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白寿彝曾经说过：“你要把生命投入进去，你写出的东西才有生命。”在“八一”建军节86周年、人民空军建军64周年前夕出版的《悠悠蓝天情——人民空军建立初期入伍知识青年的倾情自述》，就是100多位空军老战士用鲜血和生命集体书写的战斗史诗。当战争的硝烟在新生的共和国身边燃起的时刻，他们投笔从戎，跨进刚刚建立的人民空军的行列；他们和初创的人民空军一起，创造了引人瞩目的业绩；他们把生死置之度外，经历了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斗。

　　我按捺不住涌动的激情，以他们的事迹为线索查阅史料，同时到北京、昆明、广州、上海等地去拜访他们，倾听他们内心的诉说，了解那些最感人的故事、最鲜活的细节。我希望通过我的笔，还原他们精彩的讲述，还原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刺刀见红的空中较量

　　早在1949年初，党中央提出，应当争取尽快建立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宣告成立。1950年4月，毛主席为《人民空军》杂志题词：“创建一支强大的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

　　人民空军成立不久，便迎来了抗美援朝之首战。1951年1月29日，美机企图轰炸朝鲜安州车站和清川江桥，我空4师10团28大队大队长李汉奉命带队迎击。他飞向战区，很快发现了美机。于是，他向僚机发出攻击口令，自己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美机群，在美机躲闪瞬间，立即开炮，仅一个回合，就干净利落地把美机打掉。

　　首战告捷，世人震惊。一个仅飞行了几十小时的中国飞行员，为什么能打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喷气式飞机上飞行了上千小时的美国飞行员？李汉是在逼近美机300米时才开炮的。这个距离的飞行时间仅在眨眼的一两秒之间，李汉是满腔怒火，把自己当作一发炮弹射向美机。

　　韩德彩，一个年仅20岁、飞行不到100小时的年轻飞行员，1953年4月7日，在朝鲜战场上竟然一次攻击就击落了飞行2000多小时的美国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的战机，又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那天下午，他和长机张牛科奉命盘旋在机场上空，掩护友机着陆。盘旋数圈后，他发现仪表下面的油量警告灯亮了——油量仅存300升，而飞机每分钟要耗油48到60升，这就意味着，只能再在空中停留5分钟。当他们的飞机正在减速，准备放起落架时，一架美F—86很快钻到他们的左侧下方，然后一改坡度朝向长机。韩德彩大喊：“443,快拉起来，敌机要向你开炮！”话音未落，美机已开炮了，长机冒出一团白烟，被打中了。他对长机喊叫：不行就跳伞。但张牛科没有跳，利用余速向左上升转弯，美机紧追不放。这时，韩德彩迅速跟上了美机。美机便放弃攻击张牛科，向右压了很大的坡度，再向左做下滑转弯，韩德彩没有跟下去，反而向后拉杆争取高度，盯住美机，他的高度比美机高，正要瞄准，美机忽又反过来向右转，把他向外侧甩出一大块，他立即拼命拉杆，把瞄准点拉向美机套上光环，连开了三炮，炮弹像大火球落到美机身上，美机立刻冒出浓浓的烟火，击中了。韩德彩喊道：“敌人跳伞了，快去抓俘虏！”然后他转向机场落地，飞机滑到跑道南头，发动机自动停止运行，油已经耗尽。

　　年轻的人民空军，虽然在武器装备、技术、经验等方面不如敌人，但就是凭着在空中“刺刀见红”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在万里蓝天描绘出了一道道胜利的彩虹。

　　展翅蓝天的巾帼英豪

　　她，是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第一个赴抗美援朝前线女飞行员，第一个全天候女飞行员，第一个女机长，第一个女飞行教员，第一个改飞“伊尔—14”飞机的女飞行员。人们送给她“新中国女飞行员一号”的美称。她就是1951年参军的广东姑娘秦桂芳，新中国第一批14名女飞行员之一。

　　1958年11月，她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在没有导航、没有天气预报的情况下，准确地找到了地标，完成了空投，解救了在大兴安岭被大雪围困的一支百余人的铁路筑路队。

　　1960年5月9日，山西大同煤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瓦斯大爆炸，近千名工人困在井下，亟待救援。中央政府迅速调集了大批物资和抢险人员，命令空军运送。这项任务落到了秦桂芳所在的某师。

　　大同那几天的风力达到六七级，有时阵风超过了八级，超过了飞行条令中关于“里—2”飞机落地时的侧风不得大于每秒8米的规定。大同机场还没有夜航灯，飞机黑夜无法降落，且只有一条800米长的土跑道，比正常的跑道短了一半。在这个地方的大风中降落大飞机，要冒极大的风险。为了取得经验，空军领导机关决定先派一架“里—2”去试飞探路，这项任务又落在了秦桂芳身上。    

