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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 ，童青林 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问过邓小平：“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回答说，他一生当中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邓小平一生“三起三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就有两次被打倒。一次被下放到江西，一次被禁锢起来，冒着被暗害的危险。而他的复出又是同“天安门事件”联系在一起，这成了当时两个敏感的话题。

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是因为毛泽东不愿意看到他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3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从江西“牛棚”里回到北京，开始代替周恩来分管国务院的工作。他在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期间，于1975年开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这种整顿实际上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左”的错误做法。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允许的。在此期间，毛远新经常在毛泽东跟前搬弄是非。他在1975年9月曾告诉毛泽东，现在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还对毛泽东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

恰好在这个时候，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等几个人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了两封信，这使毛泽东感到不悦。他由此认为，刘冰等人写信的动机不纯，他们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他把这件事同毛远新汇报的情况联系起来，断定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希望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让邓小平主持通过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些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的人作这个决议，就可以堵住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异议的人的嘴，使他们不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想给邓小平一次机会，让他改变观点。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他还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随之而来的是，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被停止了。1976年2月，华国锋代理国务院总理职务，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时，全国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华国锋分批向党内高级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他甚至认为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还是留了一定的余地，说：“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