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晋
 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无法做完备统计，可从他的藏书、批注、著述和谈话中，知其大概。毛泽东去世后，在中南海住处留存的藏书，即达1万余种，近10万册，一些书中留下了他的批注和圈画。他读而未藏，以及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更不知几何。

 

书山路上的风景

 

毛泽东博览群书，不只表现为数量大，领域多，他还注重阅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可以不去关注的书。其阅读视野，常常越出各知识领域“大路货”，喜欢阅读专业性很强的文史和自然科学论著，以及古代笔记和各种笑话作品这类“闲书”。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阅读不仅广博，而且专深。

 

诸如，长征刚到陕北，1936年7月在保安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为驳斥所谓“莫斯科控制中国”的传言，毛泽东引用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G.Wells)作品的描述说，“如果这一切属实，那么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威尔斯的作品，在那个年代知悉和阅读的人本就不多，一路风云征战的毛泽东，却引为政治语言素材，殊为难得。还有一本清朝嘉庆年间出现的很偏的书，叫《何典》，是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1920年代经鲁迅推荐，才为人知。毛泽东最晚在1941年就读到了。这年，他挑选一批书带给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其中就有《何典》。晚年还把这本书印成大字本供高级领导干部阅读。在中央会议上，他引用书中“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这句话，来形容那些头脑如花岗岩的人，实在是不可救药，怎么做思想工作也做不通。

 

阅读范围虽广博和专深，但也不是漫无目的，没有重点。毛泽东的阅读重点，排在前三位的，是马列、哲学和中国文史。

 

关于读马列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来说，把马列著作放在阅读首位，是顺理成章的事。对毛泽东而言，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他始终感到，全党理论水平落后于实际，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内容很不相称。此事常使他苦恼。1940年，他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讲：“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在读苏联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语中，他直率地写下“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这样的话。他希望通过阅读马列著作，精通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新创造。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的这个期待越来越强烈。1938年，他提出党内要“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1949年，他推荐12本马列主义著作，提出党内“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963年，他推荐30本马列主义著作，提出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习，“如果有两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1970年，他又指定250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9本马列著作，并说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比较起来，在马列原著中，毛泽东更喜欢阅读列宁的书。或者说，他主要从马恩著作中汲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思想方法，而更多地从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去获取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参考和运用的重要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原因是列宁以及斯大林所看到和经历的，比马克思、恩格斯更进了一层，其理论更扩大和更具体化了，和中国的实际联系更紧密。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得很明确：“列宁说的和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还有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在延安的时候，他甚至讲到，读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看“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据毛泽东自述，他觉得列宁的论著，还有一个特点：“说理透彻，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

 

关于读哲学。根据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他喜欢读哲学，原因有四：第一，他把哲学归结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是塑造人们灵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第二，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懂哲学很难弄通马克思主义。第三，哲学是认识和改造世界、总结实践经验、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工具”。中国共产党曾经屡次犯错误，就是思想方法不对头，由此要求“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第四，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哲学，追求万事万物的“大本大源”，这既是个人兴趣，也是进行理论工作的必要前提。他说过，“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毛泽东既读马列经典中的哲学书，也读艾思奇、李达、普列汉诺夫、爱森堡、西洛可夫、米丁、尤金、河上肇这些中外学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论述哲学问题的书；既读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杜威、罗素等西方哲学家的书，也读中国古代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王充、朱熹、张载、王阳明诸子的哲学论著，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章士钊、胡适、杨昌济、梁漱溟、冯友兰、潘梓年、周谷城、任继愈、杨荣国等人研究哲学和逻辑学的论著。

 

关于读中国文史。毛泽东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类书籍兴趣之浓，用功之深，众所周知。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不了解、不总结历史，就不可能真正读懂今天的中国，也等于是割舍了应该拥有的经验和智慧。毛泽东的一些名言，直接道出他酷爱读史的缘由：“读历史是智慧的事”；“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

 

读史其实是个大概念。历史是人类过去经历的百科全书，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科技、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内容。毛泽东对各方面的内容均不偏废，很注意史书所载的理政之道、军事战例、经济政策、治乱规律等等。他还阅读了不少五四以来的学者们写的中国通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传统治学，讲究文史不分家，他对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感兴趣，包括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疏策政论、笔记志异，均精读不少。他喜爱曹操及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作，研读《楚辞》，背诵《昭明文选》的一些散文，反复读谈《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使他拥有罕见的古典文学素养。

