。罗朋回忆说：“‘九一三事件’以后，传达中央文件时，让邓小平、卓琳都来听。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他坐得比较远一点，我觉得这件事对他来说很重要，我就说你耳朵不好坐前面一点，他就坐到前面来。传达文件时，他聚精会神地听，他听完以后，就要求把文件拿回去看一看。”回家后，由于有监视的人在场，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直到午饭后监视的人走了，他们全家才上到楼上，邓小平显得很激动。邓榕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父亲没有坐下，一直站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我们。他竟然一改一贯的严肃和沉静，显得和我们一样的兴奋和激动。他的话不多，只说了一句：‘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邓小平深知，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只要林彪集团在，党和国家的灾难就不会结束；只要林彪集团在，他解除监管劳动重新出来工作就会遥遥无期。林彪集团的覆灭，于国家于他自己，都是一种解脱。

邓小平情不自禁地在十一月八日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及时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中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将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啊！主席，我情不自禁地向您表露我自己这样的心情。”

他再次提出出来工作的请求。他说：

“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已经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的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信中，他还提到希望把子女能安排到离自己近一点的地方学习或工作。

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对邓小平信上询问以后是否还可以给汪东兴写信一事，毛泽东特意交代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陈毅在北京逝世。一月十日下午，毛泽东突然临时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是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干部的一个转机。周恩来马上决定，通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负责人参加追悼会，并邀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出席，以提高追悼会的规格。

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在同陈毅亲属谈话时充分肯定了陈毅，说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是立了功的。他特别提到了邓小平，说：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同时，他还说到了刘伯承。

毛泽东这个时候在公开场合提起邓小平，周恩来意识到他的用意，当即示意在场的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讲邓小平的话传出去，扩大社会影响。

此后，周恩来便为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努力做舆论方面的工作。一月二十四日，在接见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他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谈到了邓小平。他说，主席讲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这是对我们讲的。林彪就是要把邓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邓不是帅，是转了业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

四月，江西方面通知邓小平，安排邓榕和邓质方分别到江西的两所大学上学。这使邓小平感到格外高兴。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子女们都受到了他的牵连，现在两个孩子的学习问题得到了解决，更重要的是，这是毛泽东帮助的结果。

邓小平开始积极地争取回北京工作。四月二十二日，他又给汪东兴写信，再一次提出出来工作的请求。他说：“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在生活上，我希望能在北方了此余年，这里的夏天，对我们都不太习惯了。”

四月下旬，邓榕回江西途经北京去看望王震。王震告诉她：“毛主席说你爸爸是人民内部矛盾。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邓小平知道后，显得很激动。据原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回忆：就在此期间，王震曾要他找一位字写得工整的人，把他给毛泽东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信抄清一遍。王震还说：“此事请示过周总理，总理说了可以给毛主席写信。”中国的政治气候正在发生变化。从一九七一年底到一九七二年上半年，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全面展开。纠正干部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倾向，成为批判极左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指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说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社论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其他报刊相继发表文章，阐述党的干部政策，批评“文化大革命”以来将很多老干部打倒或让他们“靠边站”的极端做法。在周恩来的积极努力下，大批被疏散、打倒的老干部陆续返京，重新出来工作，有些还担任了中央和地方的重要领导职务。

到了八月份，中央还明确要求，要抓紧解放和使用老干部，大区书记、中央副部长、省的一二把手的情况，要列表上报中央。同时，还明确了解放老干部的四条原则：结束审查、恢复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分配工作。

虽然出来工作的消息还迟迟没有，但在六月份邓小平夫妇接到通知，他们的工资开始照发。十月份，中央办公厅又同意邓朴方回北京治疗，这大大地减轻了邓小平的负担，他和家人身心都轻松了很多。邓榕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六年之中，那根一直紧绷在心头的弦，已不再那样地揪心。”

七月三十一日，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的老干部，出席国防部为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这对邓小平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八月三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再一次表达了对粉碎林彪集团的拥护，说：

