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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加麟、裴钢等论述“脑计划”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问题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9/2/12 10:50:25 446

                                                                           来源:同济医学院2019-02-11 22:15:25 

        在我国,大约有1/5的人患有慢性神经退行性疾病或者神经精神障碍,由此带来的社会和经济负担是巨大的。中国“脑计划”(China Brain Project)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来,国家“十三五计划”(2016-2020)以及“科技创新2030”两个重要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了要发展中国“脑计划”,该计划以揭示大脑认知的神经基础、开发脑疾病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方法、开发脑刺激智力技术为目的【1】

中国的脑计划将主要关注三种神经和精神疾病:儿童自闭症、成人抑郁症以及老年人群中的阿尔茨海默病(AD)。因为,在中国目前有大约100万自闭症患者,城市中还有高达6%的人群有严重抑郁症(被诊断的患者中,有一半人群在其一生中有过自杀行为或自杀意念等)。此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中国有超过15%的人口年龄超过60岁,鉴于AD在老年人群中高发,因而解决AD的系列问题迫在眉睫。


近年来,由于有迫切的需求加上政府以及公众的支持,对于脑的认知不断发展以及相关技术得以不断创新。然而,随着这种快速发展,也出现了法律、道德和社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适当的解决,短期来看可能破坏神经科学的成就,从长远考虑则会影响社会繁荣和人类福祉。因此,“脑计划”项目宗旨之一是解决神经科学领域内的伦理问题。


2019年2月7日,“脑计划”项目部分组织与实施专家郑加麟(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中科院院士裴刚等在Neuron杂志发表了题为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n Bra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Neuroethics in China—a Culture-Oriented Perspective的观点文章,就神经科学领域内的伦理问题结合中国儒家文化和当代思维进行了讨论【2】

 


 


《论语》有云:“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do not impose on others what you yourself do not desire )。“脑计划”有责任尽一切努力避免对个人、社会造成的任何潜在危害。于此,研究者们针对2017年在韩国召开的全球神经伦理学峰会(2017 Global Neuroethics Summit)上提出的五个神经伦理问题,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进一步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之道(本文中的意见和建议来自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




问题1:神经伦理下的独立人格

我国有着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与文化,孕育出了独特的中国文化,其中包括“群众的力量”。“双人成从,多人称众”强调了集体的力量。在此指导下,为了共同目标,个人的价值有可能受到抑制,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个人的人格被忽视。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个人隐私以及一些个性化的东西历来被低估。因此,今后需要重视上述问题。


问题2:器官捐献问题

“脑计划”的开展离不开“脑”,而“脑”则来自于正常人以及病人的捐献。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思想的影响,一直以来器官捐献是一件困难重重的问题。尽管自2010年来,中国红十字会和国家卫生部门一直在大规模宣传器官捐赠,但是收效甚微,据2016年红十字协会统计,我国仅有80000名注册器官捐献者(http://www.cotdf.org),这一数字远低于其他国家(截止到2016年,美国有1.3亿人登记了器官捐献)。然而,未来中国将会有新的举措鼓励器官捐献,值得期待。

问题3:神经疾病的污名化

“脑计划”的目标之一是开发神经疾病的早期筛查,然而由于精神类疾病多多少少已经被污名化,早期筛查则会被动地给被筛查人群带来潜在的“歧视标签”。比如,2018年深圳15户自闭症家庭欲入住公租房则被业主拉横幅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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