　　当晚8点多，她带领机组在黑夜中飞抵大同上空。当时的大侧风为每秒14米，她当即用起了对付大侧风的“绝招”，在飞机降落对准跑道时，将飞机修正到侧风上风头一边，与跑道中心线形成一定的夹角，借助风力使飞机逐渐靠近中心线，这时她压正驾驶杆，蹬反舵修正，同时运用短跑道落地和无灯落地法，即用“乌鸦式”落地法，将飞机头部抬高，降低了飞行速度和滑行距离，把飞机稳稳地停在大同机场两排汽车灯照亮的跑道中间。顿时机场上一片欢呼声，大同市长飞快地跑过来，含着热泪和她紧紧握手，激动地连声说：“谢谢！谢谢！谢谢解放军！真是太感谢了！”当秦桂芳摘下飞行帽，鞠躬答礼时，机场的群众这才发现，从天而降的竟是一位“女神”，不禁又一次惊叹和欢呼。

　　秦桂芳飞行16年，驾驶过4种机型，飞行时间超过4000小时。她说：“作为一名军人，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连生命都可以牺牲。”

　　在第一批女飞行员中，与秦桂芳媲美的，还有陈志英和伍竹迪等人。继她们之后，在第二批中出现了诸惠芬等杰出的女飞行员；在第三批中，就出现了中国的飞行女将军岳喜翠和刘晓连；在第五批中，又出现了第一个女飞行师长程晓健；更令人欣喜的是，在第七批中，出现了两个女航天员刘洋和王亚平；第八批中，还出现了驾驶歼击机的女飞行员。她们是中国妇女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成就“两弹一星”的幕后英雄

　　当人们谈论我国的“两弹一星”时，首先想到的是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等一批科学家，而很少知道空军战士默默无闻的贡献。他们中，有秘密运送和投掷原子弹的飞行员，有空投第一颗实战氢弹的飞行员，有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原子弹和氢弹蘑菇云取样和送样的飞行员……

　　1971年12月30日，西北核试验基地阳光灿烂，晴空万里，一架崭新的超音速“强—5甲”战机，携带实战小型氢弹，静静地停在跑道上待命。12时20分，随着“砰、砰”两声枪响，两颗绿色信号弹在蓝天上划出两道优美的弧线，现场指挥员宋占元师长下令：“2178，起飞！”杨国祥开动飞机，闪电般地向罗布泊试验场冲去。

　　当飞机距离靶心9公里时，他拉高机头，以45度爬升，到达1200米高度时，他用力按了投弹按钮，并迅速掉转机头往回飞。但出人意料，投弹装置没有动静，万里晴空没有爆炸声，他立即向指挥部报告：“2178没有投下，请求应急投。”指挥部立即同意。于是杨国祥驾机绕了一个8字圈，校正航线，按下应急开关，但是氢弹仍躺在弹舱里，纹丝不动。他又用超应急方法第三次投，还是没有投出去。这时油料装置发出警告，油料只够飞30分钟了，怎么办？杨国祥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额头冒出了冷汗。他一面在空中盘旋，一面紧张地思索着：跳伞？但携带相当几万吨TNT实战氢弹的飞机就会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方，不仅科技人员的心血将毁于一旦，而且如果落到观众区或居民区，后果不堪设想。他果断决定：飞回去，带弹着陆！他向指挥部报告：“投不掉了，我要回去了。”

　　带着氢弹着陆，世界从无先例。杨国祥的飞机上装的是比普通炸弹威力不知大多少倍的氢弹，它一半藏在机肚里，一半露在机肚下，对地距离仅10厘米，只有一个拳头的高度，如果飞机降落着地时，操作稍有不慎，弹跳过猛，就有可能酿成滔天大祸。

　　这时北京指挥部发出紧急命令：西北核试验基地除留下塔台指挥外，所有的人都撤进地道。顿时西北核试验基地响起了紧张刺耳的警报声，人们从四面八方奔向地道。

　　然而，空中的杨国祥却异常镇定。他先按一下按钮，把开放氢弹的机构锁死，保证着陆时不掉弹；接着冷静地关掉不必要的电门开关，按照塔台指挥员的口令，准确地完成每一个着地动作，慢慢地降低高度，对准跑道缓缓降落，距地面一米时，飞机开始平飘，紧接着，机下的两个轮子“哧”的一声轻盈接地，滑行到跑道尽头平稳地停下来，安然无恙。这时，他打开机舱盖环顾四周，除塔台上宋占元师长外，偌大的机场看不到第三个人。他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

　　带弹着陆成功的消息迅速报告给周总理，总理高兴地说：“这是我国科学史一个奇迹，要认真总结经验。”

