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0/4/13 22:47:04 6494
作 者： 叶永烈 出 版： 人民日报出版社 ISBN:9787802087552 出版日期：2009-01【本书简介】
纪实长篇《“四人帮”兴亡》是作者花费二十多个春秋，经过广泛采访，终于完成的长篇新著。全书共二十五章、一百八十万字，分上、中、下三卷。作者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写作此书。希望通过对于“四人帮”兴亡史的深刻揭露，批判极左思潮，防止“文革”卷土重来。《“四人帮”兴亡》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这是中国关于“四人帮”惟一的纪实长篇，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作品。现摘登部分，以飨读者。
“四人帮”兴亡
(上卷)
第一部分 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
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位年轻人，称他是"工农兵"干部--工人出身，在农村干过，又当过兵。早在中共九大时，王洪文便跃升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第二部分 四人结帮斗"周公"
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了"联盟"，在政治局中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江青攻击的目标，不言而喻--周恩来！这是因为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是一年不如一年，成为风中残烛了：中共十大举行闭幕式时，在帷幕拉开之前，毛泽东已端坐于主席台上。散场时，直至代表们退尽，他才离开。毛泽东已经步履不稳，要由工作人员扶着走路。
第一部分 毛泽东一度选定王洪文接班
北京盛传"江青要当副主席"
北京的政治"铁三角"不复存在，林彪的毛家湾消失了，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南海，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钓鱼台。
忽地，在钓鱼台不见康生了。虽说那里的八号楼仍保存着康生的住房，但是，他搬回家去住了--他的家，在北京旧鼓楼大街西侧的小石桥胡同。
康生为什么离开钓鱼台？
此人堪称老奸巨滑。他从林彪、陈伯达的垮台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已是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却自知"高处不胜寒"，说不定会成为下一次党内斗争中的林彪、陈伯达。何况，步步上升着的江青，迟早会嫌他碍手碍脚。经历了一次次党内斗争的康生，深知其中的奥秘。他称病在家，虽说他也确实有那么一些病。
康生朝后缩，江青向前进。随着毛泽东写给她的那封信的印发、传达，她的自我感觉越发"良好"，何况，江青的个性向来是好胜争强的。由于康生称病，她实际上迈入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了！
北京传言颇盛："江青要当副主席啦！"
其实，江青岂止是要当副主席，她还要当主席哩：因为她比毛泽东小二十一岁，比周恩来小十六岁，比康生也小十六岁，何况她有一张万夫莫敌的"王牌"--毛泽东夫人！虽说她没有上过井冈山，没有爬雪山、过草地，却也住过延安窑洞，吃过小米，跟随毛泽东转战过陕北。她不是"三八"式，是1933年的中共党员，论资历也还是过得去的……她在中共九大时，便要争当副主席。眼下，林彪死了，陈伯达倒了，康生"病"了，她怎不跃跃欲"上"呢？
197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所载报道《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清楚地显示了江青的政治地位。报道在提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之后，紧接着提到的便是"政治局委员江青"。
《人民日报》的报道，明明白白地把江青排在第三号地位。
陈毅的去世，使江青又少了一个政敌。但是，两个多月后--3月26日，江青则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政治伙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一系列要职的谢富治病逝了。
江青亲手"培养"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此时成了她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嫡系"力量。在中共党内，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地位，仅次于江青。当时的外电，称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为"文革新贵"。他们借着"文革"发家，平步青云，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张春桥的自我感觉也极为"良好"。在庐山，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张春桥成为林彪、陈伯达一伙集中攻击的目标。如今，林彪、陈伯达一伙成了反革命集团，张春桥受他们攻击，成了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张春桥不时估计着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成为党的副主席，要么当国务院总理。
姚文元自从陈伯达倒台之后，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这位以评《海瑞罢官》而一鸣惊人的"秀才"，对江青言听计从。他深知"第一夫人"的力量。他当年正是在上海骑着自行车前往锦江俱乐部，见到了这位"第一夫人"，才得以直上青云。
三位"文革新贵"踌躇满志。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明显地衰老了，他们益发为自己的"年龄优势"而兴高采烈。不言而喻，中国未来的权杖，必定落在他们手中。
江青早在中共九大前就声言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此时江青更是要"掌握国家全盘领导"了！
毛泽东突然休克
1972年2月21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锃亮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机场，成为举世瞩目的时刻。这时正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十时三十分，收看电视的黄金时间。中美双方精心挑选了这一时间，让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时刻，出现在大洋两岸数以亿计的电视荧光屏上。
中美关系的冰河，从此解冻。
尼克松到达北京才四个小时，毛泽东便出乎意料地迅速会见了他。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的，虽然事先双方商定的程序表上列有这一最重要的会见，但没有确定时间--因为毛泽东正在病中，中国方面无法事先定下毛泽东何时能够会见尼克松。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及他目击的毛泽东病态：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引者注：指周恩来）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以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尼克松还描述会谈结束时，毛泽东显露的病态：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尼克松的目光是异常敏锐的，毛泽东确实在病中。就在几小时之前，毛泽东还不是出现在电视镜头上的"光辉"形象：他的头发很长很长，胡子也好多天没有刮了。急急召来理发师"突击"，给他理了发、刮了胡子，换上新做的"毛式"衣服，他这才变得"容光焕发"，才变成观众们熟悉的往常的形象。只是他的那双脚，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脚肿得很厉害，以致穿不进原先的鞋，不得不新做了一双格外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注意到了他步履蹒跚，但他肿胀的脚被宽大的裤子遮住了。
毛泽东的体质是不错的。虽说他年轻时得过肺病，但后来一直很健康。1971年林彪的严重挑战，使他的精神颇受打击。"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开始患病。他的沙发之侧，总要放着痰盂了，起初是感冒，转为支气管炎，转为大叶性肺炎。
考虑到毛泽东在病中，定于1972年1月10日下午举行的陈毅追悼会，没有安排毛泽东出席。毛泽东看到了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于1月10日中午突然决定出席追悼会。当时时间已很紧迫了，他连睡衣都未换下，只是套了一身"毛式"外衣，就上车直奔八宝山公墓礼堂。
回来后，毛泽东显得异常疲乏。过了些天，毛泽东竟突然休克！
周恩来闻讯，火速跳上轿车，从中南海西花厅赶来。他竟由于过度的紧张，许久下不了车！
毛泽东是由于肺心病伴严重缺氧，导致休克。他的护士长吴旭君首先发现险情，马上告知毛泽东的随身服务员张玉凤，急请大夫。医生们随即赶来。心脏病专家胡旭东上前用手放在毛泽东的鼻孔处，发现呼吸已经停止。他马上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对毛泽东进行人工呼吸。胡旭东原是北京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因医术高明，进入中南海，成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
几分钟之后，毛泽东的心跳恢复了，救护车也赶到了。
毛泽东终于从休克中苏醒。他在病中仍不失风趣，说道："我好像睡了一觉！"
毛泽东这次休克，表明七十九岁的他，已明显地在走下坡路。毕竟岁月不饶人，他老了!虽然报上仍用"神采奕奕"之类仿佛他的"专用词"来形容他，虽然"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声仍响彻中国大地，但是自然规律无法违抗，毛泽东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在抢救毛泽东时，周恩来说了一句动情的话："这个国家的担子，我担不起来，不能没有主席。"
那时，正处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准备访华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忙于准备那历史性的会见。然而，毛泽东在病中，无法事先安排他和尼克松会面的时间。
正因为这样，在尼克松到达北京之后，毛泽东突然决定立即会见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忙得团团转。
张玉凤眼中的江青
当毛泽东病倒时，在他身边护理的，除了护士长吴旭君，便是张玉凤了。
张玉凤本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1968年，二十四岁的她，和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不久，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香港《文汇报》记者阮纪宏的《张玉凤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 (注：连载于1988年7月23日至25日香港《文汇报》。)一文中，记述了张玉凤进入中南海的经过：
1970年7月的一天，张玉凤在北京专列处照常打扫着车厢随时候命出发。列车长及副书记来到她跟前，问张玉凤工作什么时候能完成，通知她去中南海一趟。早上十一时，张玉凤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及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接待了张玉凤，问她是否愿意到中南海当服务员。
在疯狂的文革年代，在一般人心目中，能够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是一种多么崇高的荣誉，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毫无一点心理准备的张玉凤一口便答应下来，可是，不管怎样，当时二十七岁的张玉凤是无法估计接受这份工作，对她以后的人生将会产生什么影响的……
就这样，张玉凤从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进入了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当服务员。那时，毛泽东已不住在丰泽园--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几乎不在北京，当他在7月18日回到丰泽园，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茸一新，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双层玻璃。毛泽东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经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里去住了，一直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住了十年。江青则在钓鱼台另住。
毛泽东的新住处，人们通称"游泳池"，因为他住在游泳池旁。那游泳池是毛泽东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建的。喜欢游泳的他，这样不出中南海也能游泳。游泳池分室内、室外两个。毛泽东住在室内游泳池之侧。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那是书房兼客厅。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那间大厅。
张玉凤进入中南海不久，便遇上毛泽东患病。毛泽东的生活便由她细心地照护着。
江青在公众场合，总是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代表毛主席向同志们问好！报告同志们好消息，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实际上，江青已经不大来中南海。她在钓鱼台建立她的"独立王国"。只是由于"毛泽东夫人"是她的政治护身符，所以她总是要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对公众发表讲话。对于她来说"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比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更为重要。
其实，江青当时并不能随便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吩咐，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进入中南海游泳池旁他的住处。
当时担任毛泽东的警卫战士陈长江曾回忆说：
江青见主席必须经过批准。
有一次，江青来几次电话要见主席，主席坚决不同意。我给游泳池南台检查站和北大门的哨兵交待了，没有得到命令批准，不开大门。
可是这次江青自己闯了来，气氛十分紧张。哨兵从小门往外看，见她向门口走来，板着脸。江青对哨兵说："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里去，我到里面看看卫生。"
当时年轻的哨兵，也不好用手挡她。她在室外游泳池转了一圈，踱进室内游泳池北门，执意要看室内卫生。
当时，我和办公室副主任张耀祠在，见江青进来，预感风暴就要来临。果然，她见到了张耀祠就大骂："你老糊涂了，不尊重我！""哨兵为什么不让我进？"她头也不回往里走，我们又不好拦，眼巴巴地望着她走过南面小门拐进主席卧室。我心里有点儿紧张，主席吩咐过没有他的批准，不准江青进来。
