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伟人之间：毛泽东与邓小平》，作者：余伯流，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和必须弄清的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毛泽东之所以在1974年12月下决心重新重用邓小平，是由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局势和党内状况的客观需要所决定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诸多因素促成的。用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来解说，根本的原因，是“时势造英雄”。

具体说来，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论析：

第一，当时的客观形势迫切需要一个德高望重、能治国安邦的人出来支撑局面。

当时“批林批孔”已搞了整整一年。由于江青等人到处“放火烧荒”，批判“复辟回潮”，树立“反潮流”典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的山头组织，一些刚落实政策的领导干部又被当作“孔老二”打倒在地，许多地方和单位的领导班子又陷于瘫痪状态，一些反潮流组织又提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这样，就使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

为此，毛泽东在1974年10月决定筹备召开全国四届人大时，就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1月6日，李先念副总理陪同外宾到长沙拜晤毛泽东时，在会见后，就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国工交战线和国家财政方面的情况，谈到由于1974年初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全国财政收入也比去年同期下降，而财政支出却比去年同期大大增长。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感到形势严峻，沉默不语。最后，只作了一句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此，要实现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能治国安邦的、德高望重而为全国人民公认的“帅才”来承担这一重任。这个“帅才”，非邓莫属，这就是“时势”，即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