　　带弹着陆的次日，即1971年的最后一天，各路专家齐汇西北核试验基地。他们详细检查了投弹系统，没有发现问题，又对其它疑点一个个分析测试，都否定掉了。最后在燃烧弹的引火帽上发现了微小变化：操作者为了更好地打火，好心地把螺钉多拧了一圈，造成短路，酿成大“祸”。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

　　1972年1月7日，上级决定第二次进行实战氢弹投掷。天公不作美，西北核试验基地中午天气骤变，漫天雪花飞舞，戈壁风沙呼啸而来，厚厚的云层像锅盖一样覆盖着机场。12时20分，杨国祥驾起战鹰，穿越云团，直冲罗布泊试验场，当接近靶心时，他熟练地完成一系列准备动作，果断地按下电钮，飞机一阵剧烈抖动，氢弹投出去了，成功了！他抑制住内心的狂喜，急忙戴好防毒面罩，关闭座舱保护罩，高速飞向安全区。氢弹按预定时间——投出后的32秒，准时自动爆炸，刹那间，一道强光闪过，紧接着隆隆巨响直冲九霄，一朵灰黑色的蘑菇云，拖着长长的尾巴冉冉升向天空。我国第一颗实战氢弹试验终于成功了！

　　攀登国际航空医学高峰的人

　　谁能想到，一个1951年参加军干校的初中毕业生，分到空军后只在军区医校学了3年，却在45年后成为我国航空医学界一颗耀眼的明星。他就是我国工程院院士俞梦孙。

　　1969年我国开始Ⅰ型火箭弹射装置的研制，目的是为了解决飞行员低空飞行时遇到险情安全弹射跳伞问题。参与此项研究的俞梦孙和他的战友，首先设计研制了与众不同的遥测系统，测得了我国第一条火箭弹射过载曲线。接着就研究在这种火箭弹射条件下，人的生理耐极限的确定。如果用动物试验，不同于人体试验，但又不可能直接用活人进行无把握的火箭弹射试验。“怎么办？”俞梦孙果断提出，要用自己的身体进行火箭弹射试验。这是很危险的，可能造成脊柱骨折，终身瘫痪。战友们得知后，纷纷劝他：“你的试验任务很重，身体又不太好，试弹又有危险性，还是让我们去试。”但他坚决要自己试验。

　　1970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小火箭人体弹射试验开始了。俞梦孙英姿焕发来到试验场，有条不紊地穿戴各种弹射装置，坐在弹射架上沉着镇静待命。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他果敢地猛拉弹射开关，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俞梦孙在火箭推动下，升到了弹射架的顶端；接着他熟练地做着各种下降动作，安全地返回地面。试验成功了！火箭弹射救生设备定型所需数据获得了。

　　俞梦孙用智慧和生命创造这个电子模拟装置，比美国的类似模拟试验足足早了7年。权威机构这样评价：俞梦孙的此项工作，在国内是首创的，在国际上是领先的。美国相应的DRI标准是1977年在内部领域使用，80年代才解密，其学术和技术水平上与俞梦孙的该项成功相当，但俞梦孙的模型是用我国设备独立地研究成功的。此项工作，开创了生物控制论用于航空医学的先河，至今仍在生物控制的教学工作中引为范例，获得了生物医学工程学界高度的评价。

　　美丽神秘的西藏是人们十分向往的旅游胜地，但有人一想到高原反应就只能望洋兴叹。游客可以止步，但是到西藏保卫边疆的飞行员是必须去的。他们到了那里，高山反应强烈，不能立即飞向蓝天，不能进行体能训练，导致基础体能、飞行耐力的下降。怎么解决？

　　“如果无法破解这道难题，那不仅是航空医学的无能，更是我的最大遗憾。”俞梦孙带着他的航空医学研究团队飞向拉萨，进行艰苦深入的调研。从2006年到2013年6月，也就是他70岁到77岁之间，先后去了10次西藏。一个古稀老人，不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却自讨苦吃，甘冒风险去西藏攀登航空医学的高峰，这需要多大的勇气，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一部书让我完成了这样一次寻访。一部书让我读到了这样一部历史。

　　书写《悠悠蓝天情》的作者们是人民空军创建时期一代知识青年的代表。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把自己看成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他们懂得，只有每块砖砌在一起，才能造起一座伟大的长城。

　　俞梦孙院士曾用一句话诠释了自己内心的信仰：“在高原，一路上看到许多磕等身长头前行的人们，他们虔诚地用身体丈量心中的信仰。我也愿用我的一生来丈量心中不变的信仰。不同的是，我朝圣的是航空医学科研的神圣殿堂，是党和人民的神圣事业。”

　　正是在这样崇高的信仰指引下，他们谱写了一首时代颂歌，为历史留下了一幅不朽的画卷，为后来者积攒了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