 

比较起来，在西学方面，毛泽东读得比较多的是西方哲学、西方近代史、西方自然科学。关于西方哲学，毛泽东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在1964年2月9日同外宾的谈话中，他曾梳理过自己对古希腊哲学到马克思主义这中间的代表人物的认识，然后总结说，黑格尔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关于西方近代史，毛泽东比较注意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大概是因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一些内容和过程上有相近的地方，前者的经验可做参考。1970年5月1日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他明确提出，“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在各国革命史中，他尤其喜欢阅读和谈论法国革命史，这与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复杂、剧烈、彻底的程度等方面比较接近有关。

 

读书要为天下奇

 

关于西方自然科学。毛泽东说，在这方面“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他比较感兴趣的是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进化史等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关于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关于遗传学领域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争论，关于土壤学，关于物理学界的基本粒子新概念，关于杨振宁、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毛泽东都曾花工夫去阅读和了解。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在韶山发蒙之初，和其他农家孩子没有两样，不过是略识之无，为谋生之备。他当时的读物，无非是私塾必教的《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蒙学读本，《论语》《孟子》《诗经》等经学典籍，以及《左传》《纲鉴易知录》等史传著述。在韶山纪念馆，还陈列着他当时读过的《论语》《诗经》，封皮上有他小时候的亲笔签名。这是他一生留下的最早阅读痕迹。此外，毛泽东也像其他青少年一样，喜欢读《水浒传》、《精忠传》、《西游记》等传奇小说。这类读物，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普及和延伸。

 

关于私塾时期的阅读感受，毛泽东在晚年多次谈起，说是“读过孔夫子，五经四书，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很相信孔夫子”。

 

父亲毛顺生，是一个典型的走上水的农民，一心想的是把毛泽东培养成种田的好把式，最好像自己一样，兼做一些米谷生意；识些字，有纠纷能讲出道理；会用算盘，做生意时不至于吃亏。这种安排，使毛泽东在读了六年左右的私塾后，不得不延宕学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种田上面。

 

直到读郑观应那本他“非常喜欢的”《盛世危言》，知道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应该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才使毛泽东眼前出现了一片新天地。人生未曾远行，便有了新的遭遇。连铁路、电话都未曾见过的毛泽东，有了新的梦想，开始把读书与立志连在一起了。

 

1910年秋天，他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离家时抄写了一首日本人写的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6岁的毛泽东，此时未必清楚志向究竟是什么，但以“学”立“志”，且志在四方之意，表达得很明白。

 

从1910年秋入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到1918年6月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近9年时间，除当兵半年，自学半年，他主要在学校读书。年龄比多数同学要大，社会经历也丰富一些，这使他在读书问题上多有主见。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个外号，叫“毛奇”。关于这个外号的来历，一是说源于他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一是说他和同学们谈论“立志”，常称“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种说法，毛泽东把“读奇书”当作了成为“奇男子”的关键条件。

 

在他的心目中，所立之志，相当程度上要靠读书才能接近和确定，由此宣称，“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他当时几乎有一种要读尽世间书的雄心壮志。1915年22岁的时候，他对自己的阅读生涯，曾私下做过一番设计。同年6月，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表示要效法康有为自称的阅读经历，即“40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40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由此觉得，目前学校的教育方式，不能满足自己这个要求，很是苦恼。经过反复权衡，他还是认为古代书院那种主要靠自学的方式更好。9月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表示，自己要退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去自学。所谓自学，就是找一个深山幽静处，“读古坟籍，以建基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涉其新”。这番表白，透露出他对传统书院闭门求学方式的期期向往之心。后经朋友劝说，他才打消退学念头。毛泽东后来对学校里“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一直不满，从这里倒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真正的阅读，不只是精神消费，也是一种精神生产。有两种阅读情况：一种是像收购废旧物质的商贩，把一些现成的别人用过的二手货拿来即可；一种是深入地下矿井的工人，靠自己去开掘和发现丰富的一手矿藏原料。崇尚自学的毛泽东，显然属于后者。

 

求学是为了立志。毛泽东求学期间要立的“志”，又是什么呢？

 