主席发火了，把汪东兴主任找了去，问："为什么不把江青挡住?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我同意不能来。"
汪主任连夜把张耀祠、我及另一位同志找来，共同研究，确定下一条：任何人不经主席同意均不能进来，江青也一样。我当时做了检查：没有给哨兵和值班同志下死命令，让江青钻空子，总认为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不敢挡，没有当做是一项工作任务。我要吸取这次教训，坚决执行任务，加强责任心，保证主席绝对安全。（注：陈长江口述，李忠诚、伏慧敏执笔，《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一个警卫战士的自述》。）
江青知道张玉凤成了毛泽东身边的服务员。张玉凤回忆江青如何对待她：
毛泽东患病时的医护工作由汪东兴、张耀祠同志领导，同时，也有周总理的支持。经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以及毛主席的积极配合，他的病总算一天天好起来。
开始，江青与很多当时的领导干部一样，并不知道主席的病情。后来，她知道了消息，便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还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同志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按理说，江青身为毛主席夫人，又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应该对为毛主席健康付出了用语言无法形容的辛劳的人们充满感激之情。谁知她不仅没有给予鼓励与感激，反而扣上这个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听了江青这番话真让人感到寒心、紧张、茫然不知所措。事后，中办的负责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有一天，周总理陪江青来探望康复不久的毛主席，一起前来的还有汪东兴同志。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他当着总理、汪东兴的面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原注：指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并用手指着自己。毛主席这句话不仅保护了我们这些无名之辈，也使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如释重负。
江青挨了主席的批评之后，心头的火无处发泄，她出得门来，便向我开火。她说："你不懂医，又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一阵风吹着我了。"
我赶忙告诉她："在这里，主席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他不知道给吓着。"
江青当着总理、汪东兴，还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的面，厉声指责我："你狡辩！"
周恩来总理为了不使这一状态持续下去，便走过来对我说："你认个错吧。"也许，我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不知自量地回答"首长"责问，也是该挨批评的。我的头脑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直率，不知利害。
后来，发生了毛泽东休克事件。当时，并没有告知江青。当毛泽东醒来后，张玉凤这样回忆：
我们把周总理、汪东兴请到主席面前。主席说："谢谢你们。"并邀他们两位一起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主席："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
主席看看大家，又看看总理，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会添麻烦。"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这是常人很难理解的，我们也不很理解。因为普通人的家庭，这种情况不是太多。
张玉凤的回忆，生动而逼真地勾画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之间"常人很难理解"的关系。
美国总统尼克松眼中的江青
"榕树的须再多一些。洪常青的装显得人短了。前奏曲应出现琼花主题。音乐上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打掉……"江青从1963年起，便"指导排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把它树为"样板戏"。
1972年2月24日晚，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演出。周恩来、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演出。这是江青第一次在重要的外事活动中露面。作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江青让美国总统观看"革命样板戏"，心中充满了自豪之感。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对江青的印象：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1966年"文化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
当时，芭蕾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1959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斯》，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使奴隶取得了胜利。
中国的外事活动是十分周密的，讲究纪律性。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红色娘子军》，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可是，翌日晚，当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事先并未安排江青出场。
晚六时三十分，江青自说自话来了，要求会见尼克松夫妇。
出于礼貌，尼克松夫妇只得跟江青会面，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可是，此时此刻，周恩来和众多的客人却在新疆厅里干等着。
这一回，轮到尼克松不断地看手表，因为他知道早已过了宴会开始的时间。
江青说了一阵子废话，这才站起来告辞--她并不出席宴会。
她的突然出现，无非是向即将离开北京飞往杭州的尼克松夫妇，显示一下她的存在--她是毛泽东夫人，中国的第四号人物。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婉拒为江青立传
江青是怀着嫉恨之情，离开了人民大会堂：美国的总统和夫人举行答谢宴会，她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怎么可以被排除在宴会之外？
她不满周恩来。
她见到尼克松夫人，也使她感慨万千。因为尼克松夫人仅仅是"第一夫人"而已，并没有她那样具有"政治局委员"、"第四号人物"那么显赫的职务，可是，尼克松夫人却随丈夫周游世界，频频出现于电视屏幕上，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对于江青来说，她只具有中国知名度。就国际知名度而言，她无法跟尼克松夫人匹敌。
她早就注意到国际知名度的重要，企望着提高自己的国际知名度。
江青常常摹仿毛泽东。她跟毛泽东结合之后，就连写字也学"毛体"，以至1983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的一份毛泽东手迹，经笔迹专家指出那出自江青之手，这才取了下来！江青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好在种种文件上写"批示"，那语气、那字体，也照搬毛泽东的样子。
当然，江青也注意毛泽东的种种工作方法、谋略，暗中摹仿着。
她曾细细读过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知道，1936年斯诺前来陕北延安对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采访之后，写出《西行漫记》（英文版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出版，为毛泽东赢得了国际声誉，提高了国际知名度。
1970年12月，斯诺再度访华，毛泽东又与他长谈。虽说此时的毛泽东早已名震世界，但他通过斯诺，把他的许多新的思索告诉了西方众多的读者。
她知道记者、作家手中的笔的影响力，她知道"无冕皇帝"的无比威力。
她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传记。
最初，江青选择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
韩素音当然是很合适的人选。她比江青小三岁，1917年中秋节出生在中国河南省南部信阳周家谷。父亲是中国铁道工程师，名叫周映彤；母亲却是比利时人，叫玛格丽特。这个混血女婴，取名为周光瑚，又名周月宾。
周光瑚最初学医。偶然，她对写作发生了兴趣。1942年初，她在美出版了题为《目的地重庆》的小说，署名"HanSuyin"，亦即"韩素音"。那是她的笔名。"素音"，也就是小而平凡的声音。后来，她竟弃医从文，以写作为业，也就以笔名"韩素音"知名。
韩素音加入了英国籍，她是以英文写作的，她的作品在西方具有相当的影响。然而，她又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何况她对中国革命相当了解，在中国生活过多年。她跟中国当局有着良好的关系。
正因为这样，江青看中了韩素音。
不过，江青自己不便于直说，她让张春桥向韩素音转达了为她写传的意思。
韩素音向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注：1989年9月12日，韩素音和笔者在北京饭店的谈话。）
在1971年夏天，江青请我和我的丈夫陆文星以及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和罗丽丹吃饭。
那天，在一开始，我就得罪了江青。她问我有多高，我说不上来，就说不知道。其实，我真的说不上我有多高。江青显得很不高兴，就只顾跟伊文思说话了。
这时候，张春桥过来了，他跟我谈起了江青。他说，江青的一生很了不起，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又讲，听说你对样板戏很喜欢，样板戏就是在江青领导下搞出来的……
不错，当时我看过几个样板戏，确实说过一些赞扬的话。不过，张春桥却借这个做由头，暗示我为江青写传--江青自己不说，叫张春桥跟我说。
当然，我不能干干脆脆地说，我不写。我只好转了个弯，说自己很忙，一下子恐怕顾不上，推掉了。其实，张春桥的意思，就是江青的意思。江青听说以后生气了！
江青找错了人！韩素音跟周恩来有着深厚的友谊。韩素音跟周恩来的助手龚澎（乔冠华夫人）是燕京大学同学。借助于龚澎的介绍，韩素音得以在1956年5月访问新中国，荣幸地一次又一次会晤周恩来总理，前后进行了八次长谈。
尽管那时江青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韩素音还是婉拒了为她立传--因为韩素音知道，中国老百姓对江青没有好印象，虽说她当时对江青的认识并不那么深刻。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江青的那些阴谋勾当。我庆幸没有去当她的'斯诺'。"韩素音对笔者说，"我最崇敬的人是周恩来总理。正因为这样，我花费多年时间，在最近完成了《周恩来传》。"
江青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在韩素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江青仍在继续物色、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随着历史性的文件--《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关系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
1972年7月19日，一架波音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一群在当时中国罕见的穿高跟鞋的女郎款款走下舷梯。这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
内中有一位三十四岁的女士，是代表团中的"中国历史学家"。她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在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古代史以及日本历史。当时中国报纸称她是副教授，实际上她只是"助教授"。直至1978年，她才升任正教授。她的丈夫叫恩特洛·纳森，也研究东亚问题。
据维特克自述：她学过中文，能说简单的汉语，但是只能说略懂而已。
她曾在亚洲和欧洲做过两年研究，对中国问题很有兴趣。她对中国的现代史还是了解的。
她曾经就毛泽东的早期作品写过一篇论文，题目颇怪，叫做《毛泽东、妇女和五·四运动时期的自杀现象》。
她能够前来中国，据她自述，是富有戏剧性的：
1971年秋末，我照常到纽约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现代中国"研讨会。那晚我住进了简朴的罗斯福饭店。第二天早饭后，当我正在饭店的大厅里浏览《纽约时报》时，一些人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我面前走过，他们目不斜视，留着短短的平头，身着立领海蓝色制服。这些人立刻吸引了我的视线。他们无疑正是新近到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引者注：当时，联合国刚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达纽约）。这些人暂时在十四层下榻，而与他们居于同一屋檐下的我，竟差点错失良机。
正好，我还有一点时间，于是便迅速跑进电梯，按了十四层。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是想要去看看这些面孔严肃的北京使者们是否保持着我五年前在台湾所了解到的那些饮食传统。他们也许正在大门口吞咽着大饼油条──一种典型的华北早餐，说不定他们正在饭店的老式散热器上暖着他们的茶壶呢。
电梯口站着两位身材高大的警察和一名身着制服的侍者。"请说明您的身份"，一位警官对我说。我告诉了他。"你到这里干什么？"我正含糊其辞地向他解释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时，突然发现有一个身着睡衣的中国人，正好奇地从一扇门后探出头来张望。我用中国俗语向他打招呼："你吃了吗？"并问他和他的伙伴们在这座美国城市里过得怎样。这个人警觉地抽身退了进去。
一阵忙乱之后，由后门走出一位身着短袖衫和肥裤子的瘦小男子。"我姓刘"，他很不自然地说，同时陪我进入一个小房间。落座后，他给我递烟上茶，用的都是中国货。我们夹杂着汉语、法语和英语礼貌地开始交谈。我们谈到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互换学生的可能(目前不太可能)，以及在中美人民之间寻找共同的思想意识的可能性。谈话很空洞。但双方都未使用批评的言辞。我们没有提到毛主席的名字。
当时我告辞出来时，这位刘先生用低而温和的语调邀请我改日再来。
……
这次出人意料的会面，使我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有时也是很灵活的，他们并不完全像自己在宣传中所说的那么死板。而冷战的阴影和学者的单纯曾经使我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几周之后，当我为了学术上的事再次来到纽约时，中国人已搬到西六十六街的另一家旅馆去了。在那里他们开始卓有成效地改变他们在持有偏见的美国人心目中的印象。我正好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于是决定再拜访他们一次。可这回就不像上次那样容易了，我打了大约二十个电话才联系上，其中有一次是把电话打到了"中华民国（台湾）驻美联络处"（正准备撤回台湾），一个狂怒的男子在电话中对我吼道："共匪们不住这儿!"
