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顾保孜 钱嗣杰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64年夏季的炎热在进进退退的潮汐中淡去，可是“四清”运动的温度却在避暑胜地被炙烤得越来越高。

此时的刘少奇已经无法号准毛泽东的“脉搏”，越是想顺着毛泽东的思路，就越是走错方向。结果物极必反，他甚至在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做出了更为激进的演绎和实践。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的指导和影响下，从1964年秋铺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急转直下，“左”的倾向更为明显和突出。各个试点县都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农村基层干部，在许多地方进行错误的“夺权”，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城市社教和工交领域的“五反”运动也严重偏“左”。

这一年刘少奇“挂帅”领导“四清”运动，一声号令，一百五十万干部下乡蹲点。刘少奇威望之高，动员能力之大，使毛泽东产生了微妙的感受。

毛泽东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生日。他的一席话为1964年做了总结，也为来年埋下了伏笔。

原子弹爆炸的热浪未平，“四清”运动如火如荼之际，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又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开幕那天，三千多名代表走进神圣的殿堂，以自己的参与表达全国人民的心声。

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军人也好，每一个人都全心全意地为自己的祖国出谋划策，都衷心地拥护国家领导人的意见。而刘少奇因为处于一线的领导位置，“一竿子到底”，与各省市关系相对比较紧密，这次人代会人们将热爱毛泽东主席的感情也同样倾注在刘少奇主席身上。大家认为，拥护刘少奇自然就是拥护毛泽东，就是拥护党中央。这次会议上，广大代表看到了刘少奇与日俱增的威望与权力。

借此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间也是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正好与人代会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