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金冲及先生（网络图）

中共党史专家金冲及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是一部114万字的四卷本著作，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写起，历经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政治风波，一直写到2000年。作为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曾主编过《周恩来传》《毛泽东传》《刘少奇传》《朱德传》等作品，在本书的创作中，金冲及参阅了大量珍贵资料，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有一定突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让他追忆百年中国往事。

复兴 20世纪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间段

新京报：你的上一本书《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探讨的是，中共在解放战争中为何仅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取得了最后胜利，大部头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主要想探讨的是什么问题？

金冲及：为什么写这本书呢？我想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客观方面来说的，因为20世纪过去了，结束了，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20世纪这样，进步这么大，变化这么快。从不好的方面来说，两次世界大战死了那么多人，带来那么大的灾难；从好的方面来说，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出现了苏联十月革命和后来的新中国等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另外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20世纪确实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世纪。

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是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一个变化的时间，20世纪打开第一页的时候，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而且控制北京整整一年，那个时候北京被划分，这一块是德国军占领，那一块是日本军占领，另一块又是沙俄或英美军的活动区；每一块区域，家家都要挂上这一个占领国的国旗。这是在北京，中国首都的情况，那个时候已在讨论可能要瓜分中国的问题。20世纪开场的时候就是那么一个状况。

也很巧，20世纪前一半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解决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问题；1949年到2000年刚好也是一半，要解决的是怎么建设一个新国家、新社会，解决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当然，在这中间革命也好，建设也好，都经过了曲折。但我们都看得到，世纪初的中国跟今天的中国比，完全是两个世界。怎么会在一百年中间发生那么大的变化？这个问题需要得到解答。

国外有人也写过20世纪的历史，但关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现在一部也还没有，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觉得应该有一部这样的历史。这是我所以要写这样一部历史的客观方面的出发点。

新京报：那么总结一下,这部书的主题？

金冲及：这部书有一个主题，实际上是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过的道路。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理由很自然，20世纪初的时候，中国到了灭亡的阶段，接下来日本又加紧侵略，中国大片土地沦亡，为什么到世纪末中国人不但站了起来，而且能有今天这样一个局面，怎么变过来的？怎么回事？某种程度上，不光在国内，国际上很多人也觉得很好奇，中国怎么回事？怎么变过来？用这个主题，就把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贯穿起来了。

理解 从今天想象历史可能离真实很远

新京报：我注意到在你的这部书里，用了很多新发现的材料。

金冲及：这一点不要过分地强调，这本书里面，引用了一些某某人在某某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这些都是没有正式发表过的；如果是已公布的，我会注明出处。但是大体上都是分散在我以前主编的书里和发表的文章里用过。因为那是我的职务作品，我可以用大量的没对外公布过的档案资料，但我不能在自己个人写的书里面，大量对外提供档案，我没有那样做。

当然这本书里也有很多是别人没有怎么用过的材料档案，比如说蒋介石日记，陈诚的回忆录，还有陈诚的书信集，现在引用的人很少。新出版的材料，很多年没有见到的材料，我尽量用这些。我没有有意去用别人没有见过的材料，要说有什么侧重的话，就是台湾的材料用得比较多，比如黄郛、吴稚晖、谭延闿等人的日记，别人没有怎么用的，我用得比较多。

新京报：在本书的有些分析中，我感觉你在某些地方融入了自己亲身的情感体验和人生经验，甚至对一些学者的观点有所批评。比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书187页)，你就写到了一些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原因，“他们中许多人在经历了痛苦的自我斗争后，心甘情愿地准备牺牲原被他们看作至高无上的某些个人自由，甚至在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个人的情感因素，是否会影响你作为一个史家的客观？

金冲及：一个人有没有人生的体会，对于理解过去的历史关系很大。任继愈先生讲过那么一段话，他说一些历经国家的苦难，饱受了列强欺凌的人，才会有那么一种刻骨铭心的感觉，国家的独立是多少的先烈一代又一代的奋斗才能得到的，他说现在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很难体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本来就是这样的。

对过去的历史没有切身体会的话，就容易光根据一些书本上面的记录，拿今天的环境、今天的状况来想象当时的事情，这种想象出来的事实就可能离历史很远，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人生经历，仅凭书本材料来想象，自由是很自由，但是往往随意性很大，离真实很远。

就我自己来讲，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了不少年，参加过中央的会议，还参与过起草一些文件，所以改革开放的历史大体也知道。这是我写这部书的一个有利的条件。2004年，我才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2005年以后才有时间腾出来写这本书。为什么写这本书，大概是这么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