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万伯翱下乡的问题，家里还举行了一个家庭会议，专门请来了年近八旬的奶奶，尽管在会上，奶奶一直不赞同，妈妈也流下了眼泪，但万里却说，自己的孩子，不是我不爱，爱孩子，要看怎么一个爱法，怎么对待。长期生活在暖房里是一种爱，放在农村去锻炼也是一种爱，为此，我决定让老大到最艰苦的农村去，到农业第一线去，到生活的激流中去。

　　奶奶和弟妹们都哭了，奶奶说给他多带点钱和生活上用的东西。万里说，不要，什么也不要给他带，一毛钱也不要给他，就是要他自力更生。今后家里不会给他寄钱。

　　万伯翱出发时，妈妈边涛给他带了三样东西——一件是万里在抗日战争时期部队发的一床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旧被子，一件是万里穿了多年的灰棉袄。而万里则送给万伯翱两本书和一个笔记本。一本是《论共产党员修养》，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不爱题字的万里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一遇困难、立即坚持。”就这样万伯翱带着父母亲的嘱托和牵挂，怀揣当月15元钱的伙食费，在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

　  位于豫东平原的黄泛区农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刚去的时候住的是草屋，睡的是50多人的大通铺。用水要步行一里多路到井里一桶一桶地打。没有电灯，他用自制的煤油灯照明。在集体食堂吃饭，每天不是红薯加咸汤就是高粱花卷馍。惟一“奢侈”的物品是一台日产六极管半导体收音机，这是下乡时廖承志伯伯送给他的纪念品。他休息时听听新闻，有时也听听戏剧。他牢记临行前父亲的叮嘱，严格要求自己，不吸烟，不酗酒。他穿的衣服全是旧的，衣服烂了，自己学着缝补；平时不打扑克，不下象棋，每天晚上不顾一天劳动的疲劳，坚持在煤油灯下读书，写劳动日记；当时没有桌子，他就趴在床上去写。
       1963年的春节，是他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万伯翱给母亲写信，希望回北京过年。万里在回信中说：“为了你更好地进步，更好地锻炼，你还是不回北京过年的好，你要在农场与工人们一块过。因为你刚去半年多就请假回来探亲，这不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过春节会很有意义。郑板桥有一首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此名言应作为你坚定革命立场的警句。同时寄去《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等书籍，望在春节空闲中，认真地阅读，并做好笔记。”

　　万伯翱接到父亲来信后，很失望、很沮丧，在他看来，父亲也太严格了，太不合乎情理了。在听从父亲的教导后，万伯翱愉快地留在农场。支部书记、大队长邀请万伯翱到他们家过节，就这样万伯翱分别在书记、大队长家过节后参加了拥军优属和农场组织的职工球赛，在阅读父亲邮来的书籍中度过了下乡后的第一个有意义的春节。

　　在万伯翱的记忆里，农场劳动着实非常劳累。白天下地干一天活，晚上还要看护果园。最苦最累的莫过于给果树打药，盛夏气温通常高达38摄氏度，职工们要在“蒸笼”似的果园密林中，穿着厚厚的劳动布工作服，头戴草帽，脸上再捂上厚厚的大口罩，裸露的皮肤上还要涂上一层能防农药侵袭的肥皂水，双手使劲地举着一丈多长、绑有铜喷头竹竿的橡胶皮管，跟着拖拉机作业。许多老职工都受不了，但万伯翱硬是挺过来了，每年要打十多遍药，几乎每次他都主动要求参加，从未因故请过假，旷过工。

　　由于他在农场始终牢记万里的话，埋头干活，1963年9月24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以“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劳动”为标题发表文章，报道了万伯翱在父亲的鼓励下，下乡锻炼的经历。此后不久，周恩来在首都应届中学毕业生代表大会上，还把万伯翱称为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随即出版了《知青日记选》，精选了他的18篇劳动日记。全国一些报纸都先后报道了万伯翱的先进事迹。一时间，万伯翱成了万众瞩目的小“名人”，被有关部门树为全国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

　　给他写信的知青、同龄人也多了起来。一度他回信都付不起邮票钱了，农场会计见此说，你给那些要求进步的知青复信是经过党委批准的，不用你再买邮票了，就放到我这儿和公家的信一起发吧。谁知，当万伯翱在家信中提到此事时，万里回信告诫他说:“这不行，这太特殊了，8分钱的便宜不能占，还是应当由你自己来付这个邮费。”

