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往事悠悠

往事悠悠

《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0/6/3 22:25:44 2948

                                   2010年02月25日16:1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连载：《张耀祠回忆录》　作者：张耀祠　著 
  本书以回忆录的方式，记述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期间的点点滴滴。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卓越领导者。毛泽东是一代伟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的一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光辉的一生。他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奋斗了一生，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实现了他的伟大理想和全国人民的心愿。没有他的坚强领导，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毛泽东主席！

作者简介：

    张耀祠，1916年2月5日出生于江西雩都（今于都）县葛坳乡新安子村一个贫农家庭。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总参谋部警卫局第一副局长等职，在毛主席身边负责安全保卫工作40多年。

第一章：走进中南海
　　我说：“中央警卫团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安全。这项任务很艰巨，责任重大，我怕完不成任务，不能胜任这项工作，最好另选别的同志来吧。”
 
 
第二章 ：毛泽东在滴水洞的前后行踪
　　关于毛泽东主席在滴水洞与世隔绝11天，社会上众说纷纭，传得沸沸扬扬。的确这11天，是毛泽东思绪最复杂的11天，也是谜一般的11天。在这个“西方山洞”里，他唯一的一次外出，仅走出洞口约300米远，没有见过任何人。现将毛泽东主席在滴水洞的前后情况记录如下。
 

                         一、组建8341部队
　  1953年，中南海。
 5月的一天，中央警卫师政委张廷桢通知我说：“汪东兴同志有事找你，你上午去中南海。”　　
我当时是中央警卫师副政委，我想找我会有什么事呢？我到了中南海汪东兴局长办公室，他当时是中央公安部九局局长（注：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局长对我说：“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警卫团，负责保卫党中央领导核心，保卫五大书记，住中南海内的政治局委员和住在中南海内党、政、军领导机关及住玉泉山、新六所中央领导同志和机关的安全任务。”“现在调你来中央公安部九局任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

