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母亲生日之际，远涉重洋的海外学子更加思念家乡和亲人，绮丽的中国梦在年轻的胸膛激荡。他们和记者畅谈自己的理想：“现在正是中国发展的好时候，也正是圆梦的好时候。祖国在召唤！”　

　　加拿大渥太华学联主席彭丁兰——

　　为国奋斗不迷失

　　本报驻加拿大记者  李学江

　　不断有热气和茶香从她手里的中国瓷杯中冒出来，“终于要回去了，”在纽约华尔街的金融写字楼22层，她看着窗外说。

　　12年前，她从中国来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读书，后来在旧金山大学攻读MBA专业，毕业后回到加拿大金融研究所工作。一年后再次到美国，边工作边读博。

　　当初，因为外教老师说美国是全世界最有权威的金融中心，她就来了。她的博士论文在美国金融期刊登载。她的导师把它作为教材，对学生说：“没有学过中国的经济，不叫学过经济。都来读读吧。”

　　如今，她决定回国任职。回国，只为圆一个中国经济复兴的梦。

　　她，叫彭丁兰，29岁，美国某金融分析公司的分析师。

　　“回国？”我问。

　　“是的。我给你讲几个故事。”

　　“2009年，渥太华，肯街，加华文化中心。一个60多岁的老人告诉我，因为种种原因，华人曾失去原来的活动场所。‘那时候看到很多老华侨在原址不肯走、掉眼泪，一时间华人连一个聚会的地点、搞文娱的场地都没有。真感觉身在异乡为异客。’说到这儿的时候，老人也动感情，掏出手绢擦眼睛。

　　“老人和几个侨领出钱，也靠众多华人募捐，买下了一个1500平方米的教堂，改建成文化中心。

　　“这个人姓黄，曾是加拿大国家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加拿大航天航空学会理事。为了买下这个场所，他拿自家的房子做抵押，只为圆一个传承、复兴中华文化的梦。”

　　“还有呢？”

　　“2008年，旧金山，范·尼斯路。那年，我认识了一个‘85后’，流利的英文，非主流的态度，喜欢穿紧身背心和破洞的牛仔裤，爱听‘嘻哈音乐’。一天深夜，她把我拉起来，举着几面自己做的小国旗说要去保护火炬。到了范·尼斯路，果然有很多华侨华人，大家打出‘热烈欢迎北京奥运圣火’的旗帜，并租用直升机打出横幅‘西藏永远属于中国’‘欢迎到北京看奥运会’。回家的路上，她居然不停地掉眼泪，说她从来都不知道原来自己这么爱国、国家强大让她这么兴奋。其实她从不曾落下任何一场当地爱国活动。她姓韩，26岁，学习大众传媒，只为圆一个民族团结的‘中国梦’。”

　　“你以为，‘80后’、‘90后’的中国年轻人需要什么？”

　　“我们这一代充满自信，牺牲个体、成全大局，可能不是我们的时代背景。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一种为集体、为民族奉献的精神，不然，我们的存在就没有了归属感，没有了根。

　　“新中国成立100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六七十岁，那时的国家是否更文明、更进步？我希望回首一生的时候，能看到自己是扎扎实实走过来的，能把自己的奋斗同国家、同集体、同他人联系起来，这样我就没有迷失。”

　　“我相信，我们‘80后’、‘90后’会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我相信，走我们自己特色的复兴之路，中国梦就一定会实现。”彭丁兰秀美的脸庞上露出一丝无法忽视的坚毅。

　　中国留俄学生总会前主席尹斌——

　　人人都代表中国

　　本报记者  施晓慧

　　在俄罗斯学习多年，尹斌曾参观访问了许多与我党历史有关的地方，感受老一辈献身革命、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国际儿童院，是当时养育中国红色后代的地方。在这里，毛岸英、毛岸青半夜偷偷听广播学习；刘允斌在菜园开荒劳动，参加自给自足生产，照顾小学弟小学妹；刘爱琴在寒冷的冬天用钢笔练字，墨水冻住了，放在棉袄里化开后继续写字……在老院长的介绍下，每一幅画面都那么真切。当祖国陷入战乱之时，他们在异国他乡艰苦地学习、生活、锻炼，从没有退缩与失望，那是因为他们有着深深的强国复兴之梦。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就是学好俄语、学好专业，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把自己的全部甚至生命献给祖国。

