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和张春桥在列车上的合影（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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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1974年11月6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去信，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周恩来在信中明确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的信中，提及了召开四届人大的具体时间。他考虑到三届人大是1964年底召开的，因此四届人大最好在1974年底召开，相隔整整十年，不要拖到来年。周恩来写道：

　　“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周恩来已意识到江青会闹事，在信中用婉转的语气写道：

　　“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在，才能领导好。”

　　周恩来的信，使江青心急似火。六天之后——11月12日，江青也给毛泽东写信，再一次提出自己的“组阁”名单。

　　毛泽东在长沙看罢江青来信，提笔写下分量颇重的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写毕，毛泽东意犹未尽，又补写一句：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收到毛泽东的复函，江青算是略微收敛了一点。她在11月19日又给毛泽东去信，半是“检讨”，半是牢骚，话语之中充满怨气：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等，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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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  1974、11、19

　　“闲人”不闲，江青其实是个“大忙人”。她忙着“组阁”，才一次次给毛泽东捎话，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