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91岁的邬沧萍先生是我国“人口学”的开拓者，也是“老年学”的奠基者。他于1951年响应国家号召，从海外归来参与创办高等教育，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从事人口学研究，又于近花甲之年从事老年学研究，是目前我国研究人口问题时间最长的学者。
在专攻人口学研究的40多个春秋里，邬沧萍先生不仅为国家制定人口、计生政策和应对人口老龄化建言献策，而且开创了中国人口学、老年学史上的多个“第一”：创办我国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第一个人口学系、第一份人口学学术期刊，并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研究人口学及老年学的硕士、博士。
如他自己所言：“选择这些冷门学科，不是谋生的需要，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需要、科学发展的需要。”可以说，邬沧萍先生见证了中国当代人口学、老年学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由于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方面贡献卓越，邬沧萍先生曾获“中华人口奖”、“老年学终身成就奖”、“人口学会终身荣誉会员奖”、“中国老教授科技兴国奖”等多项学术奖励。
如今，邬先生每天仍要工作8小时，专注于思考与研究，对于人口问题、老龄化问题等，有许多深入思考。在他看来，人口学家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是“在结果出现之前就看到结果发生的方向和影响，从而引导其向良性方向发展”。
■关于人口战略：惟一可选择的是在半个世纪内，逐步实现零增长，既不使人口过分膨胀，也不会出现人口急剧减少和过分老化。
■关于人口老龄化：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国家都不例外。我国即使没有生育政策的干预，人口老龄化也终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出现。
■关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首要任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让劳动力充分就业；第二是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健康老龄化，让老年人都能长期生活自理。另外，任何民生投资，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有利于解决老龄化问题。
归国效力 参加第一次人口普查
满头银发一丝不乱，面色红润，腰板笔直，声音浑厚、洪亮，见到邬沧萍先生时，很难将眼前这位健康老人与“耄耋”两字相联系。邬先生现已91岁高龄，但看起来只有70多岁。在将近3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他始终谈笑风生，毫无疲态。
“我今年91岁，但我的体能、认知能力及思维记忆能力不比六七十岁时差多少。只要我们大多数人从现在开始重视健康老龄化，那么以我国的经济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来应对2050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会有解决不了的困难。”邬先生的心态坦然而豁达。
邬沧萍先生83岁才离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办公室，但是回家后，他始终闲不住，甚至更忙碌，不仅指导博士生、编书、写文章，还要定期在清华大学授课。去年，邬先生主编的50万字著作《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出版，90高龄仍有新作出版，令晚辈后学无不钦佩，而邬先生却从老年学研究的角度认真思考：“长寿是不是和一直在工作有关系还没有定论，我要研究一下，也想亲身试试。”
在邬先生家的墙上挂着一幅字，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在邬先生80大寿时赠予的，隽永的两行大字写道：“建言立说堪为大家，解惑授业无愧人师”。这两句话，正是对邬先生在人口学和老年学事业方面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最好写照。
1922年，邬沧萍出生于广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海关学院，分配到香港九龙海关当公务员，捧的是“金饭碗”。其后，他自费到美国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党中央号召海外的爱国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所有留学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回不回国的选择。当时，邬沧萍已经拿到MBA学位，正在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夫人李雅书也正在哥大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儿子也已在美国出生。周围很多声音劝说他继续学习或者留下工作，不仅有奖学金提供，以他和家人的条件还可能拿到美国绿卡。
