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逮捕反间组人员的同时，专案组长下达了“可以先审张爱萍”的指示。于是，1968年3月11日、12日，和6月27日开始了第26次、27次和第28次审讯。

3月11日的那次审讯，从下午2点一直审到次日凌晨4点，长达14个小时。

中央二办给江青写信的那个人，一直在密切关注案情的进展，3月15日，来专案组督战，提示要把张爱萍的日特问题和通敌联系在一起考虑。他说：“张爱萍对通敌性质还没承认。他就是日本特务，应该说他一开始就是为了给敌人送情报。他是披着共产党外衣进行特务活动的。”

负责专案组的总参领导马上表态：“可以按某某（即中央二办的那个人）同志意见办，现在主要是深究深挖张爱萍日特和通敌的具体罪行。”

1968年9月1日，中央二办又将材料并附通敌罪证，送往新组建的军委办事组，李作鹏、黄永胜、吴法宪圈阅后报江青。

我不厌其烦地引证大量材料，只是希望读者能思考一下，这是为什么？

我相信，父亲所受的苦难，并不是最骇人听闻的。肯定有人比父亲遭受的折磨更加残酷，肯定有比审讯父亲的这个专案组更加罪恶的审案组织。

这种做法，在党的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依据，但它确实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着。1974年，我在福建见到和父亲一起养病的罗瑞卿，经过“文革”非人的折磨，他昔日的光彩已荡然无存。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这位前公安部长，这种毫无人性的审查的潜规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我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这大概已经不能简单的归咎于哪个个人了。

但父亲似乎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解释。我们和他谈到这种现象应该归于体制的弊端时，他说：“什么体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问题！不要一出了问题就全往体制上推，把自己开脱得干干净净！”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周衣冰是华东的战将，他敬仰也熟悉我父亲。90年代初，我们在一次闲聊时他说：“老爷子（指我父亲）说的话，很多是警句。我在军委常务会议上就听他说过‘用好人，办好事；用坏人，就只能办坏事！’现在想来，我看他是有所指的。发人深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