　　我说：“中央警卫团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安全。这项任务很艰巨，责任重大，我怕完不成任务，不能胜任这项工作，最好另选别的同志来吧。”　　汪局长说：“上级已决定了，不要变了，你快点来吧，把中央警卫团组建好。”　　我到职后，同中央警卫师一团团司令部机关同志们一道，一方面做好保卫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的安全，完成好保卫政治局委员和党、政、军机关、玉泉山、新六所首长和机关的安全任务；一方面组建8341部队。1953年5月上旬，以中央警卫师一团机关、部队为基础（一团的前身是延安中央警备团，这个团的干部资历比较老，部队军政素质也好），全团干部战士作了些调整，不够的从别的部队选调了一部分。中央警卫团按照编制组建起来了，这样，任务交接完了，部队也组建好了。　　
我们向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了报告。按编制序列，中央警卫团的代号为8341部队。机关对外联系工作，干部、战士写家信与亲朋、好友通信往来，都用8341部队的代号，不用中央警卫团的番号对外，以利保密。　　  
8341部队的代号就是这样来的，而并非像社会上传说的那样神，说什么“开国大典后，毛泽东派人访老道，老道写了‘8341’四个字，毛泽东不详其意，就把它作为自己警卫部队的番号。直到毛泽东逝世后，人们才发现，原来这个数字有两个预示，一个预示毛泽东活到83岁，一个预示毛泽东在位41年。”细一推算，毛泽东确已活到83岁，从遵义会议到毛泽东去世也是41年。如果把“8341”这个代号分为两个数字来理解，纯粹是一个巧合，绝不是什么老道的灵验。毛泽东压根儿就没有派什么人去访过什么老道。　　
8341部队的建制是归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领导，警卫任务是归中央公安部九局领导，时任中央公安部部长的是罗瑞卿。　　
1953年6月9日，在中南海团部会议室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我在会上宣布了中央警卫团的成立。根据上级决定由我兼任中央警卫团团长，杨德中为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张宏为副团长兼团司令部参谋长，王化宇为团副政治委员兼团政治部主任，王连龙为团政治部副主任，周广益为团后勤部部长，程会仔为团后勤部副部长。宣布了团的编制，传达了九局汪东兴局长对中央警卫团确保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全任务的指示和要求。　　
1953年6月22日下午，在中南海东八所，召开了全团军人大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九局局长汪东兴、中央警卫师政治委员张廷桢在会上都讲了话，对保卫好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绝对安全作了重要指示。他们特别强调，中央警卫团担负的任务是艰巨的，责任是重大的，也是光荣的。你们要保卫好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安全，保卫好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安全。在城市环境中要学会过硬的本领，提高军政素质，要搞得过敌人。保卫好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安全，要求只准做好，不准做坏……　　
中央警卫团的任务增加了：人民大会堂、天安门、钓鱼台国宾馆、毛家湾、北戴河和中央领导同志及外宾行车路线的安全，都在我局范围内由中央警卫团负责。随着警卫任务的增加，到1968年，这支部队便增加到了数千人。　　
警卫工作在城市环境中，主要以公开的武装形式同隐蔽的阶级敌人作斗争。特别要防范两种敌人：一是职业特务，专门搞暗害活动，收集情报；利用金钱美女，引诱和收买我内部立场不坚定的分子为他们服务。二是亡命之徒，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极大不满，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高级领导干部有刻骨仇恨；还有敌对分子，对现实社会某一件事怀有极大不满而进行发泄报复。　　
对此，在部队组建不久，我对中央警卫团的各级干部，进行过几次轮训，在形势和任务教育中，特别讲了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残酷性和尖锐性。无论是国际的、国内的反动阶级和反革命分子都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灭亡，他们仇恨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和高级干部，仇恨工人、农民、劳动群众翻身得解放。他们拼命挣扎，训练特务分子，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暗杀革命领袖和高级干部。例如，苏联一个女特务乘列宁上汽车时，向列宁连开了几枪，那些子弹是有毒的。在中国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参加军区的晚会，在台上讲完话刚下台，某军分区宣传科长向他连开了三枪，黄当即牺牲了。这是地主出身的反革命分子对土地改革时因他父亲被斗，而心怀不满进行阶级报复，罪犯当场自杀而死……　　