　　看到儿子的成长，万里非常高兴，1965年3月万里给万伯翱写了一封长信，赞扬他下乡后受到了锻炼，并再三叮嘱儿子：要学习好毛主席、刘主席著作，这是政治思想的“基本功”。一个人要真正提高政治水平，不学好这些书是不行的，而且一定要认真学，仔细读。万里挑选了一部分书寄给万伯翱，希望他能认真研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万里被当作“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万伯翱也因此受到株连，被斥为 “农场黑党委的掌上明珠”、“黑帮子弟”。由于他诚实，在工作中积极肯干，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和当地的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那个株连九族的时代，万伯翱没有受到太多的批判。

　　在万里的严格教导下，万伯翱坚信自己的路是正确的，对下乡务农无怨无悔，以豁达的态度直面挫折，最终，他以一颗真诚的心赢得了全场职工的信任。1972年春，在万里已被定为“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情况下，万伯翱被全场职工和农场党组织一致推荐，进入河南大学外语系。

　　万伯翱在黄泛区园艺场劳动的10年，是万里较为担心的10年，在这10间，万里先后给万伯翱去过14封信，这在万里所写书信的记载中是最多的，至今万伯翱还保存着那些信件。40年后，万伯翱在接受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记者采访谈到这一切的时候说，父亲和他那一代人一样，在他们心里，孩子既是自己的，也是国家的，党的。只要党和国家需要，可以做任何牺牲。

　　1969年，万里又把小儿子万晓武送到了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珍宝岛刚刚发生武装冲突，边境形势较为紧张。许多朋友劝说万里缓一缓，但万里谢绝了朋友的好意。出发那天，万里把万晓武送到大门口，掏出20块钱递给万晓武说：“这钱你带上，穷家富路嘛。”

                                      身教　实行“三不主义”

　　1993年3月3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这位从政近60年的我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开始了他的离休生活。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万里，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以此作为对在位领导干部工作的支持。对此，万里在实践中给自己作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离休以来，他遵守自己规定的“三不主义”，过着“一动一静”的离休生活。

　　万里说，尽管他们对我都还很尊重，许多重要活动都还请我去参加，但我考虑再三，基本上都没去。我认为不去比去好。去了坐在哪里？讲不讲话？讲什么话?许多情况不了解，讲了人家听不听？这些都是问题。而且去了也不见得起到多大作用。与其如此，还不如能不参加的就不参加，能不出席的就不出席。当然，“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并不是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如果我真正有什么意见，该说的时候，我想我还会说的。

　　1994年国庆节，是新中国成立45周年庆典。北京准备举办大型焰火晚会，中央邀请万里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万里说：“天安门城楼我就不上了，不过焰火还是要看，我就到人民大会堂看吧。”焰火观看完后，万里提出再看看人民大会堂。子女扶着老爷子在楼道内走了一圈又一圈。做子女的明白老人的心境。这座建筑是由万里在北京市委工作期间负责建造起来的。

　　万里退出政坛后，在生活上并没有感到枯燥。他的生活特别有规律，每天中午饭后要睡上一觉，起来之后去参加体育活动。每周打三四次桥牌，两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吃饭一日三餐，比较素淡，有时喝点茅台酒和啤酒。他在饮食上不挑剔，比较喜欢吃狗肉、羊肉类的肉食。晚饭后看电视，除了新闻外他比较喜欢京戏。

　　万里每天仍在坚持多年形成的习惯，首先是阅读当天送来的各种报刊和文件。万里的听力不好，但视力很好，看东西不戴眼镜，有时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的记忆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依然不减当年。他说，我现在下去的时间少了，接触实际少了，我的主要信息来源，一是国内报刊的公开报道；二是港台海外报刊；三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大量参考材料；四是中央和一些部门的文件；五是同一些领导和朋友交谈中了解的情况。长子万伯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书刊是万里一生的好伴侣，常常手不释卷。当毛主席批注的新版《二十四史》发行后，他极想一睹为快。他说：‘我在秘书那儿还有点儿钱，有好几千块吧？快去买一套吧！’可秘书联系后回来说，人家照顾首长，只收成本价，也得13.5万元（市场价15万元），老人家一听只摇摇头。是啊，他的工资除了生活必需外，几年加起来也不够这个数啊！后来，我们几个儿女集资给他买了一套，父亲如愿以偿，从此，一有空儿就细细翻阅起来。”

　　万里90大寿生日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到中南海看望他，当领导同志问候他身体情况时，万里高兴地说：“我的身体很好，这主要是得益于我长期坚持‘一静’（打桥牌），锻炼头脑预防老年痴呆，坚持‘一动’（打网球），活动四肢保持血脉畅通，这两项活动，只要坚持，我相信人是可以活到100 岁的！”

