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钊猷:七十年从医生涯与新中国共成长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9/2/12 11:07:47 560
汤钊猷近照。 沈阳 摄
来源：解放日报2019年02月11日 第1版
汤钊猷院士耄耋之年仍在寻找抗癌“制胜法宝”，“我还有一支“未完成交响曲”
■口述：汤钊猷 整理：顾 泳
我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一年，考入原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可以说我的从医生涯与祖国共成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落后挨打、民不聊生，给幼时的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能在新中国成长为一名医生，有做科研、做学问的好环境，我从心底里觉得自己很幸运！
沈老给我改论文改到我脸红
考学时，爸爸说，“你人那么老实，还是学医吧，起码以后不会受人欺负。”进了大学顺利留在了中山医院，从一名小医生做起。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我国外科学奠基人沈克非教授给我“改作业”。我自认自己很认真，写的病史一直被医院当作模板展示，可那次写的论文，经由沈老批改，还给我时，几页纸上密密麻麻全是修改。哎呀，我当时真的好惭愧！原来医学再怎么严谨也不为过！
沈老的严谨，在我从医之初为我指引了道路。这件事也让我获益终身：严谨求实是医者必不可少的素养，更是一切为了病人的最根本要求。
真丝人造血管、拇指再造，在中山医院血管外科第二个十年的工作经历，令我毕生难忘：崔之义教授用老介福丝绸做人造血管，成为我国独一无二的创新；1962年我们启动了显微血管外科研究，解决了小血管吻合的难题，使杨东岳教授的“游离足趾移植再造拇指”的构思得以实现，我们合作连续做了5台手术，将第二个脚趾头“移花接木”到手上，从动脉、静脉、神经、肌腱、骨头到皮肤，手术做了24小时，就在现在中山医院3号楼的2楼手术室，我至今记忆犹新。创新是医学发展的灵魂。祖国的医学进步，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的创新。
一项原创大幅提高肝癌诊疗效果
1968年中山医院成立肿瘤小组，次年成立肝癌小组。周恩来总理指示，肿瘤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见病，我国医学一定要战胜它。刚从血管外科转行的我，一下子受了很大打击：一年500多个病人从我手上走了，一晚上值班5分钟内走了两个病人，连拉到太平间的推板都不够用！
为了研究肝癌病情，我们组成“上海市肝癌医疗科研队”，轮流在启东待一年。这支队伍组成是临床医生、基础和流行病研究人员，很快我们发现肝癌、肝炎与肝硬化之间的关联，并找到启东地区肝癌多发的原因：饮用长江末端水、当地玉米与棉花同种，玉米发霉易生出黄曲霉素，并提出“改水，防霉，防肝炎”的预防原则。
验血到底能不能测验出肝癌？其实国外科学家之前发现了甲胎蛋白（AFP），后来否定了AFP早期诊断肝癌的作用。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不能简单地对已有结果加以否定，很多早期肝癌患者能吃能睡，说服他们开刀需要冒着极大风险。最终困难克服了，我们有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独创发现：AFP对早期诊断肝癌有很高的准确率。
这一原创成果带来一系列后续效果：大幅度提高了肝癌诊疗效果，最开始没有活过五年的病人，渐渐有了，渐渐多了，这是我身为医生最大的欣慰。我国在医学科研领域的国际地位也一跃而升。
要让人看得起必须有“自己的东西”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作为青年科学家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癌症大会。此行国内只有10人参加，每人口袋里只有20美元。 下转◆4版（上接第1版）我们从上海飞巴黎转机，最终抵达阿根廷，留给我的报告时间微乎其微，只有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5分钟。由于要保证闭幕式时间，会务组告知演讲时间缩短至3分钟。
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国家花了这么大成本送我们出来开会，我带着这么多经验，短短3分钟，怎么说得清楚啊？！而肝癌专题会请了6位国际权威作报告，并没有安排我发言。我硬着头皮与会议主席商量，能否参加讨论？主席答应了。讨论时，我精心选择了7张幻灯片，讲完后本来我要拜访的国际学界大家，纷纷主动找我，“你的经验很宝贵啊！你们做得很好！”自此，我国肝癌治疗在国际领域积累起了声誉。