从他留下的文稿来看，最早谈到的是“修学储能”，即为未来干事情储备知识才能。这和今天的青少年学子所追求的没什么两样。但很快，他的读书追求便超越了这个目的。特别是在经历了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乱局后，他深感袁氏之流，不能说无才无能，甚至是有大才大能，但“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看来，光有才能智计，终不能做成大事。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他的老师黎锦熙写了封长信，对修学到底应该储什么“能”，读书到底应该立什么“志”，来了一番彻底的反思。他说：今天许多人读书立志，说是将来要当军事家、教育家等等，是出于对成功前辈的羡慕，模仿别人，不算是真正的志向。只有根据“宇宙之真理”来“定吾人心”，才算真有志向。什么是“宇宙之真理”呢？毛泽东说那个东西叫“大本大源”。

 

“本源”这个概念，源自朱熹，为近代湘学士风所追慕。说起来很虚玄，其实很有些像黑格尔说的那个“绝对真理”。要找到这个“本源”，途径在“倡学”。也就是说，读书的目的，在于寻找和确立心中的“本源”，然后“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

 

青年毛泽东很敬佩曾国藩。曾国藩谈论本源，说“得大本大源，则必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青年毛泽东把没得本源的人，比喻为“秋潦无源，浮萍无根”，意思一脉相承。毛泽东甚至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许多人对此不太理解，或者予以回避。正是在给黎锦熙的这封信中，毛泽东谈到当时敬佩曾国藩，是因为曾国藩能够以一介书生平定洪杨，在于他学有“本源”，并且能够用“本源”去“动”湘军之“心”，“动”天下人之“心”。也就是说，他能够以传统的大道理和信念来治理湘军，感染天下士子。毛泽东所敬者，即在此耳。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说，近人当中，康有为“似略有本源”，无非也是看重康有为写出了《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这样的著述，提出了一些改良社会的目标理想。特别是其“大同”理想，很有些“宇宙之真理”的味道，而毛泽东当时的社会理想，恰恰也是让人人“共跻圣域”，“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和康有为的想法比较接近。直到1949年写《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还把康有为作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说他写了《大同书》，但“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读书要为天下奇”，所“奇”者，就在这个“本源”。明了这个目的，毛泽东表示：“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所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

 

毛泽东当时探讨“本源”的切入点，是人心。为此，他很注重阅读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著作，希望从中找到真理，“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再沿着这个思路往前走，他在1918年4月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提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就把寻求学术真理，以动天下之心的目的具体化了。

 

从寻找“本源”到“改良学术人心”，是毛泽东早期独具特色的阅读追求，是一条不可小看的伏线。他后来那样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和思想意识，或发端于此。

 

怎样才能找到“本源”，毛泽东的思路是比较清楚的。他在1917年8月23日谈论“本源”的信中讲：“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为求“本源”，他求学时期下功夫读的书，首推经史子集。

 

《红楼梦》当历史读

 

关于《红楼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中国和外国的差距，不经意间说了一句话：“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评价之高，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

 

毛泽东最早接触《红楼梦》，起于何时，尚无确证。不过，他在1964年9月7日同湖南省委负责人说，“《资治通鉴》、《昭明文选》、《红楼梦》就是在一师学的”。所谓“学”，是一般的阅读还是研究，不得而知。就目前看到的材料，在1913年冬的《讲堂录》笔记里，毛泽东写有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意淫”之说，以及《红楼梦》第五回“世事洞明皆学问”这样的句子。参加革命后，一路风云，竟也时常谈论《红楼梦》。1928年在井冈山最艰苦的岁月里，毛泽东同贺子珍讨论《红楼梦》的人物，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写了贾母、王熙凤、贾政和贾宝玉、林黛玉、丫鬟“两派的斗争”。1935年在九死一生的长征途中，他同刘英谈到《红楼梦》，说贾宝玉是“鄙视仕途经济，反抗旧的一套，有叛逆精神，是革命家”。延安时期，同文化人交谈时，他经常发表对《红楼梦》的看法。据茅盾《延安行》回忆，1940年6月毛泽东和他畅谈中国古典文学时，“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

 

