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国家出台了《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从宏观经济角度着眼，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有利于城市的剪刀差。农民成为工业化的垫脚石。

学者温铁军在《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一书中也引用了上述估算方法：“据估算，1959-1984年国家征购粮食共约1.25万亿公斤。统购与市场价格的差额约为2500亿元。”1952-1986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加上农业为国家交纳的税收1044.38亿元，两项合计6868.12亿元，约占农业新创价值的18.5%。另根据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的推算和温铁军引用，“1953-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25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总额估计在6000亿-8000亿元。而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9000多亿元。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来源于农业。”

如果说这些数字尚不足以给你震撼，那么真实的生活会帮助你读懂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确立不久就赶上“大跃进”，紧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户籍便决定了生死。困难时期，城里人保证有粮食供应，哪怕是定量供应。

所谓定量供应，就是根据东西的多少，按人分等级平均供应。那时对职工干部和城镇居民主要生活物资的供应标准是：成人每月粮食22至25市斤，食油2至4两，肉2至5两。实际上，这个标准也难以保证。粮票分三类：全国通用粮票、军用粮票、地方粮票。前两种粮票分别在全国和全军使用，地方粮票是哪个省的只能在哪个省使用，跨省无效。食油票，随粮票印发。困难时期成人每月供应二两。布票，不分供应标准，居民农民、大人小孩一样，每人二尺。棉票每年每人一市斤。限时购买，过期作废。糖票，无规定标准，也不保证供应。三年困难时期每人供应过二两。产妇、肝炎患者凭医院证明，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买一点。此外，还有众多的蔬菜票、煤油票、火柴票、豆腐票、豆渣票、花椒票、草果票等等。即使是城里人，不同城市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供应相对充足，而中小城市就差远了。

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中小城市粮食供应不足，导致很多人得了浮肿病，但真正饿死的很少。大量饿死的是农村人。当时，一碗粥价格一毛五，可要二两粮票。农村人没有粮票，就算有钱，也买不了一碗粥。在户籍制度严格执行的时代，“禁止农民流动求生”，农村人无法离开土地，只能在家等死。

农民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前，确实非常相信共产党的政府是为老百姓的政府，农民经常说“共产党不兴饿死人”，因此在发生饥荒时，农民都对政府抱有极大的希望，认为政府不会见死不救，等待国家发救济粮，救他们的命。事实证明我国当时的许多干部辜负了农民的信任。究竟饿死多少人？学术界有争论。按保守估计，农村有上千万人饿死。

那一刻，户籍的分别不是贫富，而是生死。

户籍制度实施以后，农村人地位就变得特别低，命贱、不值钱，连死的价值都不一样。即使到了21世纪，在一起车祸中，如果死了两个人，一个农村人、一个城里人，赔偿金额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