我们对干部、战士教育时，特别强调了武装保卫工作的特点。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中央领导同志和党政军机关周围的武装警卫，每一个岗哨，都是严防阶级敌人的第一道防线，这一道防线是最关键的防线。这一道防线如果被敌人突破了，就会危害首长的安全。我们的武装警卫，特别要严密防止那些不分时间地点、不分白天夜晚、不管刮风下雨，伪装成各色各样的人混进警卫区，破坏我们的警卫目标。　　
我们教育全体指战员，警卫工作必须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失去了革命警惕性，离危险就只差一步。什么是革命警惕性呢？革命警惕性就是阶级坚定性，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安全的责任心。“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敌人是伪装成各色各样的人，他在暗处，我们的警卫是在明处，哪里有哨兵一眼就望见了。我们的警卫战士要具有高度的警惕性，防止和消灭各种“暗箭”。我们要求警卫部队，不仅要具备英勇献身精神，还要学会同隐蔽敌人作斗争的本领，既要心细如丝，又要不畏强暴。
另外，还要警惕和预防自然灾害，如火灾、抽烟失火、雷电起火、电线起火、地震、水灾等。　　
我们在做好人身安全保卫的同时，也注重了政治保卫，维护政治影响。中南海有的岗哨有时拦住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汽车，有时机关工作人员出入门卫也被拦住，我们认为这是有关政治影响的问题。因此，教育每个哨兵要熟悉业务，记住首长的汽车牌号、姓名、特征及其他记号，尽力熟悉机关工作人员，便于他们出入营门。　　
加强保密教育。一个革命军人如果丧失了革命警惕性，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就等于向敌人缴了械，安全就没有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要受损失。保密工作做得好，敌人搞不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机密情报，敌人就好比是个瞎子，找不到我们的目标。有失密、窃密，才要重视保密，做好保密工作，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安全。　　
中央警卫团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安全，做到了“五个忠于”，即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职守。新中国建立以后，一直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政治事故。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毛主席身边。内卫是8341部队一中队，无论是毛主席在中南海，还是外出到各省市巡视工作都紧跟不离。　　
陈长江副大队长兼一中队中队长、李连庆指导员领导一中队的全体同志天天跟随毛主席，他们敬仰毛主席，热爱毛主席，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毛主席一般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这是从战争年代就养成的习惯，不易改过来。但白天很难安静下来。那时，中南海里麻雀成群，噪声不断，一中队的同志想了好些办法保持毛主席睡觉时周围的安静。一个战士建议说：“铲草除根，捣毁麻雀窝”。经过几天的努力，附近的所有麻雀窝都不在了。麻雀失去了家园，不知道迁徙到什么地方去了，但中南海仍有不少鸟儿在乱叫。后来又采用土块打鸟的办法，土块打上去，土散鸟飞，又没有响声。大家觉得这个办法最好，于是都用土块对付那些喳喳乱叫的鸟，效果还真不错，以后鸟儿也来得少了。　　
这时，一位战士写了一首小诗：　　
同志，　　
请你别吵，别跑，　　
我们的领袖睡觉了，　　
他昨夜开会一直到了拂晓。　　
风啊，　　
请你轻些，再轻些，　　
让领袖安静地歇一歇，　　
你看他前天办公到现在，　　
已有两天两夜。　　
小鸟，　　
请你别唱，别叫，　　
让领袖舒舒服服睡个觉，　　
下午他要接见先进工作者，　　
晚上还要作报告。　　
这首小诗，表达了警卫战士对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其实，毛主席也爱护着身边的警卫战士，毛主席熟悉的一些战士调走后，他还经常念及他们，如曾文、韩庆余等，都是在他身边工作时间较长的同志。主席每每提及他们，总是处于一种怀旧的留恋之中。