至少到1954年，毛泽东便已读了五遍《红楼梦》。这是他当时在杭州同身边工作人员聊天时说的。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听说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善本《红楼梦》，据说是胡适来不及带走的藏书，便让田家英持介绍信去借。但图书馆馆长向达不愿意，理由是图书馆规定善本书可以抄，不可以外借。后经副校长汤用彤反复斡旋，向达才同意破例，但要求一月内还书。毛泽东也很守信用，第28天就把书还了。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曾让人抄写过一部善本《红楼梦》，有可能就是这部。

 

为毛泽东管理过图书的徐中远做过统计，从1958年7月1日到1973年5月26日，15年间，毛泽东共15次索要《红楼梦》，有时一次就索要好几种版本。他逝世时，在中南海丰泽园和游泳池两处故居放置的图书中，还有线装木刻本、石刻本、影印本及各种平装本的《红楼梦》达20种。放在游泳池、卧室和会客厅的影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木刻本《增评补图石头记》等，都用铅笔做了圈画，有的打开放着，有的折叠起一个角，有的还夹着一些纸条。看来，毛泽东晚年不仅多次阅读，还很可能把不同版本对照起来读。

 

《红楼梦》主要描写家庭故事和青年爱情，人物关系细腻生动，一问世即被称为“奇书”。但青年时代即宣称“我自欲为江海客”的毛泽东，一生叱咤风云，竟如此喜读，迟暮之年还反复研阅，无疑是桩奇事，似也让人费解。细细琢磨，这涉及毛泽东的欣赏旨趣，关乎他对《红楼梦》文学成就的评价，更来自他的读法。1938年4月在“鲁艺”的讲话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红楼梦》“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1961年12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提法又进一步：“《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我是把它当作历史读的。”

 

那么，毛泽东又是怎样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的呢？他对《红楼梦》的评论不少，中央文献研究室2002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收入了他从1959年到1973年谈论《红楼梦》的八段文字，其他未收入的还有很多。把他的评论作一梳理，有以下几层意思。

 

一是联系作者曹雪芹所处的时代背景来读。曹雪芹生活在18世纪上半期。毛泽东认为，那时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接下来，他把《红楼梦》里的人物放在时代背景中来分析，由此提出：林黛玉、贾宝玉、晴雯是左派，是封建主义的叛逆者；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这些人是右派，是封建主义的维护者。再进一步，他还提出，时代背景决定了曹雪芹的创作倾向，“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

 

二是联系封建社会的宗法关系来读。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关系，是维系封建社会的基础。封建社会走向没落，自然要反映在宗法关系上的松动。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毛泽东从中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这个趋势。他说：“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又说：“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

 

三是联系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来读。在毛泽东看来，封建社会的衰落，最终反映在经济关系的变化上面。因为经济利益的分化和调整，是促使封建社会中各种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因素。他从这个角度读《红楼梦》，也有所发现。比如，他认为，“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这里说的是家族内部的经营失败。放开视野，毛泽东还看到《红楼梦》反映了“土地买卖”给封建社会关系带来的变化。实例之一，就是小说里写的，“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毛泽东讲：“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既表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也动摇了封建制度。

 

四是联系封建社会的政治关系来读。毛泽东读《红楼梦》，特别看重第四回，多次讲那是理解这部小说的“总纲”。原因是这一回通过“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出一套封建社会的“护官符”，反映了小说中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政治关系。他还说，从康熙到乾隆年间，有两大派，一派胜利者即雍正皇帝抄另一派失败者的家，曹雪芹生在康熙、雍正之后，“他是受整的，抄家了的”。由此，曹雪芹写四大家族的兴衰，不能说没有政治上的考虑，只不过，“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

 

五是联系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来读。毛泽东一向主张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历史。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自然会把它当作反映阶级关系乃至阶级斗争的作品来读。1950年代在浙江同谭启龙谈话时，他干脆把《红楼梦》视为“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1961年和1964年又先后谈道：“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鬟。”“《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

 

毛泽东经常讲，读《红楼梦》，不读五遍，就根本没有发言权。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读那么多遍才能懂得《红楼梦》。1973年5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有过一句解释：“读《红楼梦》，不读五遍，根本不要发言。因为你不能把它的阶级关系弄清楚。”毛泽东把《红楼梦》当历史读，所思所感，确实别具一格。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把这部小说视为了解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他曾几次对青年人讲，“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毛泽东阅读史》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