不久，我见到了刘先生的一位助手何理良女士，她是代表团的顾问，还是代表团团长黄华大使的夫人，而黄华在数年内一直是国外任职的中国人中职衔最高的。何女士那天下午抽时间会见了我。我们用汉语和法语（当时法语是她使用的主要外交语言）交谈，在场的还有代表团的二等秘书高良。高良显得活泼健谈，但她只说汉语。
从谈话中可以看出，她们已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我正准备出版一本以中国女权运动为题材的书，而正是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熟悉了许多现在已成为"老革命"的人在青年时候的斗争事迹。她们还得知，我是一套十六卷本的名为《红旗飘飘》的书的合编者之一，此书是一些革命者的回忆录摘集……
需要说明的是，那时，中美之间的大门，才打开一条缝，来华的美国客人很少。另外，正处于"文革"之中的中国人，听说维特克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也就把她划入了"友好人士"的行列。
维特克向中国方面再三说明，她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她希望会见中国妇女领袖，作些采访。
正因为这样，维特克受到了访华邀请。
维特克是这样自述的：
何理良问我，如果她和高良为我给北京写封信，推荐我去中国研究革命妇女和文化，我是否愿意去？因为只有亲眼看看中国，亲口和人们交谈之后，我才能避开那种仅以外国图书馆中能找到的、错误的或不可信的材料为依据来写作的"学术"俗套。
我当然乐于接受这样的机会。不过我也没太把她的建议当真。几周以后，高良给我打电话，她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
"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用以与那些尚未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打交道的机构）已邀请我在当年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身份访问中国。所有在中国的费用都由中方负责。"
高良还告诉我，不必到渥太华申请签证，我只要把护照送去即可。
就这样，维特克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她来到北京，受到邓颖超、康克清的接见，回答了她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些问题。
在访问了邓颖超、康克清之后，维特克又要求访问江青。
其实，后来的情况表明，维特克访华的潜在目的，是访问江青。她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为的是便于被中方所接受，以求能够受到中方邀请。另外，她也无法预计能否受到江青的接见。所以，提出"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是最为名正言顺的。倘若她无法在中国见到江青，她就写"关于中国女权运动的书"。
她访华的真正采访目标，是江青。
维特克的自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1967年秋我回到了伯克利（引者注：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在此期间我曾研读过一些有关江青的材料，对她抱有很大兴趣。这位原来名不见经传的毛夫人，忽然成了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并向那些老人以及他们的既定立场发起了猛攻。我不惜把手头的工作全部抛开，以便研究这个人的历史。这个题目在当时看来几乎难以完成。因为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公开之前，共产党的新闻界对她的个人经历，以及她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一直是避而不谈的。这种隐讳，使得对这位执掌重权的中国妇女感到惊异的中国观察家们不得不进行臆测。
"在纷纭众声中，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中国绅士宣称了解这位复出的旧日明星，说她当初只是一个貌不惊人、也未曾引起轰动的演员，但却以脾气乖戾、性格孤僻而闻名。与此相应的还有人们可以想象的各种桃色新闻，似乎在她走上政坛的路上，满是电影明星的罗曼史和一颗破碎的心。这些消息的准确性及其价值都很令人怀疑。如果所有这些传闻的主人公是位大权在握的男人，情况又会如何？曾有六个星期的时间我专心研究这些材料。"
所以，维特克是有备而来的，事先看了大量关于江青的背景资料。
维特克终于提出希望采访江青，中国的有关接待部门不能不郑重加以考虑：邓颖超早在1927年便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解放后担任了全国妇联第一至第三届副主席;康克清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会委员，解放后担任全国妇联常委、副主席。她俩都是中国现代妇女运动领导人，由她俩接待维特克是恰当的。可是，江青并没有跟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有多大瓜葛，由她出面接待维特克并不合适。当然，更使外事部门担心的是，江青那么任性，说起话来没遮没拦，吹起牛来没完没了，所以外事部门极少安排她接待外宾。
不过，维特克的要求，又不能不向江青通报。不然，如果事后江青知道，追究起来，谁也受不了。
于是，维特克的报告，被呈送到周恩来那里。
此事理所当然使周恩来为难：不同意让她见江青吧，江青会不高兴;让她见江青吧，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
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江青同志：
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当时，江青正准备去外地休养，她见了周恩来的批示，又看了关于维特克的简介，她觉得才三十四岁的维特克，资历太嫩了点--"不过，斯诺当年去延安，也只这样的年龄。"江青曾如此说。
也真巧，维特克希望访问江青，而江青把她看作是自己的"斯诺"-- 一方有所求，一方有所需，也就一拍即合。
于是，她打电话给姚文元，约定翌日--1972年8月12日下午，一起会见维特克女士。
《江青同志》畅销于西方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那时几乎成了江青的专用厅。
当穿着一身连衣裙，显得年轻又漂亮的维特克，跟江青紧紧握手之后，寒暄不过几句而已。
江青说："我非常高兴见到你。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你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我热烈地欢迎你!"
维特克说："江青夫人，我见到您非常荣幸！今天，是我来到中国后最为高兴的一天！"
双方几乎一拍即合：江青正在物色着自己的"斯诺"，恰恰在这个时候，维特克出现了；维特克来中国了解现代妇女运动，所获甚少，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热烈的握手，表明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研究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
后来，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这样报道：
"江青和维特克女士第一次见面后，维特克女士就认为江青想确立她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所以两人'合写一本书的意念'，马上形成了。"
据当时在场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回忆，江青跟维特克见面之后，便这样说道：
"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
"我谈的都可以发表。"
"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
"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可以跟你谈。"
江青的态度如此明确，当然使维特克深为喜悦。
尽管周恩来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江青不予理睬，第一次跟维特克见面，就谈了六个小时。
既然一个愿意谈，一个愿意写，谈六个小时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合写一本书的意念"既已明确，江青就要跟自己的"斯诺"长谈。江青要飞往广州休养，她要把维特克也接往那里。
周恩来得知，加以劝阻。他通过外交部接待人员向江青传达："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
江青大为不悦，说道："我的事，用不着你们管!"
维特克后来曾回忆说："跟江青共同度过的一个星期，那是对我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注：《〈红都女皇〉作者维特克女士访问记》，《新观察》1988年第9期。）
维特克所说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是指1972年8月25日至8月31日。
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曾奉命于1972年8月18日前往广州。江青限令他于8月25日前整理出"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情况（包括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还要整理抗美援朝战争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况。各种材料要简单扼要，都要附图。"
张清化说："江青于8月25日将维接到广州，维到后，当夜江青就与她开始谈话，之后，每天一次，一般每次都谈五六小时左右，长者达八九个小时，一直谈到8月31日。"
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前后共七次，六十小时。谈话时，有两位翻译，一个速记员，两个医生，一个外交部新闻司干部和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
在跟维特克谈话时，维特克当场作笔记。另外，江青还安排工作人员录音。江青答应把录音带复制一份送给维特克，并送一份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
回到北京之后，忙坏了江青手下的一批工作人员。七个人用了三天时间，把录音带上的谈话整理成文字稿。
江青看了文字稿甚不满意，嘱令作修改、补充。她自己也动手改。
江青曾打电话要姚文元参与修改。姚文元平素对她言听计从，这一回却打起"太极拳"。他深知这稿子非他能改的。每一回江青派人送来稿子，他只说看过，未改一字，连错别字也不改。
文稿经江青改定，排印。1973年3月，江青跟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印了出来，共印十本。
江青把记录稿，派人送到了周恩来那里，也送给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份。
不久，周恩来召集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是参加过接待维特克的工作人员和参加整理谈话记录稿的工作人员。
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地宣布：
"经请示毛主席，说记录没有必要送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
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来了个急刹车!
虽然没有得到江青组织工作人员整理的记录稿，也没有得到复制录音带，维特克根据自己的笔记，在美国还是着手江青传记的写作。
据韩素音回忆，1973年4月，当她来到美国纽约时，她的当年燕京大学的同学、那时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黄华转告她，维特克希望跟她见面。
韩素音同意了。
韩素音提醒维特克："中国的老百姓不大喜欢江青。你要小心点。"
维特克也说，她感到江青"有些专横跋扈"，她周围的一帮子人使她想到"慈禧太后"，"姚文元真像个太监"!但是，维特克认为："江青将会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人物!"
维特克写出了关于江青的传记，书名为《Comrade Chiang Ching》，亦即《江青同志》。这本书1977年在美国出版，封面上印着江青1945年在延安所摄一帧披着军大衣的侧面照片。书前印着江青赠给维特克的一首诗的手迹，那是江青题写在她所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照片背后的。全文如下：
庐山汉阳峰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摄
诗赠维特克夫人
1972年8月30日
那是江青在与维特克第一次见面后翌日，题赠维特克的。
这首诗和那帧照片，是江青最绝妙的自我写照。照片上的庐山汉阳峰，在江边弥漫的云雾中孤耸着一座山头--那便是江青的"形象"。
后来，在1974年夏，江青又把这首诗和那帧照片通过别人拿给了《中国摄影》编辑部，指令该刊发表。诗署名"琅玡台"。当时，江青再三叮咛编辑部为她保密，对谁也不准说，特别是不能泄露作者的姓名。
1974年年底，当《中国摄影》编辑部把这首诗排出的清样送给她看，她又突然变卦了，不许该刊发表。
直至江青倒台之后，《中国摄影》1977年第一期发表了《中国摄影》编辑部批判组所写《篡党夺权野心的自供状--评江青在照片上所配的一首黑诗》，披露了那帧照片和诗。
《江青同志》是在"四人帮"被捕后出版的。1977年由英国威德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公司第一次出版，印了三万五千册，然后又不断重印，并被译成好多种文字出版。许多西方报纸、杂志加以摘载、转载，一时间，江青在西方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
这里值得提到的是，维特克的《江青同志》，曾被误为《红都女皇》。
据传，《红都女皇》在《江青同志》之前，在"文革"中由一家香港出版社出版。
《红都女皇》没有署名，是在维特克访问江青之后在香港出版的。
《红都女皇》鼓吹在毛泽东之后，江青必定"主宰"红都，成为中国的"女皇"。
令人不解的是，《红都女皇》中，有不少内容是江青跟维特克谈话的内容。是维特克回到美国之后，向外泄露了跟江青谈话的内容，还是中国方面有人泄露了谈话内容，不得而知。
毛泽东见了《红都女皇》，异常震怒。据云，毛泽东写下对江青的批示：
"分道扬镳，撵出政治局……"
关于《红都女皇》一书，传说是如此"有鼻子有眼"，然而经我多方查寻，却一直没有查到此书。香港的研究者在香港的诸多图书馆查找，也未能找到这本据说是在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
因此，《红都女皇》一书至今仍是一个谜。
还应提到的是，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范思译的维特克著《江青同志》中译本。为了吸引读者，封面上印着比书名更突出的"红都女皇"四字，使读者误以为这本书就是传说中的《红都女皇》。其实，这本书与传说中的《红都女皇》不相干。
毛泽东面临着第三次挑选接班人
不论《红都女皇》一书如何，不过，称江青为"红都女皇"，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她的"女皇梦"，在1972年越做越美。
1972年1月，毛泽东突然休克，意味着毛泽东的余生已经屈指可数。他说："我已经收到上帝的请柬。"
就在毛泽东休克不久，1972年4月，在例行的体检中，发现周恩来患有早期癌症！这表明，周恩来也余日不多了！
这么一来，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在受疾病困扰，"第四号人物"江青充满信心，仿佛未来的党的主席非她莫属了！
除了江青在做"主席梦"之外，张春桥也自我感觉甚好，在做着"总理梦"。
江青和张春桥向周恩来发动了挑战。
197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共同打报告给周恩来，请示即将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的有关问题。报告以为：
"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这一报告是根据毛泽东1972年6月28日与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谈话精神写出来的。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曾指着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对班达拉奈克夫人说：
"在外交部，她们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周恩来在病中看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的报告，写了批示：
拟同意，请送耿飚同志会签后，再呈主席、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洪文同志批示。
周恩来
1972年11月30日
翌日，张春桥在报告上写道：
"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
在这一行字下面，张春桥又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妥否，供参考。
春桥
1972年12月1日
看了张春桥的批语，江青表示完全赞同。江青写道：
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还隐藏下来，那时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供总理参考，又及。
江青
1972年12月2日
在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之间，最高的裁决者是毛泽东。
正在这时，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拥护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的意见，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极左的问题。
12月17日夜，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从王若水的来信谈起。
毛泽东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桌子的哲学……"
毛泽东接着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
毛泽东在这时又否定了自己6月跟班达拉奈克夫人谈话中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其实是因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有许多极左的成分，批判极左也就触动了"文革"，触动了毛泽东的晚年思想。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与周恩来的这一斗争中，由于毛泽东的天平最后向他们倾斜，他们越发趾高气扬了。
然而，毛泽东尽管不同意批判极左思潮，但是他并不准备把江青、张春桥定为自己的接班人。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在考虑着第三回挑选自己的接班人。
毛泽东没有选择江、张、姚接班
早在1956年2月25日，一个圆而发亮的光秃的脑袋出现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字字句句，使毛泽东听来非常刺耳。
赫鲁晓夫戴着金丝边眼镜，在讲坛上怒容满面，发表着他对斯大林的猛烈抨击：
"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的地位。……
"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
"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真实的。……
"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
赫鲁晓夫在历数斯大林严重的个人崇拜错误之后，鲜明地号召全体苏共党员："必须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赫鲁晓夫所尖锐批判的只是斯大林，一个字也没有涉及毛泽东。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不亚于斯大林，他理所当然地对赫鲁晓夫产生强烈的反感。
从此，他与赫鲁晓夫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接班人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强凋，严防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绝对不允许在他百年之后，在中国出那么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来一个"秘密报告"，痛斥他的个人迷信。
