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可谓空前绝后:
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位居国家主席夫人的风华之时,一夜间被假以罪名,投入监狱长达12年之久。出狱后仍然正视历史,真诚地拥抱生活;
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大家庭的兄妹中,既产生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夫人和电子部副部长等中共高官和知名人士,也有人担任了国民党总统的经济秘书、国民党空军总部的作战处长等,但兄妹间融洽仍同手足……
十五年前,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因为一次采访活动,和时任武警水电部队政委的刘源等五人一起赴藏。在蜿蜒的雅鲁藏布江边,我对他说:您的父亲刘少奇是属于这个国家和党的财产,人们耳熟能详,但你的母亲家族却鲜为人知,同样让人扼腕生叹,应该写出来才好。刘源笑着说:我哪有空闲啊,你不正可以写吗?
物换星移的后来十多年中,王光美作为杰出的女性,参与了救助千百万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竭诚为贫困弱势群体奔走疾呼。她主持了毛泽东、刘少奇两家后人的聚会,相逢一笑泯恩仇;她不断反思历史,参加和组织了纪念刘少奇的许多活动,大声疾呼绝不能让“文革”那样极左思潮的悲剧重演。她更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在她去世后第五天,中国消除贫困奖在人民大会堂揭晓,她获得特殊成就奖,全场为她起立默哀。而四天后,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数千民众向她隆重告别、送行。
作为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夫人的王光美,在身处荣誉之时,悉心照顾丈夫,教育儿女成才。当狂涛般的侮辱和诽谤袭来时,她坚强抗争,忠贞不渝,勇敢地站在丈夫身边。在身心遭受极大的牢禁摧残时,仍坚如磐石,从不背叛对丈夫的感情,从不动摇对正义的信念。晚年她以病弱之躯,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博爱而不懈努力……王光美联系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完全可以有一部属于她自己的大书——
王光美出生在一个富裕的旧式官吏家庭,早年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她上高中时,是当时闻名北平重点学校的“数学三王”之一。享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邓昌黎等,是她熟悉的学长和师友。当她的四哥和四妹、五妹都投身革命,加入共产党时,她作为中国第一批女物理硕士之一,仍在著名的辅仁大学研究院任物理系助教,信奉和践行“科学救国”理念。她被北平地下党组织推荐,成为“军调小组”中共方面的英语翻译时,仍未放弃赴美读博修完学业的念头。但她最终被进步和正义事业所感召,向往并奔赴延安。
在维系当时中华民族命运兴衰的延安,在轰轰烈烈土改中的晋西北高原,王光美的科学梦想逐步为政治理想所替代。为刘少奇庄重、敬业和坦诚的风格所感动,更缘于对中国革命领袖的敬仰和向往,她最终和少奇走到一起,在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中,她和刘少奇开始演绎一个充满革命色彩的伟大的爱情故事。
光美与少奇,从遥远的地方和完全不同的生活背景中走到一起,真是奇、美的结合,有着许多的偶然和太多的必然。婚后,光美担任了刘少奇的秘书,忠诚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恪尽职守,辅佐丈夫的事业,照料着中南海里当时有名的多达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她先后陪同少奇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调研考察,七次作为国家主席的夫人随同少奇出国访问。这也正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最辉煌的一段历史时期。
无论刘少奇的处境多么险恶,特别是在全国8亿多人都高喊“打倒刘少奇”时,她把刘少奇对她讲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嵌刻在心,坚信历史总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在得以彻底平反后,她历经冤狱而无一丝消沉,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工作中,荣膺第五、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或政协常委。她的晚年平静但不平凡、乐观而又庄重。
王光美的一生总让人能感受到某种本真自然的人生内涵,它比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更深刻久远。在她丰富的人生经历中,她的感悟和思考弥足珍贵。在从国家主席夫人到沦为“囚犯”,在从监狱走出而再度成为社会著名人士,这令人难以承受的悲欢跌宕之重,王光美是如何做到宠辱不惊,冰清玉洁的?在牢狱中得知自己丈夫在多年前不知所以地死去时,她如何去寻求和面对历史的真相,如何抚平自己内心中的创伤,以人性的真善美来回应丑陋和低下?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何以偏离社会运行的常态,失去理智的平静而陷入癫狂和鼓噪之中?这些历史的解答都赖于时代的复杂背景,而不是一本书所能阐述和探究明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王光美的研究和探讨,以及对相关历史事件的缕析,才刚刚开始。
谨以此书献给这位伟大母亲和她开创的幸福工程!