“中国人回国还需要有理由吗？留在美国才需要找借口。”邬先生回忆道，“朝鲜战争爆发，我担心不好回来了，于是放弃博士学位，全家人一道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回国后，邬沧萍由教育部分配到辅仁大学经济系，后经院系调整，进入到他曾经“想都不敢想”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统计学。
“其实，在美国读书时，我就对人口问题很有兴趣。”当时全世界刚兴起国民计算研究，邬沧萍专门选了几门课，其中一门叫“国民收入的人均比较”，哥伦比亚大学的材料很丰富，他研究了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研究结果表明：旧中国最好的年头是1936年，风调雨顺，但是人均年收入只有36美元，连哥伦比亚大学一门课的学费都不够，那时美国人均收入已达到2000多美元，相差70倍。他又开始研究中、美自然环境状况，结果显示，美国人均占有耕地是中国的10倍。“若按人均来算，我们的基本能源没有不短缺的，所以那时我意识到，人口问题是一个致命伤，是中国的大问题。”
在美国留学后期，一心想要回报祖国，邬沧萍考虑到，当时MBA只适合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中国的计划经济根本用不上，于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专门修了“技术上有用”的统计学。
回国任教不久，1953年，邬沧萍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已经超过6亿的统计数据出来后，全国为之震惊。知识分子、党内党外都在讨论人口问题，较多的倾向意见是要解决人口问题，马寅初在1957年发表了他的《新人口论》。就在大家热情高涨的时候，1957年，“反右”风暴席卷而来，人口学首当其冲，主张控制人口的学者都被划成“马尔萨斯主义”，当时著名的社会学家陈达、吴景超、李景汉、潘光旦、费孝通等都被划成了“右派”。1958年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受到了更加严厉的批判，人口学成为中国学术界不能涉足的禁区。“我为什么没被划成右派呢，我那时候还年轻，人微言轻，得以幸免。”邬沧萍先生道。
风暴袭来，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从此鸦雀无声。邬沧萍继续教统计学，但是他并没有离开人口学，统计学中有一门分支学科叫“人口统计学”，研究人口的发展规律。
在此后长达20年时间里，人口问题成了没人敢碰的“高压线”，人口学研究进入停滞时期，同时，人口控制也失去了最好的机遇，导致人口增长在五六十年代达到世界人口增长的最高峰。
“到1980年左右人口已将近10亿，在不到30年里增加了3亿多人，这些人还要生第二代、第三代，所以这3亿多人一定会在三四十年后变成10亿。”邬沧萍时常遗憾于全社会没能一开始就全面认识人口问题，至1980年第一个人口高峰时提出独生子女政策，已是不得已而为之。
其生有序 提出控制人口最可行建议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尤其重视人口问题，经常召开会议。但是国内自1952年就取消了人口学专业，许多工作就显得措手不及，于是，国家计委从中国人民大学抽调十几人，邬沧萍也在其中，到国家计委专门研究人口问题，目的是参加1974年召开的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当时，他刚结束5年的农民生活，从干校下放回来，很快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邬沧萍和研究小组主要梳理了中国人口史和国外人口研究，在此期间，他翻译了大量人口问题和人口学方面的著作，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刻，“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世界最复杂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
“70年代初，国家对人口问题在思路上还不清晰。在罗马尼亚的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上，我们发表中国声音时：一方面提出人是最宝贵的，人多是好事，一方面又提出要控制人口。”会议落幕后，邬沧萍所在的临时研究小组解散，国务院文教办、北京市委和计划生育办公室联合向上建议，成立一个常设的人口研究机构，定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选的自然是临时研究小组成员，结果多数人都愿意回原系所，只有邬沧萍和刘铮留了下来。“我认为这是国家的需要，我心甘情愿的。当时‘四人帮’还没倒，为了谨慎，我们搞的是外国人口问题研究，也搞人口理论，但是不敢明目张胆提出控制人口。”
邬先生回忆起人口学研究所白手起家的情形：“教师不分年龄，同甘共苦，油印讲义、装订杂志，四处收集资料。除了硬件条件差，软件条件也非常差。首先，人口学这门学科在旧中国很薄弱，专门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留下的著作不多，缺乏现代人口学理论、知识和方法，最为缺乏的是完整可靠的人口数据；人口上的争论文章大多是推理论文，缺乏人口变量数据来证实，不能令人信服。其二、国际人口科学资讯全来自前苏联，前苏联的人口学理论同西方大相径庭，研究方法也相对落后”。邬沧萍等人口学研究者，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创了我国现代人口学的新局面。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高扬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风帆。国家统计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与中国人民大学一起进行了全国性的人口预测调查，调查时发现，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已新增加6亿人口，其中3亿多是妇女，按照这个基数，只要每人生一个孩子就是3亿，每人生2个就6亿！