毛泽东早就注意接班人的问题。1961年，当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跟他谈起了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注意到，斯大林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他说："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继承人的问题，搞了三驾马车，只会用皮鞋敲桌子。"
毛泽东又说："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呢！赫鲁晓夫脱下皮鞋敲桌子，是两面派。斯大林在时和死后，完全是两副面孔。"
蒙哥马利问起，将来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他要对此作"战略观察"。
毛泽东答道："主席谁来当？七个副主席第一个是刘少奇。前年开会选了国家主席。原来两个主席都姓毛（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了。过几年两个主席就都姓刘了。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
毛泽东的话，明白无误地道出，他所选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刘少奇只比毛泽东小五岁。严格地讲，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辈战友，不能算接班人。但是，在"文革"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号人物。一旦毛泽东"被马克思请去"，势必是刘少奇接班。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在其中亲笔加了一段话。毛泽东明确地强调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指出：
"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接着提出了关于"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每一条都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材提及了，足见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出现的高度警惕。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有着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毛泽东这一段话中，处处提醒人们，"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
毛泽东终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据说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批判修正主义"。其实，中国未曾建立过资本主义制度，哪谈得上"资本主义复辟"？至于"批判修正主义"，其矛头仍是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看成"现代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在1966年那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亦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泽东强调，"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遗憾的是，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当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宣告了刘少奇的垮台。
毛泽东不得不第二次选择接班人--按照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体制，跟苏联共产党一样，接班人是由最高领袖指定的。
毛泽东晚年异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这本是作为领袖应当慎重考虑的。可悲的是，他总是由个人决断，在选择接班人这个问题上屡犯错误。
在1966年6月10日，"文革"刚刚兴起。毛泽东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谈话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我们就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会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到底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然而，毛泽东恰恰选定了"喊万岁"的人作为接班人！
林彪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下的一段话，曾泄露了他的天机：
"大拥大顺，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
毛泽东被这位手挥红语录的"跟着转"的林彪所迷惑，把这个比他小十四岁的"亲密战友"定为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白发骤增，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变得沉默寡言。
他是胜利者。不过，一度大肆宣传过的他的"亲密战友"陡然成了叛逆，不能不使他感到难堪。他的这位"亲密战友"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著称于世的，他的这位"接班人"的名字是载入神圣的党章的。林彪，曾被宣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三位伟大助手"，诚如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当今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历史无情地勾销了一切美丽的肥皂泡。坐在中南海那间放满直排繁体汉字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的爆发，照理会使毛泽东清醒：由他个人选择、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是合适？
可惜毛泽东没有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训，他又一次个人决断，开始选择新的接班人。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当年，在他第一次选定接班人时，确定刘少奇是因为非他莫属；在他第二次选定接班人时，林彪的地位也是明摆着的。可是，如今第三次选择接班人，却不那么容易，没有一个人是"呼之欲出"的！
虽然江青自以为这第三个接班人非她莫属，但毛泽东的视野里却没有她。毛泽东早在中共九大前，当江青想当党的副主席时，就明确地说："江青不能当副主席！"
也正因为这样，当刘松林后来问及江青会不会成为党的副主席时，毛泽东一口否定："不会的，她不行！"为此，尽管江青暴跳如雷，把刘松林投入监狱，毛泽东仍不改口。
毛泽东深知，不论是就理论水平、领导能力、革命经验、个人品格，江青都够不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第三次遴选接班人时，根本没有考虑江青。何况江青是他的夫人，就连有人提议江青担任政治局常委，毛泽东都未同意。
当然，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也是很有可能入选的人物。他在党内的地位紧挨在江青之后。
就连张春桥本人，在当时也俨然以"接班人"自居。张春桥比毛泽东小二十四岁，整整相差一代。在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中，刷掉了林彪集团的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后，周恩来、朱德、康生、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谢富治，年纪都与毛泽东相差不太大，剩下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张春桥"接班"的可能性最大--江青毕竟是"第一夫人"，而姚文元的资历比张春桥差了一截。尤其是在庐山，张春桥是林彪集团重炮猛轰的目标，林彪的倒台成了张春桥的"光荣"。
完全出乎张春桥的意料，也出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料，毛泽东并没有选择张春桥为接班人。
关于张春桥没有成为接班人，有人猜测可能由于张春桥与江青的政治关系太密切了。
也有人以为，毛泽东向来善于玩弄政治平衡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原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两大势力。江青集团一下子战胜了林彪集团，这时毛泽东便对江青集团采取遏制政策。不然，江青集团的势力会过于强大，以致难以控制、驾驭。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排除在接班人名单之外！
邓小平得到毛泽东重新起用
毛泽东在着手做各种调整工作。
林彪倒台后，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于是，1972年8月1日，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的招待会上，陈云、王震显眼地露面了--他们"下放"到江西，已经三年多未曾露面。
也就在陈云、王震露面后的第四天，毛泽东接到了一封从江西寄来的信。这封信使毛泽东的眼睛忽地一亮。
那封信来自江西省南昌市附近的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一座小院里。小院里有一幢两层红砖小楼，本是步兵学校校长住的。自1969年10月下旬起，一位六十五岁的老人成了那里的新居民。这位老人是从北京用专机押去的。从此，他默默地"贬居"于这座小院里。
他，便是中国当年"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培根生活在一起，他成了家中的"壮劳力"，扫地、劈柴、砸煤之类活儿，都由他"承包"。他还"奉命"每日上午去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每当黄昏来临，邓小平总是在小院子里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邓小平在小院里走出了一条"邓小平小道"。他一边散步，一边沉思。他在思索着中国的未来，思索着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终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当邓小平坐在工人之中，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听完中共中央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文件的传达，邓小平回家后说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林彪的倒台，给了"左"派们沉重一击。
差不多同时跟邓小平来到江西的陈云和王震，被调回了北京。那些日子里，陈云在南昌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查"，王震则在东乡红星垦殖场"蹲点调查"。
1972年"五一"节前夕，邓小平的身患残疾的儿子邓朴方获准去京就医。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同哥哥邓朴方前往北京。
在北京，王震托人找到毛毛，要毛毛上他家。王震详细询问了邓小平的近况，他对毛毛说："我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你父亲出来工作。"
毛毛回到南昌，把"胡子叔叔"王震的话，转告了父亲。
周恩来更是关心着邓小平。最初，在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那天在与张茜的谈话中，提及邓小平，说邓"属人民内部矛盾"。在侧的周恩来注意了这一重要信息，他知道毛泽东已原谅了邓小平。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那小院里写了给毛泽东的信。此信很快地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给了毛泽东。
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亦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版。）
毛泽东提及的"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由于支持毛泽东，在1933年4月在中央苏区遭到王明路线执行者们的批判。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意味着将重新起用邓小平！
周恩来一边把毛泽东的批语和邓小平的信派人送往印刷厂排印，一边通知中共江西省委，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终于离开了那小院，从江西返回北京。
邓小平在北京出现，使周恩来有了一位得力助手，对中国的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对邓小平信件的批语，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意味着邓小平正式复出了。
4月1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中国领导人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邓小平出现了！这是他被打倒之后，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
当时在场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这样描述：
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
4月的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注：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毛泽东调来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
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示后的二十多天--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回一个年轻人，说是来京"学习"，连此人自己也一时闹不清来京干什么。
此人只有三十七岁，标准的"少壮派"。在"文革"中，他靠造反起家，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后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在上海，他排名于主任张春桥和副主任姚文元之后，是那里的第三把手。
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位年轻人，称他是"工农兵"干部--工人出身，在农村干过，又当过兵。早在中共九大时，王洪文便跃升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毛泽东还从湖南调来了一位中年人。此人五十一岁，名唤"华国锋"。其实他本姓苏，单名铸。1938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其实，如今他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华国锋是山西交城县南关街人氏。1945年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1949年南下。1951年6月出任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成了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由于这一历史的机缘，他得以结识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1958年，华国锋任湖南省副省长。翌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8年8月，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69年，当中共九大召开时，华国锋与王洪文一起进入大会主席团，同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70年12月，华国锋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军区第一政委、广州部队政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
1971年2月，华国锋除了仍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外，还兼任国务院的一些工作，与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领导，表明他开始迈入中央。
毛泽东还看重李德生。李德生比华国锋大四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他在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参加中共。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1968年后，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北京军区司令。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从江西调来邓小平，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从湖南调来华国锋，从南京调来李德生，这表明毛泽东在考虑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因为在爆发"九·一三"事件之后，他要召开中共十大，以对林彪、陈伯达问题作出决议，对林彪、陈伯达以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倒台所造成的政治局内的空缺，作出组织调整。
当然，毛泽东也在考虑，从陆续调到中央的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之中，选择接班人。
不过，在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之中，起初最受毛泽东青睐的，还是王洪文。
毛泽东称赞王洪文是"工农兵"干部
对于王洪文来说，1972年9月7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只有他的秘书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委员会议？不像，因为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别的什么会议？也不像，因为去开会带个小包就行了，这一次他带着箱子。
下了飞机，轿车直抵北京钓鱼台九号楼。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进了二楼的侧楼。
九号楼二楼，住着两位"大人物"：一上楼梯，那里住的是姚文元。往里，则住着张春桥。
从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邻居。九号楼二楼，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二、三把手的大本营。