出身名门望族
王光美的家谱,记载着一个曾经显赫的家族。这份珍贵的家谱在十年动乱中曾流散市井。刘少奇被平反后,一位深明大义的人士,发现年谱中有王光美的名字,遂重金购来,专程从四川送到北京,辗转送到王光美的手中。
在王光美的家谱上,这样记载着王光美的父亲:王治昌,号槐青,早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专修法律,毕业后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改学商科。回国后在清末科举应试中,考取商科举人。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时,任农商部参事,后升至工商司司长、代理农商部长……
王治昌是当时管理中国经济的重要人物之一,深受北洋政府器重,曾被授予“特命全权公使”头衔,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另一次是1921年讨论裁减海军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在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国名人录》中,他被冠称当时中国政府内的“革新派”人士。
王治昌学识深邃,思想开明,敬佩和同情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事业。1925年8月20日,他的留日同学兼拜把兄弟、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后,被誉为“绝无党派门户之见”的王治昌,愤而退出北京政坛,闲居北京西单旧刑部街,和妻子儿女们过起了平民隐居生活。日伪时期,为了生活所计,他把相邻的两个院落先后出租,聊补炊米。当日伪邀他出仕做官时,他坚辞不受。解放后,年逾古稀的王治昌由周恩来总理任命,担任了中央文史馆馆员。1956年病故。
王光美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世家,毕业于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院,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叔叔是与李大钊一起就义的烈士。她贤达、进步,教子有方,曾冒险掩护和营救过多名我党地下工作者。解放后,她曾当选为北京市第一、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北京市第四届政协委员。
董洁如先后生下8个孩子,加上以前去世的夫人遗留的3个男孩,全家共11个子女,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王家的三进宅院,前面有个偏院,后面两院正房,大小有几十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时候,北京市规划要建设民族文化宫,西长安街也要拓宽。董洁如得知自己的宅院在拆迁之列,毅然把偌大宅院的房契全部无偿捐赠给国家。在这片宅基地上,先后扩宽了西长安街,建起了民族文化宫。这一当时被称为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建筑物,也包含着王光美一家对国家的无私贡献。
在无偿捐赠宅院后,董洁如用自己的积蓄和家具,在不远处开办了洁如保育院,并长期担任院长,而这个保育院也归国家所有。洁如保育院后更名洁如幼儿园,现由北京市西城区管理。 董洁如对所有孩子视同己出,对不是她所生的孩子给予了更多的关爱。
母亲的慈善、宽容和大度,使王光美耳濡目染,也影响了她今后的家庭生活和人生的理念。
认识董洁如的人,无一不敬佩她为人的风格。人们没见她着过急生过气,没听过她高声讲过话。这位慈祥恬静,自尊不争的老人,在“十年动乱”中,残遭迫害,被关入监狱达四年之久,1972年7月病逝于狱中。
在旧刑部街的青少年期 王光美排行第七,上有六个兄长,下有四个妹妹。每年入冬以后,是孩子们的溜冰时节。是时,孩子们每人拿个脸盆,争先恐后地去后院“泼冰”。年年如此,有的后来成了学校的滑冰队员。王光美除了滑冰,还是学校的篮球队员,强健的体魄,是她后来战胜生活磨难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是一个充满欢乐和幸福的家庭。王光美父亲每天回家一进门,孩子们就蜂拥而至,把他围作一团。如果父亲背着手,后面准有孩子们爱吃的东西,比如几个烧饼、一块“天府号”酱肘。每次孩子们考完试,他都要给孩子们一点小“奖励”,比如奖给一人一只蟹,那时孩子们就格外高兴了。
王光美两岁照,摄于1923年 王光美中学照
光美上小学时,在北师大二附小就学,即现在的北京实验二小。中学时先就学于北师大一附中,日本占领时期转学于北京志成中学,即现在的北京35中学和丰盛中学。由于她天资聪颖,加之学习刻苦,她跳过高一的课程,而直接上了高二,但在全市中学数理化会考时,仍居于前列。她的数学成绩和另外两位姓王的男生一起,排在全校的前三名,被称为“数学三王”。
王家有个规矩,如果包饺子时就要全家都上手,一起来做,只有光美例外。因为她认为包饺子太浪费时间,不如多看一会儿书,家里也就迁就她了。王光美不爱吃饺子的习惯,一直延续到她的晚年。
