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和黄克诚出席中纪委全体会议

京平安里西大街41号的大院里，有两栋外表平淡无奇的灰色高层建筑，看上去一片平静。但这个大院主导的反腐风暴，举世瞩目。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它的简称如雷贯耳：中纪委。

2014年1月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了5000余字的特别报道——《2013中国反腐报告》。其开头充满浓重的感情色彩：“‘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当2014年的第一缕阳光洒向神州大地，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2013年，浓墨重彩地载入了史册。”毫无疑问，史册里的这一页，包括了中纪委“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令“18名省部级官员落马”，“立案172532件，结案173186件，处分182038人”，“平均每两天就有一名厅级以上干部被查处”的反腐成绩。

18只“老虎”的落马轨迹

梳理18名落马高官，可以发现一年来中纪委“打虎”的一些特点。

2013年的“打虎第一仗”起于网络实名举报。元旦前后，曾任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的常艳写下一篇名为《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的12万字长文，点名披露自己与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长期进行情色交易——她在报考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时与衣俊卿相识，此后两年，为调入中央编译局，她与衣俊卿先后17次开房，衣俊卿收受她6万元贿赂。文章在互联网上疯传。2013年1月17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衣俊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不适合继续在现岗位工作，被免去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

几乎同时，时任《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也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官商勾结骗贷、恐吓威胁情人。2013年5月12日，新华社证实，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有媒体称，正是罗昌平的举报，推动了中纪委对刘铁男进行调查。

2013年六七月间，中纪委“打虎”节奏明显加快，4只“老虎”密集落马。6月4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接受调查。中纪委披露，倪发科深度介入该省企业大昌矿业的经营活动，并从中收受大量珍贵玉石作为“回报”；6月23日，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被调查。郭永祥在石油系统工作过26年，在四川工作13年，他被调查后，四川省国资委一名与其“关系密切”的女干部也被带走调查；6月30日，中纪委向媒体证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经查，王素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本人或通过其亲属收受巨额财物。因同样问题落马的还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他于7月6日被免职。

随后，中纪委反腐利剑指向“石油帮”。也是从“石油帮”开始，中纪委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省部级高官落马的消息，不再通过新华社向外界“告白”。2013年8月26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王永春接受调查，这是2013年首个落马的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也是十八大之后第二个落马的中央候补委员（另一个是2012年12月13日落马的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该记录不到一周就被王永春的昔日上司蒋洁敏刷新。9月1日，曾任中石油集团董事长、时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蒋洁敏被调查，成为第一个落马的十八届中央委员。媒体称，蒋洁敏的落马可能与中石油多宗海外并购有关。

2013年10月，反腐风暴刮向各省重要城市的主政官员。10月16日，南京市委原副书记、市长季建业接受调查。季建业以强硬的作风在江苏官场出名。担任扬州市委书记期间，他就开始大规模“翻新修旧”。来到南京后更是大动干戈，砍伐梧桐树、拆城西干道、投巨资上马雨污分流工程，古城南京不断被“开膛破肚”，他由此得到一个外号“季挖挖”。10月28日，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接受组织调查。

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中纪委的反腐强度进一步加大。2013年最后两个月里，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多达8人，占全年的近一半。

2013年11月19日，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接受组织调查。8天后，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也被调查。中纪委是在11月27日17时55分公布的郭有明接受调查的消息，此后仅17个小时，中纪委再发重磅消息：国家信访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许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一消息引发媒体普遍关注，有分析认为，信访部门掌握信访排名、通报批评的权力，给地方政府官员带来很大压力，有些地方官员不惜花钱把电脑登记的信访号销掉。这成了一些信访官员获取利益的手段，许杰落马或与此相关。

2013年12月6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总工会原主席陈安众接受调查。陈安众在江西萍乡任职期间，与“气功大师”王林关系密切，此前，媒体已披露王林在当地扮演着官商之间的“掮客”角色。此外，据接近陈安众的江西当地官员分析，陈安众的落马与常年伴其左右的湖南籍商人以及工程项目问题有关。

2013年12月18日，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失职渎职，涉嫌玩忽职守罪，被立案侦查。

2013年岁末，中纪委将反腐行动推向政法系统高层。12月20日，公安部党委原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接受调查。李东生曾担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后历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中宣部副部长等职。2009年调任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穿上警服属于“半路出家”，他在调任公安部前从未有过政法部门工作经历。

2013年12月27日，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杨刚接受调查。杨刚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等职，媒体怀疑他在乌鲁木齐城市建设开发中存在利益输送和权力寻租等问题。

2013年12月29日，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接受调查，成为继李春城、郭永祥之后，中纪委在四川拿下的第三只“老虎”。据四川一名社区干部透露，李崇禧和李春城、郭永祥都曾在成都浣花溪拥有别墅，那里的别墅每栋市价超过千万元，住户“既富且贵”。有媒体称，李崇禧被调查，可能与落马的雅安市委原书记徐孟加案有关。2008年，李崇禧曾将福建籍开发商彭夷星介绍给徐孟加，彭夷星看中了雅安某地块，但该地块在招拍中被另一开发商获得，彭夷星当即朝徐孟加发了火。雅安市一名官员表示，彭夷星敢如此猖狂，就是因为“背后有人撑腰”。媒体披露，李崇禧还深度介入矿业开发，曾为多个项目牵线搭桥，在收“感谢费”时“从不客气，开口要的都是整数”。