       万里打网球的历史可追溯到在山东曲阜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打网球这个体育项目，成了他一生在运动上的爱好。在担任国家领导人期间，万里关心体育，支持体育，而且身体力行，坚持体育锻炼。他说，从儿童到老年人都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他在安徽主持工作期间，促成了建立省网球队和修建网球场；他曾多次参与全运会、民族运动会以及亚运会等组织领导工作。1986年2月28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万里颁发了金质奥林匹克勋章，以表彰他为发展中国体育运动做出的突出贡献。

　　现居住在中南海“含和堂”的万里，享受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但他的生活简单、俭朴。“含和堂”原是朱德的住所，现在有的外墙体有明显的裂痕，有的地方墙皮都脱落了，国管局好几次提出重新装修一下，但万里就是不同意，嫌花钱，说没必要。走进万里家中，更难以想象这就是原委员长的家，家具是旧的，床也是旧的，沙发还是那种过去机关里常见的，套着灰布套的那种。这种沙发在老百姓家中都少见了。

　　已是10年未离开中南海的他，每当外省市的领导，特别是老家山东省的领导请他去看一看新气象时，他总是摇头说：“我们下去要给人家添多少麻烦，还是别去了。” 夫人边涛去世后，孩子们怕他郁闷伤心，也经常劝他外出走走，散散心，他仍觉得那样太麻烦别人了，还是不去的好。就连每周到先农坛体育场去打网球，按照警卫规定，每次外出时可要求警卫和交管部门腾出专用道路，快速通行。但他却从不允许秘书或家人这样做，他说，北京的交通这么拥堵，不能再添乱。这样一来，他外出时也就经常被堵在路上，有时一堵就是一个多小时。

　　万里一生淡泊名利，在位期间面对朋友题字的请求，他总是笑着说，这样的事你们还是请书法家合适。万里惟一的女儿万叔鹏对笔者说：“我们刚到美国时生活很艰苦，生活的压力相当大，就在这种困难的时候，美国的一所大学找到我，他们提出，想请万里为学校题个词，他们愿意出4万美元的酬金。但我知道爸爸不会题字，所以我当面就拒绝了。4万美元呀，多大的数啊！当时正是我们最穷的时候，但我不后悔，万里不允许这样做。”

　　万里不仅喜欢文学，时常作一些小诗，而且他也很喜欢字画，当代大画家像李苦禅、蒋兆和、李可染的住房问题，都是他在位时协调有关部门帮助解决的，但他从未向他们伸手要过一幅作品。20世纪60年代，万里屋里悬挂的还是水刻木印的仿制徐悲鸿和齐白石的作品。

       
       禁令　不准打我的旗号

　　在次子万仲翔心目中，父亲做事很极端，不留余地，太无私，甚至让他们这些做子女的感到有些绝情，这是他们那个时代为革命理想而献身者共有的特点。

　　万仲翔回忆说，我们家曾在东城区演乐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住过，一天，单位为万里住的北屋装上了窗帘，南屋没有装。奶奶发现后大怒，怒斥万里：“万里，我不是人啊，你那屋装了窗帘，为什么不给我这屋装？”万里说：“工作人员说给你也装上，我怕公家花钱太多了，现在国家有困难，就给他们说你那屋就别装了。”奶奶又说：“那你没有津贴呀，你用津贴给我买嘛。”万里无言以对，连声允诺。后来万里用自己的工资为奶奶的屋安上了窗帘。

　　万里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以身殉国，当时母亲还不到40岁，一个不识字的小脚贫民女人带着3个孩子，日子过得可想而知。在万里的眼里，母亲的身影永远是在劳作、忙碌。那时，母亲最大的理想就是让万里能够读书，将来穿上一件长衫，当一个小学教书先生。初中毕业后，万里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上山东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学院，一方面师范学院是培养教书先生的，可以满足母亲的愿望，另一方面学校除了能管吃管住，每月还能发5块钱的生活费，这样他就不用母亲再供养了。

　　在万里的心目中，母亲乐观、坚毅的态度对他影响很大，他崇拜母亲，敬仰母亲吃苦耐劳的品性，这种挚爱甚至影响到他的决策和观点。20世纪80年代初期，万里就经常对国家体委的领导讲：“你们要重视对女足的培养，中国妇女很能吃苦，我看女足冲出亚洲的希望比男足大。”事后有人说，万里料事很准。