最初，就连王洪文自己也闹不清楚调他进京干什么。当时，张春桥给他挂长途电话，据说是来北京学习。学习什么？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对那种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表很不习惯。无奈何，张春桥、姚文元是那样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进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点起床，而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起来后，看看文件。吃过晚饭，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从午夜起开始办公，处理文件。直到清晨，吃过早饭，拉上灯芯绒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阳光，开始睡觉。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习惯。张春桥、姚文元不得不与毛泽东"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随之"同步"。这种类似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时间表，使初来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惫不堪，不住地抽烟。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你来我往，热热闹闹。进入钓鱼台，王洪文如同变成了垂钓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静气："中央文革"办公室给他送来四卷《毛泽东选集》，还有烫着金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集。这些都是他来京学习的课本。
一是读书，二是开会。七机部的会议，关于河南的会议，关于湖南的会议……一个一个的会，要他去参加。他只是一个列席者而已。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坐在那里旁听，如此而已。这种"旁听生"生活，也是他来京学习的项目。各种各样的会场，成了王洪文的"课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调来北京究竟干什么。实在闷得慌，他只好给马天水挂长途电话，听听上海消息。自从他离开上海之后，张春桥指定由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驾马车"，只是由"王、徐、马"变成了"马、徐、王"。如今的那个"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
王洪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邻居--张春桥，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他。
张春桥只是对王洪文说，中央调他来京是让他来学习。至于学习的时间多长，为什么来京学习，张春桥都没有明说。
张春桥的心中，一清二楚。
林彪的自我爆炸，陈伯达的下台，使排在张春桥之前的两个名字勾销了，张春桥从第七号人物递升为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
林彪是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来了个"嘴啃泥"之后，副主席空缺了。
张春桥的眼睛，盯着那空了的位子。特别是毛泽东下令筹备中共十大之后，张春桥以为机会来了，正在谋算着怎样才能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张春桥借助于种种去中南海的机会，尽力去接近毛泽东，企求着伟大领袖的垂青，以便谋得"接班人"的地位。
一天，在中南海，谈完工作之后，毛泽东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毛泽东的话，使张春桥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写写。当然，比起姚文元来，要差得远。"
"灵敏度"极高的张春桥，立即从这一句问话中，窥见毛泽东心中的奥秘--他，正在注意着王洪文！
回到钓鱼台，张春桥琢磨着毛泽东为什么问起王洪文。他意识到，毛泽东正在考虑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突然问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他当然无法启唇问毛泽东。他，求助于江青。
江青如今与张春桥已是有着多年的"战斗友谊"，无话不谈。她告诉张春桥重要的动向："前几天，康老跟主席谈话。康老说，他过去一直是搞工人运动的，所以很关心'文革'中涌现的各地的'工人领袖'。他对主席说，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才……"
张春桥一听，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他明白，康生在背后耍弄着伎俩，想方设法限制他的权力的进一步膨胀。
果然，几天之后，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但是，毛泽东没有说明意图。
毛泽东终于明确地提出，让王洪文到北京来。
1972年9月7日，王洪文奉命来到了北京。就连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来北京意味着什么。
毛泽东的召见，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在书房里，毛泽东紧紧地握着这个三十七岁的年轻人的手。七十九岁的毛泽东，自从"亲密战友"林彪的反叛，使他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打击，老态明显地增加了。
召见之际，张春桥在侧，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对王洪文问长问短，显得很热情，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王洪文集"工农兵于一身"--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
毛泽东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王洪文谈观点，说见解。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临别时，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了这番话。
毛泽东没有说明调王洪文来京的原因，张春桥又不便点明，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来，闷得发慌。
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王洪文翻了几页就索然无味。
没有小兄弟可以吹牛，他觉得寂寞极了。
他望着桌上的电话机，打电话到上海解闷。
马天水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当时王洪文的电话记录：
"到北京以后，太寂寞了！有时，一整天开会，又累得很！这几天，一连出席七机部的会、河南的会、湖南的会。下午三时出去，夜里三时回来。我看不进书。调到上面来，真不习惯，巴不得早一点回上海……"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向毛泽东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去的念头。
"他怎么能回上海去呢？"毛泽东笑了，"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你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告诉王洪文。"
张春桥的旁敲侧击成功了。他终于巧妙地从毛泽东的嘴里，得知了意图。
张春桥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来的，成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从他的部属跃为他的上司，抢走了原本注定属于他的副主席的位子，这使他大为不快。当然，也有使他觉得宽慰的，因为王洪文毕竟是他的人，王洪文来到中央，增强了他的势力。王洪文不论怎么样翻跟斗，也翻不出他的手心。
醋意和欣喜双重对立的感情，在张春桥的心头交织。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会看中王洪文，或许是王洪文在中共九大发言时留下那美好的印象，或许是1971年9月10日那千钧一发的傍晚王洪文所表露的忠诚之心……张春桥没有问，也不敢问。
于是，毛泽东下令，调王洪文进京学习。
最初，确实只是学习。毛泽东几次找他谈话，了解他，观察他。
王洪文进京近两个月，1972年11月2日下午二时三十分至六时四十分，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了上海工会代表大会的部分委员（内中大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谈话中透露了关于王洪文的重要信息。
现把张春桥讲话记录中涉及王洪文的部分，摘于下面：
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两个月了（王秀珍：9月7日走的），哦，马上就两个月了。我听到有的人说他是犯了错误，到北京去办学习班的（众：没有听到这个反映）。你们没有听到，消息比我还不灵！我听到外地都在传，有人说，因为有人要解放陈丕显，王洪文不同意，所以犯了错误，所以到北京去办学习班。……
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他谈了几次，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他的观点，这样帮助、教育他。
洪文同志在北京着急了，一个是要看很多很多的书，一个是联系群众困难。
洪文同志与马老通电话时，说很寂寞。……
洪文同志还会回来的。中央考虑要培养同志，调一些年轻同志到中央参加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回原来的单位。这次，参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动，第一名就是他。以后还会从各地再调一些，现在先叫他去。当然，洪文同志将来不回来，也有这个可能。
洪文同志的好处是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主席说，你、我两个，要搞调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过工了，当过兵了，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优越，我还需要调查研究。……
往常剑戟森森的张春桥，嘴巴是很紧的，大抵是"小兄弟"们急切向他打听王洪文的消息，他才说出了毛泽东关于王洪文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称赞洪文同志是'工农兵干部'！"
"是毛主席点名调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老王不简单，如今在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
"小兄弟"们飞快地传播着"特大喜讯"--因为王洪文是他们的靠山。
经过一段"见习"，王洪文在北京崭露头角了。
王洪文成为筹备中共十大的负责人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都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一个旧的阶段的结束。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在党章中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虽然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是遵义会议（1935年1月）上确立的，但中共七大可以说开始了毛泽东时代。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大会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强凋了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确立了刘少奇作为二号人物的地位。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是打倒刘少奇，确立林彪作为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大会全面肯定了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团的全盛时期。
"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党开展了批陈（伯达）、批林（彪）运动。召开一次新的党代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党章中写入了林彪的"大名"，如今林彪成了"死有余辜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亲密战友"成了谋杀伟大领袖的元凶，这在全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中共七大与八大之间，相隔十一年；中共八大与九大之间，相隔十三年。照此推理，中共十大起码是在1980年左右才考虑召开。然而，那载着"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怎么还可以继续使用下去？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尽管是康生和张春桥为之捉刀，毕竟多处明显地用上了林彪那些特有的"习惯语言"，诸如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打上了林记印戳。毛泽东不得不在中共九大结束才几年，就提出召开中共十大了。不言而喻，中共十大的主题是批判林彪，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这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迫在眉睫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破例只选举党的一位副主席--林彪。林彪死后，中共变成唯有主席毛泽东，而副主席一位也没有！何况，在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一下子倒了三分之--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七人，亟待补充新人。
毛泽东的人事新布局，终于在1973年5月20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披露端倪。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二百四十六人出席会议，会议的主题便是讨论中共十大的准备工作。
5月20日晚，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毛泽东没有露面，但会议的一切按毛泽东的意见进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省市区党委、各兵种大军区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印发了三个重要文件：
一是印发了林彪、叶群的反动笔记。林彪的日记是他的内心独白。人们感到震惊，这位"语录不离手"的"副统帅"的内心，竟是那样龌龊、卑劣！印发这批笔记，为的是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
二是印发《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这是经毛泽东阅定的，规定中共十大的代表条件：
（1）所有代表必须是中共党员；
（2）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引者注：即指与林彪集团的斗争）经过锻炼考验表现好的，联系群众，为群众信任的，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
（3）本人历史清楚。
三是印发毛泽东核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本是中共最高领导机构，在这个文件中，却要向主席请示！
会上传出最敏感的消息，莫过于接班人问题了。会议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这么一来，王洪文结束了学习阶段--或者更确切地说，结束了"实习"阶段。从1972年9月7日王洪文进京"实习"，经过毛泽东八个多月的观察，对这个年纪比自己小四十二岁的年轻的接班人，投了信任票。于是，王洪文正式从上海跨入中央，尽管在名义上还颇含糊--"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还处于"过渡时期"，但是他的接班人地位已经充分"显影"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对王洪文委以如下重任：
一、与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二、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新的章程草案。
在确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同时，毛泽东还考虑另一个人作为候补者，那便是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华国锋，那年五十二岁，他比毛泽东小二十八岁，比王洪文大十四岁。华国锋担任过毛泽东故乡的"最高长官"--从1952年任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行署专员，直至1968年4月8日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70年10月，毛泽东在与美国作家斯诺谈话时，便以赞扬的口气提到了华国锋。
至于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则是考虑到他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另外，会议还宣布解放十三名老干部，即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渭清、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茄、曾希圣。
会议结束后两个多月，中国各省市忽然都办起了"学习班"。这些"学习班"戒备森严，"学习"什么，外界莫知。
全国举办的三十四个"学习班"，都是从8月12日开始，为期一周，19日结束。
那是根据中共中央8月8日的通知，在全国各地以"学习班"名义，举办中共十大预备会议，讨论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起草的十大文件，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稿）》、《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在这些"学习班"结束之后，8月20日，一百零四名委员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
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有关人事安排的会议，任务是协商中共十大的主席团名单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
毛泽东依然没有出席会议，由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即重视对于新生力量的提拔。
周恩来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
这么一来，连周恩来都成了王洪文的副手！
由于毛泽东的一手提拔，王洪文一下子跃居到仅次于毛泽东的地位！
至此，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只欠东风--由中共十大得以确认了。
王洪文晋升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3年8月24日下午，王洪文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登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与四年前不同的是，九大时他坐在一大片主席团成员之中，并不十分醒目。这一次，在十大上，他成了国内外瞩目的人物--主席台中央，在毛泽东的一侧是周恩来，另一侧便是他！
又是别出心裁，这一次主席团的名单，采用了不同于任何一次全国党代会的主席团名单的排列方式：
毛泽东
周恩来 王洪文 康 生 叶剑英 李德生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江 青（女） 朱 德 许世友 陈锡联 李先念 姚文元
董必武 纪登奎 华国锋 吴 德 马天水 马 宁
马金花（女） 于会泳 邓小平邓颖超（女） 王 体王六生
王必成王永祯 王秀珍（女）……
在这张名单上，王洪文已成为中共第三号人物！
在这张名单上，张春桥单列一行，因为他担任了大会秘书长！须知，中共七大的大会秘书长是任弼时，中共八大的大会秘书长是邓小平，这表明张春桥已在党内掌握重要实权。
年届八十的毛泽东是中共众望所归的最高领袖。与四年前九大时相比，他已明显地苍老，尽管当他登上主席台时耳边不绝地响着"万岁，万万岁"的热烈呼声。
七十五岁的周恩来显得瘦削，脸上浅褐色的老年斑明显增多。他已查出身患癌症，他的步伐依然是那么坚定，目光还是那样敏锐。
与年迈的毛泽东、重疴缠身的周恩来相比，三十八岁的王洪文步履轻捷，充满着活力。他依然穿着一身军装，但比出席九大时多了领章、帽徽。
在毛泽东用一口湖南话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之后，周恩来拿起政治报告排印稿，念了起来。