“主席：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

在这封信中，他还就毛泽东对他不满的一些问题再次作了检查，并说“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同时，他又坚持说：

“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最后，他恳切地写道：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八月十四日，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作出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从批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之所以始终留有余地，是基于他对邓小平的几点基本的评价：一是，邓在中央苏区时期坚决拥护和实行毛泽东关于红军反“围剿”作战和根据地建设的正确主张；二是，没有历史问题；三是，民主革命时期作战有战功；四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做过好事。其中，没有“历史问题”是很关键的。邓小平说过：“我这个人很幸运，打仗没有受过伤，做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对于十分看重干部政治历史的毛泽东来说，“是否被捕过”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在那种形而上学猖獗的时候，往往被捕过即成为“历史问题”，像刘少奇、陶铸等人便因为被捕过而被置疑。邓小平的“幸运”，使他免了过这一关，也使得林彪、江青等难以给他加上“叛徒”之类的罪名而将他彻底打倒。促使毛泽东这个时候来解决邓小平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付，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他的联系。在这些书信中，邓小平数度含蓄、婉转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当晚，他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并组织讨论。同时，他还以中央的名义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邓小平可以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据吴庆彤回忆，周恩来给江西方面打招呼：“可以让小平同志搞一些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活动。”

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开始复苏。

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毕竟是一件大事。他曾经被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出来工作，直接关系到怎么样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时，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正遭到江青一伙的极力抵制和反对。对于邓小平出来工作，他们更是不能容忍。据汪东兴回忆：

毛泽东八月在邓小平信上的批语印发后，“这下事情就大了，一印发出去，有人就要开政治局会议收回这个文件。我当时发表了意见，我说，为什么要收回？江青说，我没看。我说，主席没有写让你看啊！现在总理看了，让我印，我就印了，犯了什么法？要把它收回来？收回来是要经过毛主席的嘛！结果她不干。我说，不经过毛主席不能往回收，这是毛主席批的件。她说，这对邓小平怎么这么赞扬啊？”“反正她让我收，我就是不收，我说要收的话我必须报告毛主席。”“总之，这次吵得比较厉害。”

尽管重新工作的请求远未见结果，但邓小平的政治处境大大改善了。九月，他向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提出，希望能到井冈山、赣南等老区考察。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经请示中央同意后，作出具体安排：出去时按省部级干部对待；凡是要去的地方，均可由省里先行打招呼，以便接待；派黄文华和一位警卫随行，安排一辆伏尔加轿车供他们使用。

十一月十二日，邓小平夫妇踏上行程。这是他们到江西三年多以来第一次外出，也是自“文化大革命”六年以来的第一次外出参观考察。

上午，他们到达素有“药都”之称的清江县（现为樟树市）。当听到县革委会副主任陈祉川汇报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有二千六百多万元时，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看来，你们县的潜力还大得很啊！随后，他参观了县城南郊的江西盐矿。这天恰逢星期天，盐矿五六百名轮休的工人知道消息后，从清晨起自动汇聚在通往矿办公楼的道路两边等候。在一处简易工棚，他看到工人们在挥汗如雨劳动，即走上前紧握着一位工人的手说：大家现在的工作很辛苦，以后实现了机械化就好了！在清江午餐时，邓小平还提到樟树的药材说：三十年代我在中央苏区时，便听说过“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这句话，老祖宗传下来的宝物，可不能失传啊！饭后，他执意按规定交了伙食费和粮票。

当天下午，他们赶到吉安。邓小平与当地负责人交谈，详细询问当地的人口、生产情况。地委负责人向他介绍情况后，他感叹地说，好多年没有出来了，这次出来什么都新鲜。当地委的干部谈到林彪企图篡改井冈山斗争的历史时，邓小平说：这是不可能的，历史还是历史，历史不能篡改，那是“左”的路线。

吉安一位当时参加接待邓小平的干部后来回忆说：“我原先认为邓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倒了霉，又在望城岗劳动了几年，身体会垮掉，见到他后还真吃了一惊，没有想到他的身体这么好，走路很快。”