形势非常严峻，1979年2月，邬沧萍和刘铮在《人民日报》共同发表理论文章《人口非控制不可》，论证了控制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自批判马寅初之后，人口研究文章近乎绝迹，《人民日报》当时已有近20年不曾发表相关文章，这篇理论文章为之后人口科学的蓬勃发展吹响了号角。
随后，由邬沧萍起草，与刘铮、林富德共同撰写的《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递交到国务院，报告分析认为，由于失去了控制人口的最佳时机，一般的人口控制已经不行，必须进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坚决杜绝生三个孩子，对于生两个，不反对、不鼓励也不支持。”这份报告是“文革”结束以后，全国第一个向上报送的人口研究报告，被两次登在《内部参考》里，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放，其观点被认为是“中国控制人口最佳的、最可行的建议”。
一年后，1980年9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所有党员、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的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积极负责地、耐心细致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推行。
“当时已经无路可走了，每20年出生一代，如果不控制，到现在中国人口就是18亿人，就业、吃饭、住房怎么解决？中国自然条件并不是很好，相对来讲，人口多，比老龄化这个问题要严重得多，难解决得多。”邬先生说。
由于实行计划生育，中国13亿人口的到来推迟了4年，世界60亿人口日到来的时间也推迟了4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严格控制人口利大于弊，不然中国绝没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机遇。”邬先生感慨道。
邬沧萍既反对放任人口盲目增长的战略，也不赞成过低的人口增长战略。当时有人提出贯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持续几代人，把人口总量控制在6-7亿，邬沧萍不赞同，“人口问题很复杂，在一定时期提倡生一个可以，但要强制只能生一个，持续几代人，肯定不行”，他主张，惟一可选择的战略是在半个世纪内，逐步实现零增长战略，既不使人口过分膨胀，也不会出现人口急剧减少和过分老化。
其老有安 最先预见人口老龄化问题
在早期参加人口学国际交流时，邬沧萍就看到，中国必须重视老龄问题，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于是上世纪80年代初，花甲之年的邬沧萍逐渐转向老年学研究，在全国最先提出要研究老龄问题。
“那时中国很少有人意识到人口老龄化问题，很多人反对我，说你一方面提倡计划生育，一方面又搞老龄问题，不利于执行国策。我讲，老龄化是一定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国家都不例外，只是出现时间早晚、进展速度快慢、程度高低有所差异。我国即使没有生育政策的干预，人口老龄化也终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出现。”
1984年，邬沧萍在《人民日报》发表《老龄问题和我们的对策》，在理论上阐明控制人口与老龄问题的相互关系，呼吁优先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也要重视老龄问题。
“研究老龄化问题没有什么市场，因为中国老年人太穷。”80年代初,他在各种学术会议以及政协会议上呼吁要未雨绸缪，为人口老龄化作好理论、经济、健康、制度建设等各方面准备。1983年,在国家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支持下，他开始指导我国最早的老年学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30年来培养了一批学科骨干。在他的倡导下，1986年成立了老年学学会，世纪之交，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老年学研究所，这是教育部批准的全国第一个正式设立老年学专业的高校研究机构。
“人文社会科学是全局性、战略性科学，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社会科学家最糟糕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一会说人越多越好，一会又严格控制只生一个，没有长远的看法，赶风头，这不是真正的科学。”邬沧萍认为，眼下讨论得很热的“人口红利拐点”，也是赶风头，把问题放大，并不是科学。“还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因老龄化问题受到阻碍，发生经济危机的国家都涉及到财政金融问题，并非因为老龄化问题。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劳动力有8-9亿，并没有减少，之所以劳动力不足，是因为很多人没有充分就业，很多人的工种、能力与需求不符，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把‘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叫有利，‘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叫不利，这是很肤浅的概念，是简单的数量计算。真正判断劳动力的‘红利’，除了看数量，还得看人的质量、素质和技能。过去的劳动力很多都是小学、初中水平，现在多是初、高中水平，将来是高中和大专水平，素质不一样。我们做研究，数量的拐点会作为一个因素去考虑，但不是决定性因素，真正决定性因素是科学技术创新、改革，现在的城镇化就是改革，就有很多红利。”邬先生道。
