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和邓小平（资料图）

（一）

即使隔了30多年回头看，1978年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起点，那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但“百废待兴”的另一面现实是：被“文革”洗劫的国家财政赤字严重，经济面临崩盘。

被称为“改革四君子”的几个青年人就是在其间站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们给国家领导人分析社会经济动向，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可能的危机提出了预警，作为高层智囊参与了许多改革决策的重大事件。

“四君子”第一次面对中央领导人进行“老青对话”是在1979年底，当时，翁永曦32岁，王岐山31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

回忆起过去的岁月，现在成了“老黄”的黄江南感叹：“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出格的思想’都敢讲。”

1978年，笔试分并不高的他凭借几篇讨论企业改革的论文，以及不错的口试成绩，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破格录取。当时社科院研究生的水平有口皆碑，在全国高校院所中遥遥领先。黄江南的同班同学有朱嘉明、陈佳贵等，一共19人，大多在入学前都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社会研究能力。

这批关心国家命运、又具备专业知识的学子会聚一堂，志同道合，相见恨晚。黄江南、朱嘉明以及李银河等十来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私密派对”，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当时研究生院还寄居在北京师范大学，他们常骑车到香山，将讨论与郊游结合到一起，兴之所至，还会翩翩起舞。

这些讨论原本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进行，后来黄江南认识了翁永曦，翁本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一个村子当大队书记，1979年，经北京高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重新分配回到北京，在《农民日报》当记者。翁永曦交友广泛，黄江南希望他把一帮朋友也带到这个圈子里来，他们约了一个时间，在农民日报社开了一个“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没有请帖，没有固定的参加者。那一天，他们在屋子里生着火，翁永曦买了瓜子之类的零食，三五十个人挤了满满一屋子，交流氛围非常热烈，趣味相投，意犹未尽，于是相约再组织第二次。

这个讨论会就像一个沙龙。第二次聚会也是一个星期天。他们没有跟学校打招呼，找个借口借用了一个临建板房教室。这一次与会者大概有上百人，很多人慕名而来。虽然有不少生面孔，但凭借着年轻人特有的精神头儿，他们“英雄不问出处，只较武功”，会议又很成功。

第三次讨论会的时候，研究生院已经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了。有人自告奋勇借来了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最后礼堂都挤满了，连走廊上都是人，这次人数达到千人左右，至此讨论会名声远扬。

之后，由讨论会聚集到一起的年轻人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他们在民间纵论改革利弊，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社科院的学生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后来，国家收编这些“游击队”，国家体改委从发展组和其他一些半官方及民间研究组织中选了一些人组成团队，这正是体改所的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