十三日上午，邓小平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当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在这里领导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邓小平参观了“三湾改编”旧址，十分感慨地说：三湾改编很重要，秋收起义部队受挫，甩掉了追赶的敌军来到三湾，在这个清静的地方采取果断措施，对这支面临崩溃的部队进行改编，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创举。三湾改编与古田会议一样重要。

三湾村的干部群众前一天接到的通知是说“东南亚外宾”要来参观，没有料到来的竟是邓小平。他们奔走相告，自发地聚集到三湾村招待所的门口欢迎邓小平。看到这些淳厚朴实的“老俵”们，初冬时节大都仅仅穿着一条单裤且都是自织的土布，了解到老区群众的生活还非常贫困，邓小平心里沉甸甸的。在离开的路上，他坐在车里一言不发，吸着烟，默默地望着窗外。

当天下午，邓小平夫妇到达宁冈县，参观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毛泽东居住过的八角楼旧居等。参观中，当听到讲解人员讲到林彪一伙妄图把“朱毛会师”的历史篡改为“毛林会师”时，邓小平说，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当宁冈县的干部介绍当地的情况时，他说，我们的党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好的，是有希望的。陪同他参观的原宁冈县革委会副主任刘步文后来回忆说：

“小平同志到宁冈参观以后，往周围看了看。当时，看到老俵们的住房比较差，衣着也很差，他就开口问了，就是老百姓吃的、住的怎么样。我说，现在还是比较苦，吃的、生活还是很苦。人均收入每年就三十几块到四十几块钱，鸡鸭鹅养得很少，还有不少倒欠户。小平同志听完了以后，说‘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就讲了这么一句话。”

当晚，赶到茨坪。在这里，他们停留三天，参观了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硃砂冲等革命遗址和井冈山博物馆、工艺美术厂等。在参观中，邓小平几次说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井冈山的传统丢不得”，“井冈山的精神千万不能丢！”

当时曾参与接待工作的黎章根后来回忆说：

“邓小平下车后，我们发现他精神非常好，充满着活力。当时我负责接待他，就帮着司机一起把行李卸下来。我就发现有好几个箱子都是沉甸甸的书籍。第二天，我发现小平同志把这些箱子全部打开来了，书全部摊在桌子上。有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有反映像日本田中角荣等政要的传记。小平同志刚刚恢复组织生活，到我们这里做调查研究，已经非常关注国际形势，关注国际上一些知名人士的动向和活动。”

十七日，到达泰和县。全国农业机械化南方片现场会刚在泰和开过不久。邓小平参观县拖拉机厂时，从木模、翻砂、刨、钳、金工到装配等一个个车间，都仔细地看了一遍。随后，他又观看了插秧机的实地操作表演，仔细询问了插秧机的性能和效率，并对陪同的县委负责人说：农业机械化是个方向，你们还要研究农业机械化。

十八日，邓小平在泰和县招待所与老红军、空军司令部通信兵部原副部长池龙见面。池龙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便被打倒的。他是泰和人，不久前回乡探亲，住在县委招待所。他听说邓小平到了泰和，向县委书记提出要见邓小平。池龙在长征中是红一方面军的一名通信兵，经常见到邓小平。邓小平对他也有印象。故人相见，谈话甚欢。在谈话中，邓小平说，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

十九日，到达吉安市禾埠公社军民大队，邓小平提出“主要看看农业”。在听取生产情况介绍后，他提出要到田里、养猪场看看。在养猪场，他问饲养员有多少头猪，饲养员回答说有一百零九头，他竟然很认真地一头一头数了起来。看得出来，邓小平非常渴望了解生产一线的实际情况。

这时，二女儿邓楠在南昌生了一个女孩，这是邓小平的第一个孙辈。政治上逐步获得“解放”，又添了第三代，他非常高兴。十九日下午，他们从吉安直接回到南昌。

十一月下旬，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江西方面：邓小平夫妇今后可以外出参观考察，去哪里不受限制，待遇和接待规格可以提高。江西可去的地方很多，但邓小平决定还是去赣南原中央苏区看看。很快，江西方面便作出了安排。