十大的政治报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共分三个部分：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虽然报告的基调仍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但在批判林彪集团时用了一句颇为形象的话："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在周恩来念完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成为一千二百多位代表目光聚集的焦点。他开始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王洪文在报告中，完全肯定了中共九大，只是说九大党章中那段关于林彪作为"接班人"的话必须删去：
"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王洪文在报告中，强调了"反潮流"，为那班"造反英雄"们助了威：
"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要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在一片掌声中，王洪文兴冲冲地结束了讲话。
中共十大与前几次代表大会比较，是节奏最快的一次：七大开了四十九天，八大开了十二天，九大开了二十四天，而十大按预定的议程，只开五天。这因为十大肯定了九大路线，不用在制定政治路线上多花功夫，着重于补上因林彪集团下台而造成的空缺。
8月24日举行开幕式之后，花四天时间分组讨论。王洪文突然成为接班人，成为小组讨论的热点。
党内毕竟有许多正直的同志，即使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之下，还是有人对王洪文提出了异议：安亭拦车卧轨，能算是"革命行动"？二十多万人用暴力踏平"联司"，能算是"革命行动"？让这样的"造反司令"充当接班人，合适吗？妥当吗？
在这个节骨眼上，上海组有人作了长篇发言，盛赞王洪文，给了王洪文有力的支持。此人不是张春桥，不是姚文元，却是那个"老干部"马天水！
马天水的发言，令人作呕。
"我觉得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深。……"
马天水历数"造反司令"王洪文在上海的"造反"功绩，然后，竭尽吹捧之能事：
"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我觉得他看问题、想问题很全面，有组织工作、领导工作的能力，不是一个只会冲冲杀杀的人，这一点我可起誓！"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长期在中央，上海是洪文同志主持工作。我觉得：洪文同志至少比我强得多！……"
这一席又"起誓"又拍着胸脯说的话，倘若出于张春桥、姚文元或者王秀珍、徐景贤、陈阿大之口，也许"感染力"就差了许多，由久经沙场的"识途老马"说出，便产生很大影响。
就连江青，虽然没有直接听到马天水的发言，但很快有人向她汇报，她跑来紧握马天水的手："马老，你讲得好，讲得真好！"
8月28日，王洪文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中共中央委员名单里。
耐人寻味的是，"王"与"邓"都是四划。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邓"在"王"前；公布中共中央委员名单时，"王"在"邓"前。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1973年3月10日，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对邓小平多次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时，毛泽东未予同意。当戚本禹编了一本《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内中亦收入邓小平言论，毛泽东亲笔圈掉了邓小平的名字。
曾被作为"中国第二号大走资派"打倒的邓小平，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使他成为大会的一个热点人物。
在中共十届中央委员的名单中，还有马天水。他因为对张、姚、王曲意逢迎，从候补中央委员成为中央委员。
8月31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王洪文擢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第三。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 生 叶剑英李德生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 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 生 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女） 朱 德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 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董必武
至此，王洪文作为中共第三号人物、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在全党内完全确立。
1966年的"造反英雄"，成了1973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取林彪而代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张春桥在十大期间，见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代表杨小妹，说了一句"名言"："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外国记者敏锐地发表评论："毛泽东选定了年轻的上海工人首领王洪文作为接班人。"
还有的国外评论，说得不大客气了："毛泽东习惯于自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他最初选择了刘少奇，被他发动'文革'打倒了。他又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却反叛了他。这一次他指定王洪文为接班人，天晓得这个年轻的接班人后来会怎么样？"
在召开中共十大的日子里，张春桥忙得喘不过气。他担任大会秘书长。须知，这个职位向来是由党内重要人物担任的--中共七大的秘书长为任弼时，而中共八大的秘书长则为邓小平。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公布选举结果：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张春桥呢？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中。
望着中共十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张春桥的心情是沮丧的：忙忙碌碌起草了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忙忙碌碌担任了大会秘书长，结果只落得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他的名字之前，如今不仅多了一个第三号人物王洪文，还增加了叶剑英、李德生。
望着叶剑英的名字，张春桥由沮丧转为恼怒了。本来，在林彪集团覆灭之后，张春桥以为凭着他在庐山会议上的一身冷汗，理所当然会得以擢升。不料，林彪的倒台，却导致了"二月逆流"的平反，那一批在怀仁堂里坐在张春桥对面的老帅、副总理复出了！
1971年11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代表时，便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引者注：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王、关、戚那个'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
于是，老帅们、副总理们一一恢复名誉。就连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也平反了。显然，他们没有一个会与张春桥握手言欢的。
王洪文陪同毛泽东十六次会晤外国首脑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1973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整整两周年的日子，王洪文与毛泽东的合影，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新华社9月12日所发出的电讯《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电讯提到了当选才十几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这是王洪文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重大的外交活动。
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1973年9月12日讯
毛泽东主席9月12日下午五时会见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双方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法国外交国务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见。
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毛主席、蓬皮杜总统见面时，双方长时间地握手。毛主席对蓬皮杜总统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蓬皮杜总统说：我为有机会同你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你使世界改变了面貌。他还转达了戴高乐将军生前怀有的同毛主席会见的愿望。毛主席在随后的谈话中回顾说，十年前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法国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他请蓬皮杜总统回国以后向所有他见过的法国朋友问候。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时的照片。在中南海，毛泽东那间堆满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这样的外事安排，最清楚不过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这一时期，毛泽东总是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会见外宾。美国作家斯诺与毛泽东的长谈，也是在这间书房里进行。斯诺1971年在第四期美国《生活》杂志上曾这样描述过：
"毛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中插着注有解释的、作书签用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敞的窗户，可以瞥见园景，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初，王洪文进进出出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毛泽东确实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助手培养，寄予了厚望。毛泽东让王洪文与外国首脑见面，让他出现在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前，树立他的威信，便于他接班，每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都是对王洪文的一次大宣传：他的名字出现在众多的电讯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外国首脑的合影，印在中国的大报小报上，印在世界各国的报刊上。
"Wang Hongwen"，随着新闻媒介的传播，原本不名一文，如今在全世界享有颇高知名度。
1973年9月2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沙菲，进行两小时的交谈。在座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1973年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总理。参加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在中南海的书房里，特鲁多总理坐在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周恩来反而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他和毛泽东之间坐着外交部部长助理、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
1973年11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陪同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五天之后--1973年11月7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坐在毛泽东两旁的还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1973年12月9日，当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和皇后时，王洪文和周恩来在座。这时的王洪文，坐在那格子布沙发上，已不像最初几次那般拘谨，正襟危坐，毕恭毕敬，而是翘着二郎腿，斜倚在那里。
在1973年，王洪文参加了这样六次高级首脑会见。在外国记者的眼里，王洪文也就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这位英国记者是有眼力的，说出了毛泽东没有说出的潜台词。
1974年上半年，毛泽东依然采用"毛、周、王"的阵营，十次会见外国首脑：
1月5日上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
2月22日下午，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士；
2月25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
3月25日下午，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
4月2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
5月7日上午，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
5月11日晚，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布托；
5月18日，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5月25日，会见英国首相希思；
5月29日下午，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
这样的"毛、周、王"模式，在会见外国首脑人物时，总共进行了十六次。
1974年6月1日，就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之后，周恩来病重，不得不住入北京医院。他在5月19日、23日、25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从此，周恩来总是在北京医院会见外宾。
1974年7月5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时，首次披露了会见地点是北京医院。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毛泽东也许久没有露面。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之侧的，不再是王洪文，而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没有要"王副主席"参加！
是王洪文外出了吗？不，王洪文在北京。
毛泽东有意疏远了王洪文，使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用外国记者的话来说，"王洪文失宠了"。
9月10日，毛泽东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将军，在座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9月19日上午，毛泽东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10月5日，毛泽东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在座的还是邓小平。
10月20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会见丹麦王国首相哈特林，在座的居然仍是邓小平。
毛泽东从1974年10月13日凌晨，由汪东兴陪同，乘火车抵达长沙，在那里竟住了一百一十四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返回北京。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六次会晤外国首脑。继会见丹麦首相之后，那五次会见，也始终没有王洪文的份。
11月6日晚，毛泽东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博士，李先念陪同。
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会晤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邓小平陪同。
12月17日，毛泽东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由邓小平陪同。
1975年1月，毛泽东在长沙会晤马耳他和联邦德国贵宾，陪同者仍为邓小平或李先念。
王洪文"失宠"，连外国记者都已看出来了。作为"接班人"，王洪文怎么会那样快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被确定为"接班人"，到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翻车"，不过一年零四个月。
王洪文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成为"第三号人物"，到1974年7月17日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连一年都不到！
是毛泽东亲自选定了王洪文为接班人，他是王洪文坐着"火箭"上升的推力；又是毛泽东发觉王洪文不适宜于作为接班人，特别是几经教育之后王洪文仍不悔改，毛泽东对他投了不信任票。
第二部分 四人结帮斗“周公”
江青"迫不及待"攻击周恩来
在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共中央机构中，江青的地位大大地降低了！本来，她已经成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的第四号人物，如今却只是二十一位政治局委员中的一个！
不过，虽说江青"降位"，但王洪文却"擢升"。王洪文是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扶植的，诚如张春桥、姚文元是她一手扶植的一样。王洪文成了钓鱼台的新居民，成了江青的新伙伴。
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三人核心"中，增加了一位重要成员--王洪文。
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了"联盟"，在政治局中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
江青攻击的目标，不言而喻--周恩来！
这是因为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是一年不如一年，成为风中残烛了：中共十大举行闭幕式时，在帷幕拉开之前，毛泽东已端坐于主席台上。散场时，直至代表们退尽，他才离开。毛泽东已经步履不稳，要由工作人员扶着走路。所以，在中共十大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毛泽东入场镜头，也没有他退场镜头！虽说报纸上仍吹嘘他"神采奕奕"。
周恩来成了江青一伙的权力障碍。在江青看来，只有攻倒了周恩来，大权才能落入她的一伙手中--王洪文已成了她的"伙"中之人。
中共十大刚刚结束，在新的政治局里，江青就开始向周恩来发动攻击了。
那是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又一次访华。
周恩来虽已患病，尚能正常工作。他跟基辛格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这位戴着黑框宽边眼镜的基辛格博士颇为敏感，他后来在《动乱年代》一书中如此回忆：