70年从医生涯里，后来我出席过上百次国际大会，其中不乏担任国际大会主席。这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的道路，第一次出国的经验更让我明白，要让外国人看得起，我们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东西。祖国要强大起来，还是要走自己的道路！
1987年我们14位中青年科学家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国家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这三句话时至今日仍萦绕我耳旁，给予我莫大的鼓励。
化中国式智慧为抗癌“制胜法宝”
治疗癌症，疗效是硬道理。在攻克小肝癌之时，我们也着手研究癌转移。国外学者提出癌转移的“种子与土壤”学说，1996年我们发表了第一篇关于转移性人肝癌模型的论文，后来发展成“转移模型系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其实这个奖来得有点意外。然而直到去年，美国最大的肿瘤医院——MD安德森肿瘤中心仍有学者来索取我们建立的模型。
而今我已经进入耄耋之年，肝癌转移的研究于我而言是一支“未完成交响曲”。我常反思，100多年前人类刚发现癌症起源于细胞，我们在杀死癌细胞之时，也要消灭与改造并举。我们在攻克癌症之时，重视硬件建设，更要重视软件建设。就像大家一样下一盘象棋，你我都有“车马炮”，为何你是赢家我是输家？硬件相同，软件才是制胜关键。
去年在昆明看到了我1975年肝癌开刀的患者，后来因癌转移又作了肺叶切除，而今他103岁，比我还要耳聪目明，这是对我最大的安慰！我们要用中国式的智慧来抗癌，除了干扰素等，我们发现游泳、买菜等都可以提升患者体内多巴胺，这些“游击战”在抗癌过程中不可小视。
遥想当年我刚进中山医院，只有300张床位；现在仅肝癌研究所都不止这些床位数。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持续发展，就不会有中国人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我相信，未来我们超越其他国家的关键，一定会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中国思维，中国思维还将为人类健康带来更多福祉。
我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一年，考入原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可以说我的从医生涯与祖国共成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落后挨打、民不聊生，给幼时的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能在新中国成长为一名医生，有做科研、做学问的好环境，我从心底里觉得自己很幸运！
沈老给我改论文改到我脸红
考学时，爸爸说，“你人那么老实，还是学医吧，起码以后不会受人欺负。”进了大学顺利留在了中山医院，从一名小医生做起。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我国外科学奠基人沈克非教授给我“改作业”。我自认自己很认真，写的病史一直被医院当作模板展示，可那次写的论文，经由沈老批改，还给我时，几页纸上密密麻麻全是修改。哎呀，我当时真的好惭愧！原来医学再怎么严谨也不为过！
沈老的严谨，在我从医之初为我指引了道路。这件事也让我获益终身：严谨求实是医者必不可少的素养，更是一切为了病人的最根本要求。
真丝人造血管、拇指再造，在中山医院血管外科第二个十年的工作经历，令我毕生难忘：崔之义教授用老介福丝绸做人造血管，成为我国独一无二的创新；1962年我们启动了显微血管外科研究，解决了小血管吻合的难题，使杨东岳教授的“游离足趾移植再造拇指”的构思得以实现，我们合作连续做了5台手术，将第二个脚趾头“移花接木”到手上，从动脉、静脉、神经、肌腱、骨头到皮肤，手术做了24小时，就在现在中山医院3号楼的2楼手术室，我至今记忆犹新。创新是医学发展的灵魂。祖国的医学进步，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的创新。
一项原创大幅提高肝癌诊疗效果
1968年中山医院成立肿瘤小组，次年成立肝癌小组。周恩来总理指示，肿瘤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见病，我国医学一定要战胜它。刚从血管外科转行的我，一下子受了很大打击：一年500多个病人从我手上走了，一晚上值班5分钟内走了两个病人，连拉到太平间的推板都不够用！