           二、我1933年参加红军站第一班哨，就在瑞金毛主席住所门口
1954年的一天，我随毛主席去广州越秀山露天游泳池游泳。毛主席下游泳池游了一圈，上了岸。　　
主席问我：“你经过长征没有？”　　
我说：“我经过长征。长征开始时，我在红八军团保卫局侦察科，到了贵州黎平，被调到国家保卫局侦查科任科员。”　　
当时我没有说参加红军站第一班哨，就在毛主席住所的大门口，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离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工作岗位。　　
这里，我简单作一个历史的回顾。　　
我1916年2月5日（民国五年）出生在江西省于都县葛坳乡新安子村。3岁时父亲逝世，10岁时大哥也去世了，是母亲把我带大。1929年，毛泽东、朱德领导工农红军解放了我们家乡，成立了胜利县政府、曲洋区政府、石灶乡政府，把农民都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赣南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中央苏区得到很大的发展，到1933年，中央红军已有8万多人。　　
我于1931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当过儿童团长、少先队大队长、乡共青团支部书记。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我们放哨、查路条，防止白军特务混进苏区侦察情报，配合游击队打击进攻苏区的白军和靖卫团的破坏。1933年5月，党中央提出扩大铁的红军100万人、粉碎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号召共青团员和青年踊跃参加工农红军。石灶乡由我带头，有40多人参加了红军少共国际师。同年7月，我被调往瑞金县沙洲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警卫连，担负保卫毛主席和政府机关安全的任务。　　
那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了我们的党，中央苏区的领导层很快发生了变动，先是成立苏区中央局机构，由项英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先后派项英、任弼时两人来到中央苏区，成为党的最高负责人。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迁移到中央苏区直接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和所有地方部队均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毛泽东原来担任的红军中的党的、军队的领导职务全部被剥夺了，只让他到瑞金中央政府任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管政府工作。1934年1月中旬，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让毛泽东参加会议，会上大批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是“富农路线”，还对许多好干部进行批斗或给予撤职处分。后来，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政府的实权进一步架空了。毛泽东自失去兵权后一直到长征开始至遵义会议前，再没有回到军队中任职。在军事斗争压倒一切的形势下，毛泽东的这种状况已经失去了在中央苏区的领导权和发言权。但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有深厚的根基和群众威望，又是中央政府主席，所以，他仍然享受苏维埃国家一级安全保卫的待遇。　　
中央政府警卫连成立后，边整训，边执行任务。这天，班长安排我上哨，这是我当兵以来站的第一班哨，没想到这第一班哨就站在了毛主席住所的大门口。我站在那里，手持着枪，感到既紧张又激动。　　
不多一会儿，毛主席拖着疲惫的身体出来了，他是到屋外面散步的，我心里反复默念：“毛主席，是毛主席！”　　
下哨后，我兴奋地对全班同志讲：“我今天见到毛主席啦！”　　
那时，毛主席细长个子，面骨突出，身体很弱很瘦，两眼充满了血丝，虽然如此，仍然显得炯炯有神。在战争年代的环境里，中央领导同志每天每人也只供给12两粮食，5分钱菜金，生活非常艰苦，我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毛主席的身体状况显然属于营养不良。　　
1934年4月，中央决定从中央政府警卫连抽调一部分同志到红八军团，我被分配到军团保卫局侦查科任科员。同年5月，部队由瑞金出发经过江西于都县，到兴国县崇贤前线，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进行了几个月的激战。1934年10月上旬，部队从前线撤离，向于都开进。 九九重阳节这一天下午，红八军团等部渡过于都河。从此，中央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那时，领导上不讲长征，而讲“大反攻”。反攻到什么地方？没有人讲。我们大家只是跟上部队，天天爬山。白天敌机侦查轰炸，大部分是夜间行军。夜间走路，人很疲劳，特别是青年人熬不了夜，走着走着，只要大队人马稍站一下，站着就睡着了。说来好笑，其实是真事，我个人就有好几次一站定就睡着了。遇上爬大山时，部队在白天准备点火用的竹子，到了晚上打着竹火把爬山。走到山顶上，再回头看后面部队的火把从山沟到半山腰就像一条蜿蜒的火长龙，真好看。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湖南的湘江，部队损失极为惨重，红八军团几乎打光了。中央红军打到贵州省，占领黎平县，部队进行了整编，八军团残部被分散到其他军团，军团保卫局的人调了一部分到国家保卫局，我被分在该局侦查科任科员。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城后，1935年1月9日中央领导同志进城时，我参加了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和毛主席入城仪式，参与了毛主席在老城府衙门广场向群众演讲的安全保卫，当时毛主席站在条凳上向群众讲话，我就站在他的侧前一点的位置。1月15—17日又执行三天遵义会议的安全保卫任务。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

