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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学不只办成了衙门，更办成了政府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0/7/4 11:26:20 1742

《清华大学：王者之校》作者袁小怡

世界一流大学里的大师是一个时代之翘楚，是一个国家科学创新、技术独立的坚实后盾。而时下中国，中国大学地盘之宏大，馆堂楼宇之高耸，「天价校门」之堂皇，校内「正处、副处」、「正局、副局」、「正部、副部」的官衔之闪闪，而真正能独擎学术蓝天、指点创新发明江山的一流大师，却少之又少。

单就备受关注又令国人揪心的诺贝尔奖来说，并非中国人智力不及。在中国的大学里培植不出科学界的参天大树，但这些苗子一旦走出国门，在人家的世界一流的大学校园里，华人却能频摘诺贝尔奖，诸如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高锟等。这就是环境问题。《晏子春秋》有名言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后人用来比喻社会环境的优劣与人才成长的关系，即物由地而异，人随国而别。那么，到底是什么环境导致这种大师缺乏的局面呢？

大学独特灵魂的缺乏便是核心成因。教授和学生对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的精神匮乏，形成了一种思维僵化气氛，进而表现为对权贵的附庸化，求名、求利，没有学术自由，而潜规则氛围浓厚。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对大学精神的最好概括。坚守大学精神，首先就需要保障师生享有言论权利，有学术自由。教师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包括对政府的一些决策大胆直言。实际上，这正是政府所顾忌和要打压的，也是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放开的。

把施一公向温总理陈情「办学自主权」的这段话，放在清华大学历史百年变迁的历史背景下，显得备具讽刺意味。

要知道，自主办学、教授治校并非空穴来风，而是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曾经有过的一页，做得最好的即是清华大学，虽然这段历史已经如烟。如今，施一公看似「高瞻远瞩」的一番陈词却只是想让旧梦重回，无非是希望能回到百年前清华大学的治学模式。

从这种意义上讲，清华、中国高教或者中国前进了多少？抑或是，我们倒退了多少？

还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顶撞到校视察的蒋介石时，有过一个著名的观点：「大学不是衙门」，深受有识之士推崇；而如今，大学行政化、「衙门化」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令曾经人人仰慕的象牙塔蒙羞，更让关心中国教育的人揪心不已。

教授治校是学术至上，行政其中。大学行政化下的校长治校则是行政凌驾学术之上，而非行政为学术服务。两个路径，两种大学，前者是学问机关，后者是官场。学者邵建更是直言：「（现在的）大学不是办成了衙门，而是办成了政府——不信到各大学走一圈，看看楼道里各个门口上挂的牌子就明白了。」

蔡元培1917年执掌北大时，所努力推行的教授治校的办学体制并不是来自英美法日，而是借鉴德国。他曾指出，法国教育权集中于政府，大学皆国立，校长由政府任命。英美大学多私立，经济权操于董事会，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德国大学不论国立私立，行政权集中于大学之「评议会」。评议会由校长、各科学长与一部分教授组成。校长与学长由评议会选举，一年一任。同时，在评议会之外，还有教授会。

这样一种大学建构，也是时人梁启超的看法：大学组织应以教授团为主……大学校长可以由教授团推举，或互推或各教授轮流担任。从蔡、梁二位的表述中，人们不难得知教授治校的大概。

当时，清华大学两个当家部门「评议会」和「教授会」的构成和职责是：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以及由教授会推选出来的教授评议员构成，共七人，其中教授占五人，显然是以教授为主。教授会的构成是各行政部门的主任和全体教授，尽管以校长为主席，教务长为副主席，但构成主体依然是教授。教授会负责全校的教学，如审定全校课程、议决各种教务，同时还由它选举教务长和评议员。评议会负责包括教务在内的全部校政，如制定学校教育方针及各种规则，审定学校预算决算，同时议决全校教授与各行政部门主任的任免。可以看到的是，除了没有做到大学校长由教授推举或由教授轮值外，举凡校中的各级权力部门如各学系主任和各行政主任，都出自教授的选票，这还不包括教授在各种校务上的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回顾清华早期的历史，清华校长固然照例由政府任命，但这个校长如果不走教授治校的路线而试图搞魁阁式的校长治校，就很难在清华呆下去。当时清华校长频繁更迭的风波，除了受当时国内政局变化，北洋军阀政府不断改组的影响外，校内师生的坚决反对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恰好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而奋斗的历程。

大学行政化是中国大学一切问题总病根

《清华大学：王者之校》作者袁小怡

在「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对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

泛滥表示担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

按说，拥有高学位的博士，本应是各学术领域的研究性、创造性人才，大多数应待在高校

教职岗位或科研机构，从事专业对口的教育科研工作，这样才更有用武之地。但一个不争的事

实是，现在高校泛行政化现象日益蔓延，人们更多关心的，不再是学术水平，而是行政职务和

级别：有了官位就有权力，有了权力，再获取职称、课题、房子、车子等就不是什么难事。一

个即便有一定学术造诣的学者，如果没有行政领导的「恩准」，也很难获得应有的学术发展资

源，就更别遑论一般科研人员了。学术环境欠佳，成为部分博士「弃学投官」的重要原因。

此外，除了从社会上引进博士，官场本身也具有「造博」的内在动力。干部知识化是一个趋

势，但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中，将知识化简单地理解为「学历化」，不仅以学历的高低作为对

