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山东省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会场

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4期，原标题：一个红卫兵的反思

    一场红卫兵武斗中， 16岁的他挥舞大棒打死了19岁的他。43年，他常在暗夜中醒来，问自己：“我打死人这事儿该怎么算呢？” 今天，62岁的王冀豫选择站出来向世人说出自己的罪。“忏悔太虚了，我不求原谅，我认账，活该受折磨，遭报应。说出来，是为历史留下证据” 

王冀豫

    生于1951年，曾是北京中学文革中“老红卫兵”一派的成员。16岁时，他在一场武斗中打死了人。他当过兵、务过农、干过工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玩马”者，自称“牧马人”。1985年参与创办中国最早一家马场——北京稻香湖马场。

    2013年6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则特殊的“道歉广告”，61岁的退休干部刘伯勤利用广告向“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在道歉广告中刘伯勤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这则特殊的广告迅速引发了媒体的关注，更促使人们反思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责任。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革命小将”多数已经退休。那一代人，经历了疾风暴雨的革命，又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沧海桑田，际遇或许大相径庭，但那段“革命”的共同记忆一定深深地刻在每个“红卫兵”的心里。红卫兵们究竟如何看待？似乎是一个谜。公开反思自己曾经犯下的“罪”的人少之又少，触目可及的是沉默的大多数。

    早在2010年5月，《炎黄春秋》杂志就曾刊登过一篇名为《背负杀人的自责》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就是当年的“红小将”王冀豫。时隔三年，记者再一次找到王冀豫，当问到“沉默的大多数”时，他说：“很多人不说也确实是因为这是一种集体犯罪。共犯时代，谁也不能说谁。当然，个人的罪恶是不能掩盖的。比如像我打死了一个人，这是不能掩盖的。”

红卫兵组织很像“义和团”

    我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文革”爆发时在铁三中读书，后来又在翠微中学混。翠微中学并不是一个好学校，但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这里集中了大批的“大院”孩子。所谓“大院”，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当时，公主坟以西有包括空军、海军、通信兵、总后勤部、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解放军军事政治学院在内的众多军队大院，也聚集着众多的“大院”孩子，“大院”孩子大多经过保育院和小学寄宿制教育，相互之间感情好、抱团。

    1966年，我才十五岁，上初二。“文革”初期，开始组建红卫兵的主力是高中生，以部队干部子弟为核心。我们初中生基本就是跟着高中生跑，跟着起哄，没脑子的那种。高中生则有思想、讲策略。运动初期，红卫兵组织也想搞“正规”，还有点假正经，恨不得拿入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虽然红卫兵组织企图正规化，但红卫兵组织从来就不是一个正规的组织，它其实就是一个群众的乌合之众。各种红卫兵组织只有看似相近的意识形态，却没有统一的组织形态，更像是白莲教、义和团。

    1966年8月，被人称作是“红八月”，是红卫兵打人最厉害的时候。很幸运，当时我不在北京，不然我肯定参与打人。今天的人们都在说“红八月”，吞吞吐吐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血腥的行为。

    “文革”刚一开始，工作组就进入了我所在的铁三中，由于受高中生的影响，我感觉工作组的行为是压制群众，企图用一种正规的方式来把群众运动捆绑在笼子里。我就开始写大字报，给学校提意见，批评工作组“束缚群众”，这下就有反革命的嫌疑了。工作组找到我爸谈话，听说我有反革命嫌疑，我爸马上就慌了，本来就是一野孩子，又有了反革命嫌疑还了得，“你干脆当兵去吧！”就这样1966年6月份，我离开北京，到内蒙古当兵了。我当兵的时间并不长，10月我父亲便出了问题，“兵”就当不成了。到11月份，我的津贴被停了，也未能随部队南下参加抗美援越，只好留在驻地继续放牛。1967年初，大概是春节前，我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