　　尹斌说：“今天，我们当代留学生，同样真切地感受到个人发展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习总书记的每一句话都说到我们的心里。有国才有家，国强大了，家才能温暖，国家强大了，才有海外中国人的自豪。” 

　　长期生活学习在海外，你叫什么？你是谁？你可能觉得没人关心。但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国的代表，这个事实改变不了。每次尹斌和来俄的新生座谈的时候都会说：你随地扔一个小纸屑，随地吐一口痰，无形之中就给祖国母亲抹黑了。驻俄大使李辉在接见留学生代表的时候也说道：“我是官方的驻俄大使，咱们在座的每个学生、每个在俄的中国人都是民间大使。”

　　每个学子在海外生活学习时都是一个个体，但是这些个体又都由一条线连着，那就是祖国母亲的思念之情。祖国的细微变化，都在牵动他们。他们曾为了无数瞬间欢呼雀跃过，也悲痛伤心过。当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时，他们感觉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当汶川特大地震、南方雪灾发生时，他们又无比沉痛，海外华侨华人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关心、支持受灾群众。每当在电视上看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响时，他们都忍不住站起身，眼里含着泪水，这种感觉，只有长期身在海外的人才能够体会。每逢中国重大事件的直播，如国庆60周年的阅兵，“神六”到“神十”的升空与返回，奥运会的隆重开幕与闭幕，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即使存在时差，他们都满怀激动地坚持收看。因为正是那样的时刻，特别感受到祖国的强盛和伟大。

　　有强大的祖国，在海外的留学生腰杆挺得直，没有后顾之忧。当有人说中国的不好时，哪怕只是点滴小事，他们都会据理相争。虽然当代中国仍然面临问题，但是他们相信党，相信祖国。建设强大祖国的接力棒即将传给这些年轻人，虽然现在尹斌学业未完成暂时不能报效祖国，但是他至少给身边的各国好友传递了一个信息：当代中国年轻人都是好样的，热爱学习，勤于钻研，都无比热爱自己的祖国，中国的将来无限美好，“美丽中国”必将实现。

　　南非开普敦大学博士生魏晨——

　　用自信促进理解

　　本报驻南非记者  苑基荣

　　“听到习总书记对中国梦的描述时，内心激起了一层涟漪。当思绪慢慢展开后，这层涟漪扩展开来，越来越澎湃。”采访一开始，魏晨带有诗情画意的语言就吸引了记者。

　　在开普敦大学计算机系攻读博士的魏晨，聊起7年来的南非生活，感慨万千。

　　他说，刚来南非时，电视里还鲜有关于中国的新闻。他记得与一位纳米比亚硕士生争论过中国人到底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当魏晨说自己是黄种人时，对方嘲笑说，从没听到过黄种人这一说法，坚定地认为他是白人。令魏晨困惑的是，至今在填写各类表格时，“肤色”这一栏都没有黄种人的选项，所以魏晨总是在“其他”栏里写上“中国人”。

　　慢慢地，他发现非洲电视里关于中国的新闻多了起来，当地朋友对中国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为此自己不得不狂补中国的历史课、地理课。他说，非洲人的问题很广泛，男生往往对政治宗教很感兴趣，光讲中国的政治体制、近代史还不够，常常还要衍生到古代文明史；非洲女性往往对生活类事情比较感兴趣，魏晨的师母酷爱淘宝网，总是询问他有无朋友回国，能不能帮她带一点小东西回来。

　　自2008年开始，关于中国的报道铺天盖地地出现在非洲媒体上。用魏晨的话说，现在南非每天的新闻，不说两句中国都不算一个完整的节目。中非关系发展深入，吃中国菜、交中国朋友、学中国话、和中国做生意，这些在非洲大陆慢慢成了时髦。

