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上海工人纠察队（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福建党史月刊》

       在北伐革命胜利进军的推动下，上海举行三次武装起义，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是起义的最高决策者。起义胜利后，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目，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陈独秀承担了几乎所有的责任。历史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造成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野心”

中国共产党为响应北伐革命，推翻军阀统治，建立市民政权，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期间，陈独秀坐镇上海，是上海武装起义的最高决策者。1926年9月1日，北伐军攻克汉口后，苏浙皖赣闽五省联防军总司令孙传芳为阻止北伐军东进，将大量兵力投入江西战场，上海的防务顿时空虚。10月24日，中共上海区委误信北伐军攻克九江的传谣，贸然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刚举事便失败了。

1927年2月18日，在北伐军攻克杭州后，上海总工会号召总同盟罢工，提出“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的口号。罢工延续到22日，全上海已有36万人参加，可谓声势浩大。然而，由于罢工前没有“夺取政权”的精神准备，广大工人群众“都不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义”。所以，当上海区委于21日下达武装起义的指示时，仅有闸北和南市的工人响应，没有形成一定的群众基础，第二次起义也不得不停止。

当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上海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以陈独秀为首，由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陈独秀在特委会上指出，武装起义离不开军事行动，而“军事行动，目标要集中，不要散漫”。“要造成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野心”。在与特委的讨论中，他分析了反动军阀在上海的集结情况，认为可以浦东为突破口，从这里夺取武装。他还就武装起义时，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系、党务和工会工作阐述了详细的意见。

上海档案馆保存的历史资料表明，特委会就第三次武装起义，总共召开31次会议，陈独秀参加了30次，而且，他每次出席会议都要发表指导性的意见。如果说第一、二次武装起义时，他是以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仅仅实行间接的原则领导，那么，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则成为起义的最高决策者之一。

陈独秀事无巨细，都要具体过问，诸如，“每天要出新闻式的宣传大纲，不过一百字的时事报告……文字尤其要特别浅显”。不仅要文字宣传，还要口头传达、讲解党的武装起义的策略。为使武装起义得到北伐军的理解和支持，他还让工人代表去见北伐军负责人，征求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和告工友书的意见。

第三次起义紧接第二次起义，准备工作不免显得急促、紧张。他在具体指导上，也就尤为注重实际效果，指示在起义开始时，不要急于去占领机关，而应设法夺取兵工厂。他认为北伐军是上海起义的坚强后盾，在北伐军攻克松江后，上海总罢工便应全线举行。同时，他又预料北伐军来上海后，将在市政府的组成问题上，与中共发生分歧。他在特委会上提醒：

“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领袖的（即委派制），此为重要争论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选举的工作。我意在名词上要改为民选市政府，使民众格外明了。”

他甚至为武装起义提出简洁、有力、实际的口号：“收回租界，民选政府，市民代表大会，拥护武汉国民政府。”

上海各级工会是武装起义的主力军。为充分发挥工会的组织凝聚力，他指示把全市的产业工会区划为17个产业总工会，未经总工会允许，不得私自成立工会。他还告诉特委会，在北伐军将至上海之前，党领导的工会运动，既要注重政治宣传，又要提出维护工人切身利益的经济要求。他一再强调，起义胜利后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工人应有一半以上的代表。在所产生的市政府中，共产党员应占有一定的比例。为此，他主持特委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决定罗亦农、汪寿华、顾顺章、侯绍裘等参加上海市政府。

北伐军于3月20日晚兵临城下，占领上海近郊龙华镇，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次日中午12时，上海市总工会一声令下，全市总同盟罢工开始，参加罢工的工人达80万，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此时，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南郑超麟家，通过交通员郑超麟和夏之栩，与在前线指挥的罗亦农、周恩来和赵世炎联系，指挥武装起义。深夜，他还亲自来到前线指挥部。经过28个小时的巷战，上海工人占领全部华界，起义胜利了。

此时，他注意到形势将会逆转，担心国民党右派会搅乱国共联合战线，指示要有与右派军队“抵抗”和“决斗”的准备。他说：“我们是革命的政党，所以每个党员要懂政治，懂得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中共上海区委讨论了他的讲话，区委书记罗亦农说：“独秀同志已告诉我们重要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要尽量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