1973年11月12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那天午后较晚的时候，我们应邀去见毛泽东主席。同过去会晤主席的所有情况一样，这次召见也是命令式的，收到邀请时我们正在举行研究情况的例会。我和周恩来同乘一辆中国轿车沿着现在已经熟悉的路线前往毛泽东在皇城里的朴素的住处。摆着一张乒乓球台的门厅和沿墙摆满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的书房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了。但是，在带着具有嘲弄味道、而又有点令人生畏的特有微笑迎接我们的那位意志力的化身面前，人们是永远不可能习以为常的……
基辛格感到"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毛泽东。本来事实确是如此，但基辛格的这一感觉，有其特殊之处。
基辛格当时并不知道，就连他写回忆录时也未必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
事情是由参加周恩来、基辛格会谈的翻译引起的。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之前，召见了那位翻译，听取会谈情况。翻译在汇报时说及，周恩来对有些问题的意见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他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胆！
毛泽东偏听偏信了翻译的不如实的意见。他在跟基辛格会谈时，态度格外强硬，所以连基辛格都明显感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是毛泽东，不是周恩来。
11月14日，中美双方发表了《公报》，周恩来送走了基辛格，毛泽东就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在跟基辛格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
那时，毛泽东已不大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通常由周恩来主持。
江青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喜出望外。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显得格外激动，把久久郁积在内心的对周恩来的不满，倾泻出来。
江青尖锐地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大秀才"姚文元马上附和江青的这一新见解。
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那是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共党内已进行过十次路线斗争，被斗争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江青的意思是，如今所进行的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其代表人物便是周恩来！
江青还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他"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江青那张"刀子嘴"，也真是够锋利的了！
周恩来毕竟富有涵养，端坐不动。他跟江青打交道打了那么多年，深知其人。
毛泽东听了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感到江青讲话太过分。
11月25日，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信中批评江青"民主作风较差"，把文艺强调过分，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等等。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是不恰当的，称江青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不恰当的。
倘若此信落到江青手中，非要追查那个"普通共产党员"不可，非要打成"现行反革命"不可，毛泽东却在来信上，写了一段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毛泽东实际上是借"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批评了江青。
半个月后--12月9日，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和艾什瓦尔雅王后之后，把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
晚年的毛泽东，几乎不出席会议，见他很不容易。会见外宾之后，把陪同的人留下来聊几句，成了那时毛泽东的特殊的跟主要党政领导人会面的方式。
那天，毛泽东先是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他说的"这次会"就是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接下去又说：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引者注：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引者注：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的话，挫败了江青发起的对周恩来的攻击。毛泽东指出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地想当主席，可谓一针见血。
王海容、唐闻生成为特殊的"桥梁"
此处要顺便提一下王海容和唐闻生。在毛泽东晚年，倒是她俩常能见到毛泽东，常为毛泽东"传话"。
当时，人们把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和章含之称为中国外交界的"五朵金花"。在这"五朵金花"之中，由于王海容、唐闻生的特殊身世，成为两朵最引人注目的"金花"。
王海容跟毛泽东沾亲带故。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跟毛泽东算是师生。毛泽东见了他，喊"九哥"。1972年夏王季范病故时，毛泽东所送的花圈上便写着"九哥千古"。
王海容的父亲王德恒，经毛泽民介绍加入中共，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后来，在回湖南从事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王海容生于1938年9月25日，湖南长沙人。她的名字是爷爷王季范取的，取义于林则徐的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王海容在长沙读完初中，于1952年进入北京师大女附中。1957年毕业后，在北京化工厂当过学徒工。1960年至1964年在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学习。然后到北京外语学院进修英语一年。1965年11月，她调入外交部办公厅工作。
王海容是烈士子女，她爷爷又与毛泽东交厚，很自然的，毛泽东对她很关心，也很信任。1970年夏，王海容出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1972年，她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尼克松访华时，担任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翻译的，便是王海容（后来，在1974年11月，她升任外交部副部长）。
王海容早在1967年，就已经为毛泽东"传话"。
那年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对外交部的工作发表了一通讲话。这个讲话被印成传单，到处传播，人称"王八七讲话"。王力在讲话中，称外交部"运动阻力太大"，鼓吹要夺外交部的权，矛头直指外交部长陈毅。
王力的讲话发表后，外交部的"保陈派"们要弄清毛泽东对王力讲话的态度，便派出王海容去毛泽东那里"摸情况"。
据刘华秋回忆：
我们请王海容尽快设法摸清毛主席的反应。（1967年）9月24日凌晨四点，毛主席从南方乘火车回到北京。早已等候在中南海的王海容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有关情况，试探他老人家对陈毅同志及王、关、戚的态度。当王海容说到王力"八七讲话"不得人心时，毛主席针对王、关、戚问题，只援引了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并说，"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
早上六时多，王海容回到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我们焦虑地询问她毛主席究竟讲了什么话？她说：主席对王、关、戚的问题只引用了两句古诗。我们立即翻阅唐诗、宋词，一时没查到出处。我们认为这两句诗很重要，关系到王、关、戚的定性，无论如何要把意思搞明白、搞准。我提议去请教王海容的爷爷、毛主席的表兄及国文老师王季范先生。
上午十时，我们骑车跟随王海容到她家，将已准备好的白纸黑字向王季范老先生展示，请教"时来天地皆同立，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诗出自何处。王先生拿起铅笔，将我们抄写字条中的"立"字改为"力"字，并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厚厚唐诗，向我们指明了出处。我一看，原来出自罗隐的"筹笔驿"，全诗是：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我一看全明白了，匆忙抄下了罗诗，告别了王先生，风驰电掣般骑车回到办公室。
我们一致认定：毛主席援引罗隐这两句诗，寓意深长，耐人寻味，给王、关、戚作了"盖棺定论"。意思是说，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时来运转，红极一时，似乎天、地、人都协力支持他们，一切都很得手；但曾几何时，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好运不长，气数已尽，曾经不可一世的"英雄"，将要被历史的车轮压倒，成为得不到自由的阶下囚。结论只能是：王、关、戚快完蛋了。（注：《党的文献》1998年第3期。）
后来，"王、关、戚"果真下台了！这表明，王海容所传的毛泽东的话，非常准确！
唐闻生则出生于外交世家，唐闻生之父唐明照，历任外交部专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1971年，唐明照作为中国代表团副代表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未几，他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唐明照原名唐锡朝，1910年生于广东恩平，少年时代他随家迁居美国旧金山，在那里读小学、初中，因此他英语纯熟。1927年他回国，不久进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共，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他再度赴美，就读于加州大学历史系。1940年出任《美洲华侨日报》社长，总编辑。在美国，他与加州莴苣种植园主的女儿张希先结婚。
五年后，当唐明照从外地回家之际，他的女儿出生于纽约，"闻父归而生"，取名唐闻生。正因为唐闻生从小在美国长大，所以能操一口道地的美式英语。
唐闻生后来随父母回到中国，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她既擅长英语，父亲又是资深中共党员，因此当周恩来的英语翻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为外交部挑选高级翻译人才时，一眼就选中了她。从此，唐闻生进入外交部，并迅速得以重用，活跃于中国外交界，为周恩来、毛泽东当译员。
在那特殊的岁月，中国的特殊情况，王海容、唐闻生成了架设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一座"桥梁"。
郭沫若忽地成了政治斗争的焦点
前波未消，后浪又起。
在第一个回合中，江青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未能获胜。她处心积虑，又一次向周恩来发动攻击。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这一回，年已八十二岁、沉寂多年的郭沫若（他比毛泽东年长一岁），忽地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热点人物"。
郭沫若，中国文坛巨子，集学者、诗人、作家于一身，集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于一体，原本是中国文艺界活跃的人物。"文革"一开始，郭沫若便吃了一闷棍。荒唐岁月的荒唐批判，今日成了笑柄。
郭沫若写过一首词《满江红》，内中有一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这"东方白"遭到多方责难，理由是人人皆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你这"东方白"不是明目张胆"反毛主席"！
吴晗的《海瑞罢官》，据云是"为彭德怀翻案"。偏偏郭沫若曾写过许多替曹操翻案的文章，这"翻案"乃是当时中国政坛最大的禁忌。郭沫若被指责为"大刮翻案风"。
1966年4月4日，面对种种诘难，郭沫若激动起来，说了一番激动的话：
"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把它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康生从内部简报上见到郭老这番"慷慨陈词"，当即嘱令《光明日报》于4月28日公开登出，弄得郭沫若好尴尬！
幸亏郭沫若跟毛泽东、周恩来交谊甚厚，总算在"文革"中被列入"重点保护"名单，免遭"喷气式"批斗。
郭沫若悄然度着垂暮岁月。
1974年1月25日，郭沫若被叫到首都"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上，几次三番遭到点名批判。点名之际，随着"郭沫若站起来"，年已八旬的他不得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江青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她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样的态度，和林彪一样"！
当天夜里，周恩来急急派人前往郭寓，传达他的指示："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
周恩来还作了四条具体规定：
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
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中搬到大房子里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
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
四、具体工作，由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听罢周恩来的有关指示，郭沫若连声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可是，郭沫若未得安宁。几天后，张春桥便闯到他家。
张春桥还要郭沫若当面承认：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毛主席的。
张春桥说，《十批判书》中批判了秦始皇，这是极其错误的，是与毛主席的意见背道而驰。
不过，郭沫若顶了他一句："我那时骂秦始皇，是针对蒋介石！"
郭沫若此言，顶得张春桥说不出话来。
张春桥还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
郭沫若理所当然地回绝了张春桥。
周恩来得知此事，两度亲自前往郭寓，慰问郭沫若。
2月10日，江青忽地前来郭府。江青胡搅蛮缠，无论如何要郭沫若作检查，折腾了三小时！
郭沫若当晚病倒，被急送医院。
这下子惊动了毛泽东，他当即派人前往医院慰问，周恩来则派出自己身边的医生为郭沫若诊视。
一时间，郭沫若处于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事出有因--那便是江青向周恩来发起第二次攻击。
江青抓住毛泽东的话"做文章"
"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浪潮，把郭沫若卷了进去。
"批林批孔"，林是林彪，孔是孔子。把林彪跟孔子"挂钩"批判，形成一次席卷全中国的"批林批孔"运动，颇为令人费解。
事情的起因，最初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查抄了北京毛家湾林家住宅，发觉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诸如"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这样，在批判林彪时，便称他是"孔孟信徒"。不过，仅仅凭借林府的几幅条幅，还无法发展成为一场"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原本是谈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问题。毛泽东忽地谈起了外交部最近的一份简报。他不同意这期简报中对于苏美关系的分析。
毛泽东说：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毛泽东又说起对外交部的意见：
"'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毛泽东所说的"明灯"，是指1966年10月25日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内中称"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据王力告诉笔者（注：本书作者1988年11月3日对王力的采访。），这一贺电是他起草的。
毛泽东还是批评外交部：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以《孟子》上的典故，批评了外交部那个"屁司"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错误分析。
他由此谈起了读书：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引者注：指郭沫若、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张春桥、王洪文非常仔细地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不光是批评了郭沫若，而且把"尊孔反法"跟林彪以至国民党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说起了秦始皇：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伶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毛泽东兴致甚好，说古论今，谈及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毛泽东的话题，最后还是落到了外交部。他说：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那时的外交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毛泽东的话，隐含着对周恩来的批评。
张春桥、王洪文把毛泽东一席言转告江青，江青如获至宝，凭借毛泽东的力量和威信，向来是她的"法宝"。既然毛泽东批评周恩来、郭沫若，批孔尊法，这正是她可以借来"做文章"的好机会。她嘱令手下的"写作组"抓紧"做文章"。
8月5日，江青见到了毛泽东，又提及了郭沫若。毛泽东给她念了自己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大王。（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说，郭老的《十批判书》要批判。他又念了自己的另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贤。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抢了"头功"。8月7日，《人民日报》醒目地刊载他的长文《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翌日，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之中。周恩来以"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委婉地拒绝了，认为不必写入政治报告。
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起了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又成了江青"做文章"的好题目。
"江记写作组"大造舆论
