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1946年7月生于山东，文化大革命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

“文革”红卫兵刘伯勤47年后登广告道歉

    2013年6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则特殊的“道歉广告”，61岁的刘伯勤（济南市文化局原文物处处长）在广告中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

    据悉，刘伯勤产生登广告道歉的想法有四五年了。几年前他就想，当年伤害过的有些人去世了，登广告可以给人家后人有个交代。但当时他有顾虑，因为和他一起做那些事的还有其他人。“我道歉了，别人没有道歉，别人怎么想？”一见当年的“黑五类”同学鲍德昌，刘伯勤就说：“我见了你不好意思。说句良心话，咱们班的张念泉、韩桂英等，我对不起他们。我真想见见他们，给他们道歉。”听到刘伯勤的话，鲍德昌的眼眶湿润了。

    这次聚会之后就是刘伯勤登报道歉。刘伯勤说：“不光是‘文革’，在任何社会，做这些事都是不对的。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

    道歉广告上提到的人，只有张念泉还在世，但刘伯勤目前无法联系到他。【详细】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在微博上评价：“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道歉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

“红小将”王冀豫公开忏悔：当年武斗打死人

    早在2010年5月，《炎黄春秋》杂志就曾刊登过一篇名为《背负杀人的自责》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就是当年的“红小将”王冀豫。

    那人平躺着，已被包扎了一下，但是他的颈动脉仍喷着血泡，双眼微睁，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面色惨白。这景象我终生不忘，惨极了。此时，我得知他叫'王雁鸿'。我问校医情况，被告知没救了，如五雷轰顶，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事实却永不能更改——我杀人了！ 

    四十二年了，越来越背负着杀人的自责。

    人年轻的时候，有些事儿根本就不在乎，或者能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托词，只有到了50多岁以后，发现这事儿是个事儿，晚上会睡不着觉。倒不是会做噩梦，就是觉得良心上对不起人家，难受。【详细】

    时隔三年，《国家人文历史》记者再一次找到王冀豫，当问到“沉默的大多数”时，他说：“很多人不说也确实是因为这是一种集体犯罪。共犯时代，谁也不能说谁。当然，个人的罪恶是不能掩盖的。比如像我打死了一个人，这是不能掩盖的。”

王冀豫，生于1951年，曾是北京中学文革中“老红卫兵”一派的成员。16岁时，他在一场武斗中打死了人。他当过兵、务过农、干过工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玩马”者，自称“牧马人”。1985年参与创办中国最早一家马场——北京稻香湖马场。

宋继超自揭“疮疤”：编罪行致老师耳朵被撕

    这就像个疮疤似的，揭是不揭？这些年，宋继超（邯郸市退休宣传干部）一直想找机会给老师道个歉。第一次，话到嘴边没说出口；第二次，写了篇文章投给报社，没能发表。如今，老师早已去世，宋继超也退休了，可64岁的他依然放不下这件事。

    宋继超也听说，“文革”刚结束，高中一个打过人的同学就去老师家登门道歉，可老师却只是冷淡地说：“我不需要你道歉，你走吧。”

“老师可能认为他人品不好，道歉是装模作样。”宋继超分析，都在一个城市里，有人怕老师找后账，所以主动去道歉，尤其列入“打砸抢”的，属于清理对象，怕别人举报，更得小心了。

    宋继超说自己没有打过人。但去医院之前，他一直犹豫，这件事到底是说好，还是不说好。其实，他已经组织好了语言：“当时我光想造反昏了头了，扭曲事实，上纲上线，胡说八道。”可走进病房，看到躺在床上的郭楷，那个曾经写诗、玩音乐、爱打篮球的青年教师，已经变成一个瘦弱的“小老头”时，宋继超只叫了一句“郭老师”，眼泪就掉下来。【详细】

   “道歉本身是一种自我解脱，也是对‘文革’的反思。”宋继超如是说。

《中国青年报》2013年08月14日12版

湖南退休教师温庆福：我至今愧对一个人

    “为什么会那么做？”温庆福曾经很多次问自己，他自认为是理性且温和的人。如果把一切都归结于“太年轻”，是不是有逃避责任的嫌疑？后来的答案，温庆福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合适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误的，同时怕站错队，有压力。”

    温庆福把道歉信投递给了《快乐老人报》。6月27日，《快乐老人报》在14版刊登了温庆福的文章，题为《这句对不起压在心头40多年》

    7月6日，一封电子邮件出现在了《快乐老人报》的编辑部，邮件系张琼英子女所发：

　　“母亲张琼英今年已经87岁高龄，我们把您的文章递给她看时，她头脑非常清醒地说，那不怪他，我还要感谢他没把那些传单交给工宣队呢。”

　　“温老师，您可放下这份愧疚了。”邮件中写道。【详细】

　　温庆福错过了这期报纸。两个星期后，他骑着自行车跑了3个报刊亭才买到。据老伴左淑英说，老人当时“眼角泛着泪花”。

温庆福7月23日接受媒体采访。记者陈勇 摄

丁东：我的“文革”记忆与反思

    “文革”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登峰造极的年代。对于老三届这一代人来说，绝大多数当时在个人崇拜的社会心理氛围当中都随了大流，其中不少人充当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批过人，整过人，甚至打过人。这当然值得反思。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回避这段历史。这是有原因的。比如有些人当过群众组织的头头，后来又受到一种非历史态度的对待，在个人发展的道路上遇到重重障碍，他们当然希望尽量地回避，哪有心情去公开地反思？再比如，有些老红卫兵，过去总爱吹嘘自己当年如何过五关、斩六将，现在又强调自己受迫害、走麦城。他们按照不同时期的要求不断改变自己“文革”年代的形象，这是为着在今天获得更加有利的社会地位。这些情况的出现都不足为奇。还有一些老三届感到委曲，觉得舆论对他们不公正。

    的确，这一代人，在“文革”发生的年代还是不到20岁的青年，他们既不是“文革”的发动者，也不是“文革”的决策者。“文革”的真正发动者和决策者是老人家而不是青年。在一些受害者的口中和笔下，“文革”往往被简化为红卫兵的暴行。【详细】

学者。“文革”那年15岁，正在北京师大一附中读初中二年级。

张鸣：不反思“文革”就是走不出食人部落

    文革结束都30多年了，但它似乎还没走。现实中，网络上，呼唤文革的人，比比皆是。年轻的有，年纪大的也有。一次打车，跟年龄大的司机师傅聊起来，他恨恨地说，再来一次文革，可不会轻饶了那些当官的，非剥了他们的皮不可！

    ……

    当然，渴望再次文革的人，也许有诸多误解文革之辈，他们并不了解真实的文革，以为文革就像新左派说的那样，就是大民主，就是斗争走资派。然而，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很多中国人，包括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人性并没有复苏。

    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当年的施暴者有些已经垂垂老矣。他们乐意带着自己没有人性的躯体走进坟墓，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但众多期待再次文革、再次施暴的民众的存在，却不能不让我们感到一丝寒意。不反思文革的社会，也许还是一个食人部落。这样的部落，无论人们的外表多么光鲜，采用多么现代化的文明果实，终究还是没有人性的食人部落。经历了文革，国人没有反思，就走不出食人部落，人人就都可能食人，人人也都可能被食。【详细】

张鸣，1957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