不放过危害百姓的“苍蝇”

官至省部级的“老虎”危害巨大，“打虎”有杀一儆百的效果；相比之下，其他官职较低的“苍蝇”虽小，但危害面广，而且直接危及普通民众。2013年，中纪委在“打虎”的同时，也查办了大量“苍蝇”。其中最受关注的有中国人民大学自主招生案、衡阳破坏选举案。

2013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发言人向媒体表示，已从有关方面确认，该校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于上周起接受有关纪检部门调查。随后，媒体披露，2013年9月，中纪委第十巡视组组长陈际瓦在结束了对中国人民大学为期3个月的巡视后，指出学校存在出国管理不规范，公款吃喝、送礼现象以及一段时间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贯彻不够到位，干部任用和管理不尽规范等多个问题。11月20日左右，预感不妙的蔡荣生持假护照从深圳闯关，试图外逃，被海关截获，随后交代了招生腐败问题，据说涉案金额达数亿元。此案掀开了高校招生腐败的冰山一角，这类腐败涉及民众切身利益，备受关注。

2013年12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经湖南省纪委研究并报湖南省委批准，决定对衡阳破坏选举案进行立案调查。经初步查明，共有56名当选的湖南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行为，涉案金额达人民币1.1亿余元，还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此案是一起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引发各方关切。上文提到的“老虎”之一、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就是因在任衡阳市委书记期间对此案负有严重的领导责任而落马。

截至记者发稿时，中纪委还在不断发布违纪党政官员被查处的消息。2014年1月6日，云南省德宏州政协主席杨跃国接受组织调查；1月7日，四川省农业厅原巡视员胡相全、吴忠厚被立案调查；1月8日，安徽省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周耀被立案调查……有媒体人士称，“每天刷新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就知道今天有没有重大新闻”。对老百姓来说，中纪委此举正是他们所期盼的。2014年元旦前夕，中国廉政研究中心课题组的问卷调查显示，“打老虎”让社会出现人心回暖思进之潮，78.7%的受访者认为反腐效果明显，近九成的受访者对反腐努力程度表示认可，73.7%的人对今后5至10年我国反腐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有信心。

王荷波、刘少奇、李维汉相继负责纪检工作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并不是第一次掀起“打虎”高潮。纪检工作的历史和党的历史一样久远，与腐败分子作斗争，贯穿了党的发展历程。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第一个纲领，其中就强调遵守组织纪律和接受监督。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第一个党章，把“纪律”单列一章。随着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党的队伍中不可避免地混入了投机分子，“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为此，党中央在1926年发布了第一份反腐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必清洗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1927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以王荷波为主席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第一个正式监察机构。第二年，中共六大把它改名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刘少奇担任书记。

中央审查委员会时期打掉了党史上的第一只“老虎”。1932年，中央苏区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收到了一封群众举报信，检举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有严重的贪污犯罪行为。由于举报信中案情重大，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亲自组织调查。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发现谢步升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打土豪时所得财物。他还伪造通行证，把水牛运到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域）出售。为了谋财，他甚至秘密杀害了一名军医。调查人员认为，谢步升这些做法已经严重危害根据地的稳定。然而，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工作，他坚持认为谢步升没有大错，并向调查人员发难，想方设法阻碍调查。邓小平得知后大怒，拍着桌子说：“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交代？”邓小平专门去了一趟苏区中央局，反映调查谢步升的情况，毛泽东对此表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当年5月9日，谢步升被枪决，成为党内第一个被枪决的腐败分子。

1934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取代中央审查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很快，长征开始，党中央转移到延安，投入抗日战争中。在外敌入侵的形势下，保持党员的纯洁，才能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党务委员会对违纪党员采取了异常严厉的惩处措施。肖玉壁就是这一时期被除掉的典型。

肖玉壁本是红军的英雄，战功赫赫，身上有90多处伤疤。为给他治病，毛泽东曾在供给上对他特别关照。伤愈出院后，肖玉壁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某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他开始居功自傲，利用职权，贪污大洋3000多元，还和国民党军队做起私人生意，导致边区的重要物资不断流出。案发后，肖玉壁被判处死刑。他不服，写信向毛泽东求情，声称“希望看在过去有功的份上，再上前线，战死在沙场”。毛泽东看罢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1941年底，肖玉壁被执行枪决。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壁’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1945年4月，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中共七大召开。在党章的“纪律”一章中，专门细化了“奖励与惩处”的内容，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本方针。党的纪律进一步完善。

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纪检工作，尽管在战争年代纪检机构和人员屡屡调整，但党的领导层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党纪的重要性，为此后纪检制度的建立健全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