江青手下，拥有一大帮"秀才"，论"做文章"，个个是行家里手。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手下的两位"大秀才"，掌握着舆论大权。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有四个庞大的御用"写作组"（又称"大批判组"）。
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笔名"梁效"（"两校"的谐音）闻名全国，一时间有"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之传言，足见"梁效"的威风。
"梁效"是在1973年10月成立的，最初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由当时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他们占领了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座幽雅的小楼，组员多达三十余人。这些"秀才"们根据来自钓鱼台的指令，炮制了二百多篇文章，内中有三十多篇重点文章，成了当时的"学习文件"。他们的文章，连篇累牍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拥有"权威性"。除了常用的笔名"梁效"之外，还用过笔名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
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以笔名"罗思鼎"著称（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罗思鼎"为"螺丝钉"的谐音），成立于1971年7月，直属张春桥、姚文元。除了常用罗思鼎笔名外，还用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等笔名。
三是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成立于1973年9月。
四是文化部写作组，笔名"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青"即江青，"蓝"乃蓝苹，"初澜"及"出蓝"之谐音。
江青手下的御用写作组，像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一时间，那"大批判"的文章整版整版冒出，那势头令人记起批《海瑞罢官》的年月：
9月4日，"梁效"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北京日报》发表；
9月15日，"石仑"的《论尊儒反法》发表于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红旗》第十期予以全文转载；
9月27日，"唐晓文"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发表于《人民日报》；
紧接着，《"焚书坑儒"辩》、《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一连串的"大块文章"，从那一个个"江记写作组"里炮制出来。
江青的"重点工程"，是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于是，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了《通知》。
《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个部分：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二、鼓吹"生而知之"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江青借助于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大力掀起"批林批孔"浪潮。
1974年1月24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在京部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翌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八十有二的郭沫若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被点名，被迫在万目睽睽下站了起来。
江青把手伸进部队
197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4）3号"文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南京军区党委给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以及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和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同志的来信二件转发你们，供全国党、政、军、民、学批林批孔时的参考。
中共中央
1974年1月25日
附件：《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学习江青同志给二十军防化连的信的报告》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最近，江青同志看了解放军报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关于二十军军直防化连在批孔问题上的反映后，于1月13日亲自给防化连全体同志写了信，赠送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其附件各二百份。随信还附送：（1）《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一份；（2）《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份；（3）《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一份；（4）《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一份；（5）读柳宗元《封建论》一份。并派谢静宜、迟群同志专程送到防化连。谢、迟二同志1月15日到部队后，连夜向防化连全体同志宣读了江青同志的信，发了江青同志赠送的学习材料。防化连的全体同志十分感动，正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认真进行学习。二十军党委除帮助防化连搞好学习外，并要求部队把学习江青同志的信，深入批林批孔，作为加强部队思想建设的大事来抓。
1月16日，军区党委接到二十军报告后，除连夜派员赶到防化连，请谢、迟二同志转达我们对江青同志的感谢外，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江青同志的信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关怀，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的重大战略措施，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抓好典型的要求。我们决心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关于议军、议政，提起政治思想工作的纲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批林批孔作为深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深入批林整风的大事来抓，掀起一个新的批林批孔高潮，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建设，推动战备训练等各项任务的完成。我们打算通过二十军防化连和南京路上好八连，并要求各军、师都抓一个连队，先学习江青同志送来的材料，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努力克服不善于抓典型，工作一般化的毛病。我们已将江青同志的信和我们的上述认识，向军区领导机关和各军的同志通了个气，要求他们对当前批林批孔的情况进行一次认真地分析，提出深入批林批孔的意见。军区定于2月4日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学习江青同志给防化连的信，认真讨论深入批林批孔的措施，抓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抓好反修防修教育，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以上如有不当，请指示。
南京军区党委
1974年1月20日
这一中共中央文件，还附发了《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给江青同志的来信》：
江青同志：
您1月13日写给我部防化连全体同志的信和赠送的两百份批林批孔材料，已由谢静宜、迟群同志于到达军部的当天晚上面交防化连。收到您的信和材料后，我们和防化连全体同志受到很大的鼓舞，心情十分激动。
我们党委常委对您的信进行了认真的学习，一致认为，您的信不仅是写给防化连的，也是写给我们全军指战员的，是对我们党委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有力鞭策，它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深入批林批孔，抓好部队的思想建设。
江青同志，您在繁忙的工作中这样关心连队建设，关心战士的成长，使我们深受教育。防化连在我们身边，他们对批孔问题的反映，我们都看过，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军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我们对批孔的意义和批孔与批林的关系认识不足，没有很好地去抓，这是应该引为教训的。
为了进一步贯彻十大精神，继续深入搞好批林整风，认真解决部队在批孔问题上遇到的困难，经常委研究：
一、已将您的来信印发到全军各连，把您赠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除防化连人手一册外，分发给各师、团。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带动部队进一步提高对批林批孔意义的认识，在全军范围内掀起一个批林批孔的高潮。
二、军、师、团各级党委都要对部队的批林批孔形势作一次认真的分析研究，总结经验，找出问题，提出深入进行批林批孔的措施。
三、各级在批林批孔中都要深入实际，抓好典型。军党委拟在2月份由负责同志率领机关干部，深入一两个连队，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同时，进行批林批孔教育，认真抓好防化连这个点，总结经验，做出实际成绩来，向您汇报。
谨致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
1974年1月17日
这一中共中央文件，还附发了《二?誘八一部队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同志的来信》：
江青同志：
您请谢静宜、迟群同志专程送来的信和材料都收到了，我们怀着异常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对您的亲笔信连夜进行了认真学习和热烈讨论。正当我们在批孔问题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您在百忙中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我们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战斗力量。您的来信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我军建设的亲切关怀，为我们贯彻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我们决心反复学习您的来信，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和深远意义。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把批孔作为批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决不辜负中央首长的殷切期望，在批林批孔斗争中知难而进冲锋陷阵，争当闯将。在斗争实践中，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防修反修的自觉性，抓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热情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以基本路线为纲，以您的来信为动力，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全面加强连队建设，做到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坚决打到哪里。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致以
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二?誘八一部队防化连全体同志
1974年1月16日
这一中共中央文件的下发，不仅给批林批孔添了一把火，而且大大提高了江青的威信。这时候的江青，处于异常得意之中。
江青把手伸进了部队。
1974年6月发生的一件小事，显示了她在部队中的胡作非为。
后来，据《军事博览报》所载《中国水兵飘带上的一场闹剧》一文揭露：
1974年6月的一天，舷号为"211"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出厂才九天，就突然接到一纸紧急命令：迅速赶往天津塘沽执行一项重大任务。当这艘国产新型导弹驱逐舰以二十八海里的时速驶抵溏沽港后，舰长、政委才被告知执行任务的具体内容是：江青要乘该舰视察大港油田。
彩旗满挂，江青在纪登奎、于会泳等随从的陪同下登上了"211"舰的舰首。为表示"中央首长"对舰员们的最大关怀，江青发话要分三批与"211"舰的全体官兵合影。大家迅即做好了合影准备。参加第一批合影的水兵中有一个名叫张建华的，小伙子长得很帅，被安排在江青的身旁。如同其他水兵一样，张建华也非常喜爱自己水兵帽上的两条飘带。照相前，他悄悄将一条飘带拽到胸前。这条飘带不知怎么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忽然皱起眉头，顺手将张建华的水兵帽摘下，指着帽子上的飘带说："这玩意儿是拿破仑搞的，是纪念诺皮尔的。这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边说边将飘带弄到水兵帽里边，然后敲到小张头上。
江青的话使准备合影的官兵个个目瞪口呆，但不管如何，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江青，对飘带下的"指示"如此明确，而且亲自动手"果断"地处理，这无疑就是命令。可想而知，在这张摄于6月26日的照片上，"211"舰数百名水兵的飘带销声匿迹了。
很快，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式无飘带水兵帽"问世了。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蒙冤两载有余的飘带才被"平反昭雪"，重新回到中国海军的水兵帽上。
批林批孔批"周公"
"批林"也罢，"批孔"也罢，"批林"跟"批孔"联系起来也罢，反正孔子已经死去那么多年，林彪也已葬身异国。
江青为什么拿出那么大的劲头，批判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孔子和林彪？
王洪文的话，泄露了江青的"天机"：
"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那势头，真的有点像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么，"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要斗谁呢？
只要细细琢磨"江青写作组"抛出的"大块文章"，字里行间，已经点明了！
1974年1月4日，《人民日报》所载"唐晓文"的《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一文中，特意指出："孔丘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冠，并代行宰相职务。"他把孔子写作"宰相儒"。
当年，江青们在批《海瑞罢官》时，说吴晗"借古讽今"。如今，江青们倒真的在玩弄借古讽今！
"宰相儒"指谁？不就是影射周恩来！国务院总理，据云"相当"于"宰相"！江青们玩弄的政治把戏，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
发表在1974年第四期《红旗》杂志上、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一文中，有一段对孔子的"形象化"描写："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这不是明显地影射周恩来！
文章咒骂孔子是"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其实是影射周恩来。
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报》所载"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特意描写了孔子"端起胳膊"，更明显影射周恩来。文中用一连串的话，指桑骂槐，攻击周恩来：
"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
"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尤其是知道毛泽东写了两首诗批判他，郭沫若有点顶不住了。出于无奈，这位一代文学巨匠，史学名家，不得不写两首七律给毛泽东，承认错误。
呈毛主席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劣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视归趋。
这简直是一首"忏悔诗"!郭沫若竟然把"批林批孔"运动比作了"春雷惊大地"!
郭沫若在另一首诗中则称："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珠。"
即便郭沫若这么步步后退，江青仍不放过他。
已患癌症的周恩来，承担着繁重的工作担子，又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重负,他自己也终于病情日见严重。
1974年3月11日，周恩来病重,住在医院检查病情。15日下午病情稍好,周恩来就出院。当天晚上回家，在床上批阅积压的文件，达四小时之久。
江青得知周恩来病了，大喜，求见毛泽东，想请毛泽东再为"批林批孔"运动作指示，以便把声势搞得更大一些。
不料，3月20日，毛泽东致函江青拒见并发出了严厉警告。此信全文如下：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19）74、3、20日（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清楚表明："批林批孔"他赞成，批"周公"他反对。江青仍一意孤行，因为周恩来已是她最大的"权力障碍"，非打倒不可。
周恩来的病情，不断地加重着：
4月28日，发生缺氧病状；
5月19日、23日、25日，相继三次发生缺氧病状。
可是，他的工作是那样忙碌，三个月内由他亲自接待、会谈的外宾有：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乔森潘，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英国前首相希思，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
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统计，从1974年1月至6月1日，周恩来除了几次病重不得不卧床外，工作日子达一百三十九天，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的有九天，工作十四至十八小时的有七十四天，工作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左右的有五天，连续工作三十小时的有一次！
周恩来沉疴在身，如此忙碌地工作着，还要遭受江青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终于，在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住进了北京解放军三○五医院。
从此，周恩来在医院的病床上办公，度过他一生中的最后岁月。
江青知道周恩来住入医院，越发得意。6月22日，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跟一个姓周的妇女谈话时，她要那个妇女改名"周克周"。江青说："你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周'，克制他那个'周'！"
他那个"周"是谁？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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