这个和睦、欢乐之家,也蕴涵阶级的矛盾和对立。这里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有“飞虎队”的抗战英雄,有经商救国的民族工业者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风雨如磐的动荡和剧变时代,王家每个人都基于自己对时局的理解,而表现出各自的政治取向,这一切又都基于爱国、救国、寻求正义的进步思想。
由于兄妹中有4人是共产党员,在不同政治观点的争论中,他们常常占上风。有时兄妹间在饭桌上争论得面红耳赤,王治昌就说:“饭桌上只叙天伦之乐,不谈政治。”并就此在家中立下了规矩。
中国第一批女物理硕士
王光美最早同四个妹妹住在一间大屋子里,后来上初中时她感到和妹妹们在一起有些吵,就让家里把过道隔出来,搁了一张小桌子,她在过道里每天做作业和读书。她一般早上五点起床在院子里学习,晚上也都是全家睡得最晚的人。此时的王光美学习上进,思想活跃,兴趣也很广泛。在家里学习累了,就听一会儿留声机,其中听得最多的是古典音乐。
有一位叫王乾元的女同学,是王光美最好的伙伴,也是她的学习对手。她们两人总是在全班第一和第二名中比赛角逐,一度被传为佳话。多年后,两人相见,谈起当年比赛学习的事,都记忆犹新。
1939年9月,王光美考入德国人开办的北京辅仁大学,在数理系就读光学专业,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就读硕士研究生。
王光美大学照
1945年,王光美从辅仁大学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题目是《利用光学测量距离》。当时理学硕士中很少有女生。
王光美是中国最早几位理学硕士之一。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当年,她考取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原子物理系全额奖学金博士研究生。
受当时“读书救国论”的影响,王光美立志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她准备抗日胜利后去美国留学,攻读原子物理专业,这个专业被喻为当时各学科中的“皇冠”,她的老师为她写了一封热情的留学推荐信。
在荷兰的一家图书馆里,至今还保存着王光美当年的学习成绩单,上面有着“数学女王”的字样。但王光美的人生之路在此时出现了重要拐点。
放弃美国留学,参加军调部工作
中国社会呈现出的衰落、悲情和毁灭的迹象,激发出各种要求改变社会的理想,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代表着当时对新型社会的两种诉求,王光美和无数想要改变中国命运的理想主义者都在选择自己的道路。
通过兄嫂的介绍,光美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有了联系,并结识了北京市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崔月犁(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后任卫生部部长)。在地下党的外围组织里,她经常看一些进步书籍,包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而她的哥哥王光杰已参加八路军,在肖克领导的部队里做无线电工作。一个妹妹也倾向共产党。
1946年春节期间,在辅仁大学已任助教的光美正打算到美国留学读博士时,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人交给她一个纸条。纸条上告诉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及美国三方为实施停战协定,调处国共两党军事冲突,将成立北平军调部。请她到那里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
军调部建立后,共产党方面先后调集近500人,有叶剑英、罗瑞卿、李克农、耿飚、黄华等为中共代表团主任和团员,但缺少英语译员。崔月犁经过调查,认为王光美是合适的人选。
王光美曾顾虑自己是学高能物理的,接触的多是自然科学的专业术语,如果去军调部当翻译,有关军事、政治的用语会不熟悉。特别是她已经被美国两所著名大学录取,并分别通知她尽快办理留学手续,她有些踌躇不前。但她又想,自己知道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并主动靠近地下党组织的,共产党需要我时,我怎能推辞呢?经过慎重考虑,王光美推迟了来自美国的录取通知,前去军调部报到。
王光美拿着那个纸条,先与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解放》报社社长和总编辑的钱俊瑞接上头,之后拿着介绍信到王府井附近的翠明庄,找到了在那里办公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
李克农询问了王光美的家庭和学校情况,从第二天起,王光美成为了正式译员,为叶剑英等主任们担任翻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