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对全国各项工作以及党风、社会风气、人际关系等等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其中对文风的破坏也是至深且巨的。我个人是搞报纸编辑工作的，对此感触极深。“文革”已时过二三十年，有时候还能感到它的影响。当时一伙文痞肆意鼓噪，最高领导姑息纵容，遂致祸害全国达１０年之久。

抗日战争中期，共产党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整顿“三风”，包括整顿文风即反对“党八股”。“党八股”作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曾经对我国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毛泽东１９４２年做《反对党八股》报告时，“三风”虽然已经只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逆风”，在全党已不占统治地位，毛泽东还是条分缕析，号召全党“加以揭穿，把它打倒”，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文化大革命”情况不同，以林彪、江青为首的两伙人炮制的“帮文风”，从上而下吹向全国，作为推行“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武器、一根棍子，可恶又可怖。新闻界首当其冲，既受害又害人。

“帮文风”实质是“假大空”，它最终必现原形，从这个意义说，迷惑作用有限。但在一定时间内很能骗人，特别在它取得合法地位的时候。始作俑者“林副统帅”，先意承旨，无耻迎合，推出“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几百年出一个”等极端谀语，欺骗了不少好心人，击倒了一些反对者。

“文革”开始，林彪作为“接班人”，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讲话，树立了一个恶劣文风的“样板”。讲话只有１０００多字，“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创举”、“伟大胜利”、“最伟大”、“最强大”、“最锐利”等等词语占了很大篇幅，目的是造成一种印象：他们一伙最精通毛泽东思想，最忠于毛泽东革命路线，最热爱毛主席，因此独享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他们的文章、讲话一时成为人们思考问题、写作文章的范本，谁不按照这一套办法做，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江青一伙炮制、推行“帮文风”比林彪一伙时间更长、范围更广。他们利用抓到的“笔杆子”，在各个领域，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所欲为。１９７１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以前，他们同林彪一伙搭帮干；“九·一三”以后，他们一伙继续干，先后达１０年之久。江青利用她在不正常情况下取得的合法地位（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以及她的特殊身份，干一般人干不了、不敢干的坏事，控制许多文化、传播机关，从上而下推行“帮文风”，在全国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形成“文风一律”。“文革”后期，毛泽东大概也感到文风太不像话，曾经想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扭转，但大权在握、羽毛已丰的江青反革命集团，敢于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他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了。

许多貌似颂扬实为出丑的报导都是假托宣传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被江青一伙控制的《人民日报》头版登过一条大字标题的通栏新闻：

引题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正题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精神非常非常充沛

副题是：国庆前夕 广大军民无比幸福地欢庆这个喜上加喜的特大喜讯

标题来自报导，在当时的气氛下，编者可做的事情已经不多，回旋余地极小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