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这一改革总目标的提出有何意义，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改革图景是怎样的，如何把握“三个性”的改革方法论和“三个让”的改革根本目标？记者就此专访了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施芝鸿。

　　记者：确立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意义是什么？

　　施芝鸿：确立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意义在于，使全党全国人民都明确认识到：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要朝着什么样的聚焦点、着力点去奋斗，从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积小胜为大胜，确保改革攻坚战取得成功。

　　我们回顾历史，改革开放35年来，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我们党都与时俱进地提出改革总目标和具体目标。我们党领导的改革不但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而且始终是有明确的奋斗目标的。

　　记者：怎样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施芝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联、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即使有再好的制度，也是要靠人去执行的。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既要靠制度，又要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看成是我们党继提出工业、农业、国防、科技这“四个现代化”之后，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这表明，我们党和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正在不断朝着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目标前进，正在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运用。

　　全会《决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化、定型化提升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这不是偶然的。在全会《决定》中，现代化这个关键词共出现了21次之多。这是因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所以，全会《决定》不但是以问题为导向，而且也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指向的。

　　记者：为什么说“三个性”是改革的方法论？ 

　　施芝鸿：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年底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作为改革的重要方法论提出来的。全会《决定》把“三个性”写入总目标，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论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我们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涉及许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对涉及面如此广泛的改革，必须同时推进配套改革，才能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

　　比如，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涉及土地制度、财税制度、城市管理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等多个领域，如果仅就市场交易本身进行调控，效果总是有限的。这还仅仅是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如果从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来看，协同面更广、系统性更强，更应当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

　　记者：“五位一体”的具体改革目标实现后，我国社会将会呈现怎样美好的前景？

　　施芝鸿：到那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必将成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实现同步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定型、社会更加充满生机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同时，还应当充分估计到，深化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就能推动实现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同人的精神进一步解放的良性互动。就能使我国西部地区以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从担心不能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焦灼中解脱出来；使进城农民工从不能顺利实现市民化、不能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使广大农民从没有更多财产权利、不能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后顾之忧中解脱出来；使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从不能同其他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的不公平感中解脱出来；使社会底层青年群体从不能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的社会阶层固化中解脱出来；使中等收入群体从对职业生涯和财富增长的不稳定感中解脱出来；使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从不能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固化中解脱出来；使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困境儿童从对社会关爱服务体系和分类保障的阳光能不能早日照耀到他们身上的疑虑中解脱出来；使各级干部从应对各种考评压力、单纯以生产总值增长论英雄、为生产总值增长率全国排位的纠结中解脱出来。

　　记者：“三个让”的改革根本目的体现了我们党怎样的治国理政思想？

　　施芝鸿：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提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这“三个让”中的前“两个让”，是对党的十六大报告精神的重申，生动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高度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高度尊重和保护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在内的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高度尊重和保护一切合法经营、诚实劳动创造的财富，高度尊重和调动社会主义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三个让”中的第三个“让”，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则是对党的十五大报告精神的重申，这表明，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重要思想，在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是一以贯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