现在有一种观点，提高生育率可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邬沧萍认为，这是下策，后患无穷。“首先，增加新生人口来缓解现阶段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其次，新增的出生人口在成长为劳动力以前，属于被抚养群体，一定时期内增加了社会负担，形成社会老少负担的‘两头沉’；最后，现在增加出生人口，意味着60年后扩大老年人数量，不仅无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反而会造成恶性循环。”
怎样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邬沧萍认为，首要任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让劳动力充分就业，第二是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健康老龄化，让老年人都能长期生活自理。“现在应对老龄化，首先要向最困难的老人倾斜，他们的贫困很多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就业不充分，收入低，私有财产也没有，现在国家的‘新农保’，表明政府承担这个责任。”
“另外，任何民生投资，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有利于解决老龄化问题。教育好了，文化水平高了，老年得病之后，就懂得自我排解，而不是死于无知，有知识和没知识的人健康水平是不同的。”
关于城镇居民养老，邬沧萍认为，依靠社区服务将是大势所趋。“完善的社区医疗、社区服务是未来城镇居民养老的关键，不是什么特殊的病，可以直接在社区医院解决，不一定都去三甲医院。但是目前我们的社区服务体系还没做好，我相信我们慢慢会好起来的。”
亲身体验 人究竟该怎么应对老龄化
在国内，邬沧萍是较早提出“健康老龄化”的学者，有人说，邬沧萍本人就是一个“活广告”。
邬先生83岁才离开办公室，他的《从人口学到老年学》、《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等书都是退休后出版的。在他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因病住过医院，没有请过病假，也从来没有感到腰酸背疼的时候，退休前他每天都是12点后睡觉；他先后出国访问80多次，去过很多国家，经常是一下飞机就参加会议。
常有人向他请教“养生之道”，甚至国外朋友都问“为什么每次见到你，从来不见老？”邬先生答：“我没有‘特效药’，都是保健普通常识，贵在实践，贵在坚持！”
邬先生相信“生命在于运动”，年轻时他热爱体育运动，现在每天仍坚持用一个小时活动身体，平时看电视的时候也要走来走去。他有一套自编的“保健操”，专门解决自己身体上的“短板”问题，比如锻炼关节、腰部、韧带，做这套操，身体各个部位的关节都活动了，又吸入了大量新鲜空气。他还发现睡眠对一个人很要紧，所以特别重视作息规律，每天七点起床，中午午睡半小时到一小时，晚上看完央视《共同关注》，十点以后再看会儿《参考消息》，然后睡觉。“我也学过很多老年医学，知道怎么养生，但是我认为养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饮食平衡、科学健身、心理平衡等等，最要紧的是坚持。”
邬先生说，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了，一个人的衰老是可以推迟、可以延缓的，不是“逢老必衰”、“逢老必病”，降低完全不能自理的人的比例，这是国家发展的目标。“过去我刚搞老年问题的时候，100岁都是按百万分比计算，现在有些国家已经变成万分比，我国个别地区也有万分比的。现在90岁是千分比，80岁是百分比，都比过去大大提高，这是人类的进步，将来100岁不算回事。随着人的寿命延长，到65岁退休，这是全世界的趋势。”
邬先生强调，很多老人观念还没更新，不懂得自立，应该尽量提高自己的独立性，依靠自己，提高自理能力，而且有能力的话，还要帮助社会，做义工。
因夫人李雅书于2007年去世，子女又都在美国，邬沧萍先生如今是名副其实的“空巢老人”。但是，他每天依然忙碌而充实，对生活、工作的激情丝毫没有减退，因为他相信“一个人有生活目标和没生活目标是不一样的”。邬先生说：“我之所以还在工作，就是想看看一个知识分子的潜能究竟有多大，自己要做个试验。”
“现在很多专家研究老年问题都没研究到家，为什么？从65岁到95岁的老人，年龄相差30岁，中间差别很大，研究者若没有亲身体验，就没法研究透彻。健康老龄化，我要亲自试一试，能不能把无法自理的时间压缩得最短，当然，最好一直能自理！”
说到这，邬先生爽朗地笑了起来：“所以乐观是很要紧的！”
邬先生的笑容极富感染力，在乐观豁达之外，还可以真切感受到他不断探索、挑战自我的信心。采访临近结束，邬沧萍先生慨然自勉：“我想试一试，用我的生活经验、我的老年学知识、老年医学知识，总结一下，个人怎么应对老龄化、社会怎么应对老龄化。再给我几年，我就能慢慢总结得更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为社会再作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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