外录用干部的硬性指标，而且在内部的干部升迁中，学历越高胜算也越大。为获得更多的晋升

机会，或享受到更好的职务待遇，有条件的在职干部自然当仁不让，要想尽一切办法为自己弄

到一张博士文凭。一些党政干部手里掌握着公共权力，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人脉优势，他们一旦

「攻读」博士，其成功率自然要比寒窗苦读的在校学生高得多。这种「官员博士大跃进」现

象，无疑又进一步壮大了官员博士群体。

一些博士想当「官员」，而另一些官员又想当「博士」，如此一来，官场博士多于高校也

就不难理解了。无论是博士官员化，还是官员博士化，在现阶段都是不正常的：前者是对教育

资源的浪费;后者则影响教育公平，容易滋生腐败。

瞭望东方周刊刊登东仁的文章直指大学行政化的五宗罪。文章写道：难以想象，一个终日

忙于填表、完成工作任务乃至剽窃的教授，有朝一日竟能成为学术大师。而没有学术大师，所

谓国际一流大学又从何谈起？

「大学功利化」和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都指向同一个病根——大学行政化。而且不光

光是此二者，大学行政化堪称如今大学一切问题的总病根。简言之，大学行政化有五宗罪。

其一，大学官场化。

一方面，大学主要领导来源行政化，校长的任命成为教育主管部门的垄断资源，校长与教

育部门官员「交换」频频。我国大学校长的产生，基本上按照党政干部的方式来处理，直接由

上级任命，其中「985工程」中的38所国内知名高校还要由中组部直接管理。而教育部的司局级

官员直接下派到部属大学当校长更成为一种常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北京师范大学校

长锺秉林、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浙江大学校长杨卫等著名高校校长无不担任过教育部司长之

职。

另一方面，对应「985工程」的启动，中国高校中开始有了一批副部级干部，现在有31所大

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是副部级，还有专家建议说，要提高大学的地位，应更进一步提高校领导

的级别至正部。

大学要自主，首先校长要自主。官员转行当校长也并非全然不可取，但是校长都由行政任

命产生，来源单一，尤其缺乏由独立的遴选专家委员会公开选拔产生的渠道，势必助长大学的

官本位。

其二，资源分配行政化。

这一方面表现在中央各部委掌握着向学校分配资源的权力，为此，大学不得不与地方一样

「跑部钱进」，甚至用颁授博士等头衔去换取官员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学校内部，「官老

爷」把持一切，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等重要学术资源的分配中，各级领导都享有「特权」，

行政领导往往挤占了有限的学术资源。这些领导掌握着权力，决定教师拿课题、评职称等各种

事宜。九三学社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62.6%的受访者认为，本应在学术资源分配上发挥主要作

用的学术委员会，只是装饰或者仅能对学校重大学术事务提供参考意见。

其三，评价机制一元化。

一位颇有名望的教育学者表示，这么多年来，他虽然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掌声，但是几乎没

有得到过任何官方奖项。而如今的现状是，各种大课题和奖项多为政府所设，得到这些奖项，

意味着你的学术地位受到认可；得不到这些奖项，意味着你被排斥在主流学术圈之外。如这位

学者所言，政府奖励学术本是好事，但是仅以此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则不利于学术自主。

其四，教授人格矮化。

一位在美国留学多年的学者戏称自己为「表格教授」，因为在回国近五年的时间里，他把

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填表上——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

学基金申报表、单位考核聘任表，等等。这也是行政化使然，因为有多少一级学科，多少研究

基地，获得了多少社会科学基金，发表了多少论文，都是学校各级领导的政绩。正是在这样功

利性的高压下，我们看到了教授剽窃等人格矮化的怪现状。难以想象，一个终日忙于填表和完

成工作任务乃至剽窃的教授，有朝一日竟能成为学术大师。而没有学术大师，所谓世界一流大

学又从何谈起。

其五，学生世故化。

不可想象一个官本位的、功利化的大学，能够培养出温总理所说的具有「独立的思考、自

由的表达」的学生。就像一位教授所批评的：「现在社会上说学生不正义、圆滑、没原则，只

愿意自己过得舒服，这都是大学教会的，学生进门时候不这样，出去时候全会了。」本科生学

会了行贿教师换学分，研究生忙于为「老板」做项目而无暇学业，有些学生团体几乎成为「官

僚试验田」或「微型名利场」。

事实上，199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高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包括制定招

生方案、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制定教学计划、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面。只是十多年过去了，这

些自主权基本上都没有得到落实。大学行政化毫无松动之态，反而在日益强化。

比如近年来由教育部启动并严格施行的大学教学质量评估，屡屡爆出高校「造假」丑闻。

而高校则一肚子委屈，有全国政协委员直指这种细致到大学课件、教案是否规范的评估「劳民

伤财，鸡飞狗跳」，「把高校分为三六九等，制约竞争」。

（以上资料由医学院88岁祝寿嵩老教授提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