为了研究肝癌病情，我们组成“上海市肝癌医疗科研队”，轮流在启东待一年。这支队伍组成是临床医生、基础和流行病研究人员，很快我们发现肝癌、肝炎与肝硬化之间的关联，并找到启东地区肝癌多发的原因：饮用长江末端水、当地玉米与棉花同种，玉米发霉易生出黄曲霉素，并提出“改水，防霉，防肝炎”的预防原则。
验血到底能不能测验出肝癌？其实国外科学家之前发现了甲胎蛋白（AFP），后来否定了AFP早期诊断肝癌的作用。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不能简单地对已有结果加以否定，很多早期肝癌患者能吃能睡，说服他们开刀需要冒着极大风险。最终困难克服了，我们有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独创发现：AFP对早期诊断肝癌有很高的准确率。
这一原创成果带来一系列后续效果：大幅度提高了肝癌诊疗效果，最开始没有活过五年的病人，渐渐有了，渐渐多了，这是我身为医生最大的欣慰。我国在医学科研领域的国际地位也一跃而升。
要让人看得起必须有“自己的东西”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作为青年科学家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癌症大会。此行国内只有10人参加，每人口袋里只有20美元。 下转◆4版（上接第1版）我们从上海飞巴黎转机，最终抵达阿根廷，留给我的报告时间微乎其微，只有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5分钟。由于要保证闭幕式时间，会务组告知演讲时间缩短至3分钟。
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国家花了这么大成本送我们出来开会，我带着这么多经验，短短3分钟，怎么说得清楚啊？！而肝癌专题会请了6位国际权威作报告，并没有安排我发言。我硬着头皮与会议主席商量，能否参加讨论？主席答应了。讨论时，我精心选择了7张幻灯片，讲完后本来我要拜访的国际学界大家，纷纷主动找我，“你的经验很宝贵啊！你们做得很好！”自此，我国肝癌治疗在国际领域积累起了声誉。
70年从医生涯里，后来我出席过上百次国际大会，其中不乏担任国际大会主席。这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的道路，第一次出国的经验更让我明白，要让外国人看得起，我们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东西。祖国要强大起来，还是要走自己的道路！
1987年我们14位中青年科学家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国家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这三句话时至今日仍萦绕我耳旁，给予我莫大的鼓励。
化中国式智慧为抗癌“制胜法宝”
治疗癌症，疗效是硬道理。在攻克小肝癌之时，我们也着手研究癌转移。国外学者提出癌转移的“种子与土壤”学说，1996年我们发表了第一篇关于转移性人肝癌模型的论文，后来发展成“转移模型系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其实这个奖来得有点意外。然而直到去年，美国最大的肿瘤医院——MD安德森肿瘤中心仍有学者来索取我们建立的模型。
而今我已经进入耄耋之年，肝癌转移的研究于我而言是一支“未完成交响曲”。我常反思，100多年前人类刚发现癌症起源于细胞，我们在杀死癌细胞之时，也要消灭与改造并举。我们在攻克癌症之时，重视硬件建设，更要重视软件建设。就像大家一样下一盘象棋，你我都有“车马炮”，为何你是赢家我是输家？硬件相同，软件才是制胜关键。
去年在昆明看到了我1975年肝癌开刀的患者，后来因癌转移又作了肺叶切除，而今他103岁，比我还要耳聪目明，这是对我最大的安慰！我们要用中国式的智慧来抗癌，除了干扰素等，我们发现游泳、买菜等都可以提升患者体内多巴胺，这些“游击战”在抗癌过程中不可小视。
遥想当年我刚进中山医院，只有300张床位；现在仅肝癌研究所都不止这些床位数。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持续发展，就不会有中国人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我相信，未来我们超越其他国家的关键，一定会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中国思维，中国思维还将为人类健康带来更多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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