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方言保护、保存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我感觉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有点偏“左”。推广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基本政策，这是写进宪法的。“文革”前大力推广普通话，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因为解放后啊，国内很多地方，光一个县内就有几种方言，不能沟通—福建省有些县，一县之内就有五六种方言，开个会都要找翻译，弄得跟联合国开会一样。这个情况下，大力推广普通话是很正确的，否则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都会裹足不前。

但今天的情况跟以往已经完全不同了，今天，推广普通话已经驶入正轨。这个很大程度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因为经济社会使人的来往更频繁，不说普通话不行。加上学校教育、媒体的力量，广播电视都是普通话频道，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这些原因，改革开放后，普通话的普及率增长非常快。最近广西、河北等三省区做了一个调查，十年内，这三个地方普通话普及率提高达20%，这个速度非常快。普通话已经是上了铁轨的列车，挡都挡不住。

问题也恰恰出现在这里。普通话大面积推广、普及，成为工作、教学、宣传的共同语，所以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冲击，包括广东话。有一些小方言已经灭亡或濒临灭亡。目前我国的民族语言，一般认为有129种。这是2008年出版的《中国的语言》所公布的，较为权威。汉语是其中一种，当然潮州话、广州话都不能算在这129种当中，它们是汉语中的方言。这129种语言中，在未来100年内，应该有约三分之二会消亡。每类这种语言的使用者不到10000人，甚至不到1000人、100人，有的甚至只剩两三个人，是严重濒危的语言。

汉语作为其中一种语言，一般认为包括七大方言(官话、吴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语、粤语)，也有人说十大方言。不管是哪一种说法，方言下面还有次方言，这些次方言相互都不能通话。如果把方言、次方言、土话等都算进去，那么目前处于濒危的方言数量非常庞大。虽然还没有具体数据，但根据我长期做田野调查的经验，这个判断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对于现在抢救性的记录，我觉得很有必要。

保护方言好像跟推广普通话有点背道而驰的关系，但我看来其实一点都不背道而驰。现在普通话推广根本不在话下，就算国家不去做，照样会以非常快的速度推进，国家现在再在这方面花很多力气，其实没有必要。包括普通话测试，在我看来就是考试经济，没有必要。很多学生在考场里字正腔圆，但是一走出考场该怎么说还是怎么说。语言毕竟只是交际工具，应当有个适当的度，允许每个地方的普通话有自己的特点，不能全国人都要讲得像北京话那样。你能说广东人的普通话就不是普通话吗？

因此我认为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应该适当调整。目前教育部有语用司、语信司，还有专门的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这些部门的一些政策也是有问题的。比如电影电视的方言节目，现在完全没放开，所有方言节目都要报批，这在2000年出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里有明文规定。但这个本就应该交由市场和市民来决定，现在很多电视台不让播出方言节目，或者不放在黄金时段播出，但像重庆电视台的《雾都夜话》，几十年来的收视率都很高，为什么要禁止？

这方面在政策上其实不应该管太多，语言文字有它自身的规律。当然这里面有文化与政治利益的博弈问题，中国自古强调文化大一统，主要考量跟这个有点关系。但语言的多样性、文化的多元性是写进联合国宪章的，母语权是人权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目前，国外在方言保存上做得非常好。美英法日，都做了非常多，远远走在我们前面。再比如澳洲，南太平洋岛上很少人讲的语言，他们连网站都做出来了。现代语言科学源头在西方，西方有这个传统，意识比我们强很多。而且在欧美，语言学是很重要的学科，是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基础学科，但在国内只是很小的学科，跟中文系合成了语言文学系。事实上，这两个学科没什么关系。

所以看到乡音苑的做法，我不觉得很奇怪。像乡音苑那样发布到网上去，也很好，对研究地方文化有参考作用。但是真正做语言研究，对录音参数、背景噪音等都有严格要求，民间志愿者可能未必都能做到。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庄初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