　　有一次，他在南非机场免税店结账的时候，一位清纯靓丽的女士腼腆地问他是不是来自中国，随后优雅地拿出一张纸、一支笔说，能不能给她起一个中文名字。“那你叫什么名字？”“克莉斯汀娜……”一群服务员都涌了上来，每个人都想起个中文名字。这个经历让魏晨着实过了把作为中国人的瘾。

　　魏晨说：“作为‘80后’，我庆幸生长在这巨变的时代，亲身体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文化。我们能理解西方文明，但我们的文明被世界理解起来还有些困难。”

　　魏晨经常跟当地人说：我们的愿望是“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的方式是“顺势而为，无为而治之”；我们的心态是“人间正道是沧桑”——这些都是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精髓，只是要理解这样的文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首歌、一部电影、一段文字，而是需要对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进行深入了解。相比那些刺激感官的流行文化，中华文明深刻而又复杂，了解它需要漫长的时间。

　　“幸好，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最好载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途上，我们每个中国人都需要坚定这份自信和笃定。”魏晨说。

　　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徐桐——

　　铭记祖国的召唤

　　本报驻日本记者  刘军国

　　他叫徐桐，是一名阳光帅气的“80后”，曾就读于东京大学，与其他同龄人一样，他在追求自己梦想的同时学会了承担社会赋予的责任。

　　他对于黄河边上那些虽然有着悠久文化、美丽风景和建筑，却因为年轻人外出打工、只留下老幼留守而日渐空心化的老城感到非常心酸。他看到了文化相近的日本在这方面几十年的经验，于是，在25岁生日的当天，怀着忐忑与期待的心情，挥别送行的家人，只身东渡扶桑。

　　刚到日本时，有许多在日本已经生活多年的前辈问他，将来的计划是不是留在日本，享受相对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承认，日本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但认为这并非他的个人理想。

　　2009年年末，他参加完日中友好协会举行的“忘年会”之后，被日本友人领到一处颇有纪念意义的地方——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2丁目20号，“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旧址。天津大学毕业的徐桐熟知周总理1919年在南开大学参加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但并不清楚19岁的周恩来曾在日本求学。他告诉记者，那一天望着眼前纪念周总理的纪念碑，他心中在探寻的个人梦突然有了方向，他认为周总理那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就是给他个人梦最好的回答。

　　在到达日本的第二年，在学习之余，他也积极参加同日本朋友的交流。这一年，在他参加的所有和日本友好人士交流的场合，关于“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消息，一再被提及。他感到，在大部分日本友人发出良好祝愿、并认为是中日两国共同发展的契机的同时，也夹杂着一些酸酸的声音；他也自豪，因为中国强大了。但在不经意间点开的一组来自网上的甘肃小学生的午餐照片深深触动了他——在祖国的边远地区，正在长身体的小学生，连中午的一顿白米饭也成为奢望，要用掺杂着玉米面的杂粮来替代，甚至有些要在中午饿肚子，到晚上走完几十里山路回到家才吃。这让他更加相信，在13亿人口基数上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不意味着已经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是需要一代代人，特别是“80后”青年人在追求个人梦的同时，铭记历史使命。他反问自己：周总理一个世纪之前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个人梦与中国梦过时了吗？

　　2012年，除了忙毕业论文外，他的神经也被发自日本右翼的所谓“购买”中国钓鱼岛的闹剧所牵动。真正对此段历史有清醒认识的日本友人无法表达，而普通民众却受到被右翼裹挟的媒体误导。此时，作为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会长，他与“80后”为主体的在日中国留学生集体发出了《期许与所有正视历史、坚持走和平道路的日本人民发展友好——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致日本中日友好人士的公开信》，坚决反对和谴责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国有化”，也传递出对所有日本的中日友好人士的期待。

　　他告诉记者，这一1895年起便悬在中国人心头的痛再次让“80后”为主体的在日中国留学生认清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个人梦和中国梦。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80后”一代在追求个人梦的同时，身上所肩负的报效祖国的历史使命并没有远去，相反，祖国的召唤更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