四十多年前，邓小平曾在中央苏区担任过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等职。后来，被左倾中央领导人指责犯了“江西罗明路线”的错误，执行了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而遭到残酷打击，受到撤销职务和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这是他人生和事业的第一次“落”。没想到，四十多年后，他重游故地时，又是他人生和事业“落”的时候。

十二月五日，邓小平夫妇启程前往赣南。由于中央已有通知，所以这次接待规格高，气氛也更为宽松。

十二月六日，到达兴国。兴国曾是中央苏区的模范县，也是当年江西省委和江西省军区所在地，兴国人民对中国革命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在兴国吃午饭时，邓小平说：吃到兴国饭菜，就让我回想起当年兴国人民对红军的深情厚谊，他们总是拿最好吃的东西来招待红军指战员，凡是到兴国来的同志都有这个印象。在参观“苏区兴国模范县纪念馆”和“毛泽东作兴国调查纪念馆”时，他对兴国的负责人说：苏区时你们兴国人口是二十三万，我记得你们县参军、参战的人很多，出了很多将军。

十二月七日，到达于都县。当年在中央苏区工作时，邓小平曾数次来过于都，最后一次是从这里出发踏上长征路。他深情地说：我长征离开于都时，在这里弹了一床四斤重的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

当天下午，离开于都，到达会昌。次日，邓小平参观了当年曾工作过的会昌县委旧址，还参观了会昌盐矿和会昌物资交流会。

邓小平听说会昌发现了盐矿，高兴地说，苏区时我们吃没有盐的亏太大了，找到盐矿，是件很好的事。他执意要去看看盐矿。到了盐矿后，他非常兴奋，从一个盐场走到另一个盐场，详细地询问生产情况。他叮嘱盐矿负责人说：要把盐矿办好，不仅满足江西人民的需要，还要满足其他兄弟省市的需要，眼光还可以放远点。

从盐矿返回的路上，经过正在举办物资交流会的县体育场。当时，这种物资交流会是反映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情况的一个窗口。邓小平提出要进去看看，警卫人员担心那里人多、环境乱，事前又没有准备不安全，不同意他去。但他执意要去，警卫人员只好同意了。他走进市场后，一个摊点一个货架地仔细看，不时与卖主、买主交谈，询问情况。

十二月八日，到达瑞金。这是邓小平当年在中央苏区时工作、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他参观了沙洲坝毛泽东旧居、叶坪红军广场、红军总政治部和《红星》报社旧址等。在参观红军总政治部和《红星》报社旧址时，“他很高兴，记忆力很好”，“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是谁住的，是什么部门办公的，他都很清楚。”他还挤时间参观了瑞金县的电线厂、制糖厂、机床厂、塑料厂、工艺美术厂和九○九地质队。在这些工厂和单位，他详细地询问了工人、技术人员的劳动强度、工作效率及生活情况等。

在参观制糖厂时，当他了解到工人们坚持用手工包装糖果而不搞机械化包装的原因是怕工人失业时说：多出来的工人可以先送去培训，部分工人先上班，然后轮换，这样工人素质才能提高。参观时，一位工作人员要搀扶他上楼梯，他婉言谢绝说：“不用，我今年六十八岁，还可以干二十年。”“干二十年没什么问题。”

十一日上午，邓小平听取瑞金县委负责人和瑞金纪念馆负责人的汇报。在谈话中他指出：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解放后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几十年，还需要努力。