　　解放后，万里就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万里交代孩子们，好吃的要先给奶奶吃，好用的要先给奶奶用。万里每次外出回家都要先到母亲那看看，坐在她身边，听她用家乡话讲这讲那，或随声附和，或开心一笑。

　　万仲翔说：“有一件小事使我永远不能忘怀。解放后，我们全家和几位领导住在重庆市市区一幢庄园式建筑物中。阳台上有些鹅卵石堆放在角落。我们这群从农村根据地来的孩子一时兴奋好奇，竟然向楼下的墙外投起石子来了，比赛看谁投得远，正投得起劲时，突然楼下传来哭声。这下闯大祸了。一群路人和家长带着头破血流的孩子找上门了。父亲正好在家，马上接待群众赔礼道歉，立即派人用车送头破的孩子去医院医治，然后回屋找我们问罪。我们躲在奶奶屋中啼哭，父亲破门而入大怒说：“你们仗势欺人，欺压老百姓，那还了得，那不成了国民党了。”父亲想重拳出击，被奶奶拦下了。

　　晚上吃饭时，我从楼上奶奶屋子出来，准备下楼，手中拿着一根奶奶哄我不哭的甘蔗，正碰见父亲在楼下等着，他横眉冷对朝我走来，我吓得面色如土，以为父亲要打我，只见父亲飞起一脚，踢断了我手中的甘蔗。从此我们再也不去那个阳台玩了。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经历的父亲发火事件，从此懂得了不能仗势欺人。父亲、母亲都是老师出身，平时不讲粗话，也没动手打过我们。”

           万里的妹妹万云，从小在根据地长大，15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大军进入大西南后，被党团组织选中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团校学习深造，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分配到团中央做组织工作。1953年，万云到团中央上班不久，时任中央建工部副部长的万里就找她谈话，认为她在机关工作高高在上不好，应该到工农中去，和工农相结合，更有利于自己的思想改造。万里硬是让她离开团中央，将其调入北京国棉二厂的工会。万云毫无怨言地投入到国棉二厂的各项工作中，获得了领导和工人的一致好评。先是当上了厂工会主席，后又担任厂党委书记。“文革”中因万里的问题被江青点名，造反派将她斗得死去活来。

　　万里被解放后，万云也相继解放，恢复了工作。在工作中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北京纺织局的领导向万里征求意见，准备提升万云为纺织局副局长。万里听后马上一口回绝，说：“万云不够格，比她优秀的人多得是，还是先提拔别人吧，万云需要继续锻炼。”万里的一句话中断了万云的职务晋升。又经过多年努力，组织上没有征求万里的意见，万云才被提拔，当上副局长，临退休也不过是个局级干部。当年万云在苏联列宁格勒团校的同学有的当上了国家副总理，其余的也都当上部级、副部级干部。

　　无独有偶，就在万里刚担任副总理期间，为解决长子万伯翱妻子韩进川的进京问题，有热心人帮助将她从郑州铁路局调到北京铁路局工作。当调令即将发出时，万里听铁道部的一位领导汇报工作时提到此事，马上斩钉截铁地说：“在郑州铁路局工作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都要往北京调？都来北京，郑州的工作由谁来做？夫妇分居两地的又不是只有他们，先解决别人的困难吧。”就这样，他的一句话就吹掉了韩进川进京的梦想。后来韩进川自己考入深圳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在深圳工作，户口也落在那里，至今也没有进京。

　　在老百姓的想象中，万里被打倒时，其家人也跟着他吃了不少的苦头，现在万里已荣升副总理了，其家人也应该享受一下待遇，谁知，万里对他们的要求比过去更严厉。不仅规定了他们前往中南海的看望时间，而且还规定无论何时、无论何人，都不允许打着他的旗号办私事，特别是个人职务晋升、工作调动，具体细节还有不准用他的红色电话机打电话，不准公车私用等。

　　自万里当了副总理后对家庭的禁令就更多了。不过也有破例的情况。林彪集团成员邱会作的儿子邱鲁光，在部队表现不错，因邱会作出了问题，部队马上让他复员。但北京方面不敢接受，导致邱鲁光无法上户口，更无法安排工作。邱鲁光找到万仲翔诉说他的困境，并将写给万里的信让万仲翔转交。万仲翔斗胆冲破禁令向万里反映了情况，并递上求援信。没想到万里看完信后很快就批示让下面解决，还说：“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共产党哪能搞‘株连’那一套。”有关部门接到万里批示后，很快就为邱鲁光办理了入京户口手续并安排了适当工作。（曾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