                     三、南巡中毛主席同我的一次谈话
1962年6月，我随毛主席出巡南方。　　
专列奔驰在江南的大地上。在杭州至南昌的途中，毛主席把我叫进了公务车厢，他正躺在床上看一本线装书，见我去了，放下书，挥挥手：“坐坐！”毛主席叫我去谈什么，我心里没有底。但我早就知道毛主席对调走的战士很怀念，是不是要谈这件事情呢？于是我先向毛主席作检讨，我说：“主席，1959年上级要我们一中队的人减少一点，我当时没有请示主席，把主席熟悉的同志调走了。”我说：“像曾文这样一些同志调到什么地方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若当时请示主席，就不至于发生这事！”　　
主席说：“是呀，应该给我说一声嘛！有些同志天天见面，现在看不见了，很想念他们！”　　
主席呷了一口茶，然后点上一支烟，又说：“这是小事，调走几个人，我这里的‘墙’也垮不了，过去王明，就把‘墙’推倒过。”毛主席第一次给我讲了他在江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移到中央苏区瑞金的情况。他说：“28个半（即28个半布尔什维克。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王明为首形成的教条主义派别）统治了中国共产党4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注：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吓唬中国共产党，凡是不赞成的就要打，结果来了个二万五千里长征，把中央苏区搞垮了。”“那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开会，不让我参加（注：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只让我管点群众工作，毫无发言权。”　　
“一直到了1934年11月，中央红军过了第四道封锁钱之后，红军发生了行动方向问题。红军是要到湘西与贺龙会师呢？还是打到贵州去？按照原定计划，是要到湘西（经共产国际批准的）。在这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他们在湖南通道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这一回他们才请我去参加会议。在会上，李德、博古仍主张按原定计划向湘西方向进军。我当时就发言说：建议中央红军放弃与贺龙会师的计划，改变路线，不向湘西挺进，而挥师向西，尔后向北进入贵州。贵州情况要好得多，因为黔军力量较弱，类似在广西走廊遭受两面夹击的可能性极小。所以，红军在贵州有可能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便整顿被打散的部队，研究今后的行动计划。而如果按原定路线前进，就会遇上蒋介石所埋伏好了的20万军队，一路上大山也多，我军就有被消灭的危险。”　　
毛主席点上烟，接着说：“我这么一说，朱德首先表示同意，接着，周恩来、王稼祥也表示了赞成。”　　
毛主席对这一段历史实在是记得太清楚了。他说，“那时候，中国党和红军处在危急关头。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首先由博古作正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　　
毛主席扳着指头说：“我一个，朱德、王稼祥、张闻天、陈云等一些同志都在会上发了言。在讨论中，到会的很多同志对博古的报告很不满意，他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讲客观原因多，讲主观原因少，也不承担责任。许多同志发言严肃地批判了李德、博古‘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认为不解决错误路线问题，可能会使全军覆灭。当时朱德就说，李德在国民党蒋介石军队第五次‘围剿’中，命令红军打阵地战，其结果是丢掉了江西苏区，牺牲了很多人。最后，我们还是撤离了江西中央苏区。而西征开始的军事策略也是错误的，害怕接敌，仓皇逃跑，以致损失惨重，这也是中央的责任。如果继续这样领导下去，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　　
毛主席呷了一口茶，说：“朱德讲到这里，王稼祥接上了，他说，同意总司令的看法，我重复一句，错误的路线必须改变，‘三人团’（注：博古、李德、周恩来）得重新考虑……他十分坚定地说，‘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这时候，张闻天也站了出来，他说，‘请问博古同志能再继续领导下去吗？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赖洋顾问，我们自己要有点主见。我完全赞成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同志。’陈云也说，过湘江的教训不能再重演了，‘三人团’的领导必须改变，博古同志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再继续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希望大家慎重考虑。”　　
毛主席继续讲：“我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最根本的是在制定战略战术上犯了‘左’倾的错误，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这样哪能打胜仗呢？这完全是瞎指挥嘛！”　　
毛主席谈得慷慨激昂。谈到李德，毛主席说：“共产国际派李德到中国来当中国红军军事顾问，博古不懂军事，李德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就同博古结合在一起，博古把李德奉为最高顾问，指挥一切。第五次反‘围剿’的重大军事行动都是李德决定的，推行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蒋介石调动了几十万军队，筑起了千万道封锁线，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而李德、博古则以‘先发制人’、‘六路分兵’、‘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一寸土地’、‘不打烂坛坛罐罐’的错误方针，同优势的敌人拼消耗，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　　
在五次反“围剿”的严峻的残酷的战争中，中央领导人的决策者，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在敌人兵力多、我军兵力少，敌军强大、我军弱小的情况下，应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寻找机会歼灭敌人的一部分或敌人主力，粉碎敌人的“围剿”。但是，博古、李德不听同级干部和下级指挥员的正确意见，一意孤行坚持错误的作战方针，结果使红军主力越打越少，中央苏区的地盘越打越小。“左”倾错误军事路线，使中央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丢失了中央苏区。　　
毛主席非常沉重地说：“中央红军撤离赣南闽西中央苏区时，有八万六千多人。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过湘江，红八军团被打垮了，红三十四师几乎全师覆灭，全军兵力损失了五分之三。到达贵州遵义城，中央红军只保持了四个军团的番号，一、三、五、九军团，实际上只有16个团，1个干部团，还剩3万余人。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党啊，真是多灾多难！”遵义会议后，决定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中央红军行动。新的三人领导小组一成立，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毛主席这次跟我谈话，我也提了一些问题，毛主席很高兴，他谈了40多分钟。　　
列车继续向南昌奔驰，我陷入了久久的沉思。毛主席这次谈话，对我是一次深刻的党的历史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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