十一日下午，到达宁都。邓小平参观了当年红军在黄陂、小布反“围剿”作战的战场旧址以及当年中共江西省委的驻地等。

离开宁都后，邓小平夫妇又到了广昌、抚州。十二月十五日，他们结束赣南之行，返回步校“将军楼”。

邓小平的井冈山之行和赣南之行，不是“怀旧之旅”，而是他在复出工作之前的两次重要的调查考察。新中国建立之后，无论是在西南主政，还是调中央工作以后，他都经常安排作一些时间和内容都比较集中的调查研究。从在中南海被监管到“疏散”到江西来劳动，这六年多时间里，他虽然努力从各个渠道了解社会实际情况，但毕竟是有限的。井冈山和赣南之行给他补上了调查研究的“一课”。通过参观访问、实地察看，他更直接地了解了当时国家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特别是更直接地了解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和基层社会的情况。这些，对于他后来复出工作不久即领导进行各方面的整顿有着直接的影响。

这时，一直苦撑危局的周恩来被确诊患了癌症，病情不断恶化，但仍然担负着连健康的人都难以承受的繁重的工作。面对江青一伙的阻挠，他为邓小平的复出在创造条件并等待时机。

终于，这一时机到来了。十二月十七日晚，毛泽东对被打成“二月逆流”代表人物的谭震林的问题作了明确表态，提出应该让他从广西回来。谭震林一九六九年被疏散到了广西桂林。周恩来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第二天即致信负责干部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说：“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同时不失时机地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事情很快有了进展。十二月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致信周恩来，提议将谭震林调回北京安排工作，邓小平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恩来阅信后批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毛主席后定。”

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稳步地推进事情的进展，尽可能避免江青一伙的干扰和阻挠，审慎地为邓小平复出铺平道路。据当时具体负责办理这项工作的高奇回忆：周恩来曾明确提出邓小平等人的问题要由中组部负责，并十分具体地布置：邓小平的事情要按照四条原则办，但要有个文件上报、下发，否则没有酝酿，全党会感觉突然，组织部要负责搞个文件，邓小平的信要搞成一个摘要。按照周恩来的要求，有关人员遂起草出文件稿，并将毛泽东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对邓小平八月三日信的批示写入文件，拟题为《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的决定》；此外，还将邓小平的信加以摘要作为附件，一起报送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一月，邓小平接到中央通知，要他近期内返回北京。其时已临近春节，邓小平对家人说：“不忙，过了春节再走。”二月三日是春节，他们一家在江西欢度佳节，其乐融融。

1972年邓小平一家离开江西前，在 “将军楼”前合影。
 

邓小平知道自己复出工作已经提到日程上，“赋闲”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因此，春节刚过，他便提出再出去走一走。这一次，在江西省委的安排下，他去了瓷都景德镇。

二月七日，抵达景德镇。邓小平对接待他的市负责人说：毛主席要他回北京前在江西看看。景德镇很有名气，小学念书时就知道景德镇。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几个陶瓷厂和陶瓷馆。在参观中，他详细地询问工厂的生产情况、工人每月的工资、工人的生活水平等等。二月十一日离开景德镇时，他对景德镇市的负责人说：景德镇是瓷都，而且世界有名。景德镇的工人是有创造性的，劳动能创造世界。

二月十一日，返回南昌途中，邓小平又专门到进贤县见了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的原秘书王瑞林。王瑞林是山东招远人，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曾任东北军区机要处参谋等职。新中国建立后，到政务院机要处工作。一九五二年邓小平调北京后不久，他即担任邓小平的秘书，长期在邓小平身边工作。一九六七年八月以后，他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学习班学习、后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多年未见面了，见面后两人都很激动。在征得“五七”干校负责人同意后，邓小平将王瑞林接到“将军楼”住了两天。

二月十九日，邓小平携家人告别居住了三年多的望城岗步校“将军楼”，准备先乘汽车到鹰潭再从鹰潭改乘火车回北京。前一天，邓小平就让卓琳去看望了工厂的工人师傅们，向大家表示感谢。临行前，工人们聚集起来为他们送行。他和卓琳拿出点心、糖果和水果招待大家。他对工人们说，我们在厂里三年多了，麻烦大家了！工人们说，希望他以后有机会回厂里看看。他说：会的，厂里的工人、干部都很好，我们会想念你们的。

《邓小平传（1904-1974）》选摘——在江西的日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